1946年10月，莫泽民所在的三峡勘测队，安排测量三峡前坪一带的地形，他们在“踩点”时，意外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景象。
莫泽民于1925年出生于重庆，1946年从重庆国立中央工业工科学校毕业，因为专业是土术工程,他和七位同学一同被分配到了全国水电总处(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三峡勘测队。
莫泽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就听老师说孙中山提出建三峡大坝的设想，当得知被分配到三峡勘测队的时候非常兴奋，宜昌这个地方离重庆并不是很远。年轻气盛的他们准备在宜昌做出一番成绩。
莫泽民记得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派出的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在三峡进行了为期约两个月的勘查和测量，编写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拟定了葛洲坝、黄陵庙两处低坝方案。
1946年10月，抗战胜利快一年了，莫泽民所在的三峡勘测队，派小组测量三峡南津关坝址施工场地前坪一带的地形。按照惯例，正式测量前他们会提前“踩点”。
那天，莫泽民一行人由云集路口出发，走过北正街，过长桥溪临时搭的木便桥到达前坪，再循后坡寻径上山。
此时正好是初冬，满山芒草被大风摇得呼啦啦作响。草深过膝，茎粗如筷，草籽成熟形如箭头，箭尾有粘丝，人畜碰着就会粘附带走为其传播，但箭头有进无退，可穿透层层厚布直刺入皮肤，一路并不轻松。
他们一行爬到半坡时，坡度渐渐陡峻。看到一块矩形的一块石头，石面平整。长宽厚大概2x1x0.5米。石外缘山坡非常陡，石内侧有宽一米多平台。
他们爬上平台，竟然见到三颗头骨整齐地排列在孤石后缘面上，大家立即绕到石头后面，看到三具身首相接的骸骨，真的太震惊了。
根据他们俯卧的姿势（面临前坪即长江），莫泽民大致判断他们是抗日士兵，正借石头做掩护并射杀日寇。
他们往前走了不到十米，沿着平台向长桥溪方向数米处，又发现了一处平卧骸骨，连军服扣子都整齐排列不乱；再往前行进十几米，又发现了两具完整的骸骨。勘测队的同事黄銮彩赶紧拿出勘测拍照的相机，记录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
可以想见，这个一米多宽半弧形平台，就是当年防御长江和长桥溪两个方向来犯之敌的战壕，经历数年雨水冲刷而逐渐淤平了。
忠骨何以个个完整无损实在令人费解，莫泽民和大家猜测，极有可能是日寇使用毒气导致抗日战士窒息而牺牲。
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沿前后坪山脊而上，大约在三游洞至喜亭下方一二十米处看到两个交错构建的圆形钢筋混凝土碉堡，高差数米。由于莫泽民落在勘测队大队伍后面，便独自钻进下面一个碉堡内，想看个究竟。尽管碉堡内光线幽暗，但见江面方向射击孔右侧壁旁，竟然屹立着一具站立的右膝抵靠碉堡墙壁作射击姿势的忠骸。
此忠骸抗战后又过一年还没有倒，非常神奇，莫泽民感动得热泪盈眶。事后，三峡勘测队走访时才知道，这里曾
经发生过要塞保卫战——石牌保卫战，而遗留下的正是抗日战士的骸骨。
石牌保卫战是指1943年5月21日至6月3日，发生在湖北宜昌的一场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以弱胜强一次著名战役。莫泽民感慨，多少跟自己一样的年轻的战士们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保卫陪都重庆。
1947年5月，随着内战的扩大，国民政府中止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的实施，莫泽民遂于1947年7月离开宜昌回到家乡重庆。
离开三峡勘测队后，一直到1977年，莫泽民一直在葛洲坝工程局设计院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加入中南勘测队在湖南长沙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89年年底正式退休。
上世纪九十年代，因缘际会，莫泽民又当上了清江建行（三峡建行前身）的顾问，又重新回到当初勘测的地方，发现那两个碉堡早已被拆毁了。
他感觉如果那两个原碉堡保存下来，抗日英雄屹立射击的骨骸也随之保存下来，那是比抗日纪念碑、展览馆更为直观更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他知道现在有高超的技术手段可以还原一些场景，但是稀世的抗日历史见证文物没能保存下来，他还是觉得太遗憾了。
晚年，莫泽民和老伴搬到宜昌定居。莫泽民老人活到老学到老，每天坚持看《三峡晚报》和《南方周末》，他说《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让他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坚如磐石的石牌——抗战命运的大拐弯》让他更加深入了解宜昌抗战。看到了《三峡晚报》上的“口述历史”后就决定讲出这样一段历史，共同缅怀抗战先烈。
莫泽民老人对年轻人讲述当年见证英烈遗骸之景后，还沉浸在自己的记忆中许久，他还起身模仿碉堡内战士靠墙壁射击的姿势。莫泽民老人拿出了自己每天坚持写的日记，称这是一部快成型的自传，他说多看书多了解历史，我们才不会忘本，才能让英烈安息。
致敬缅怀抗战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