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那名家喻户晓的“特别姑娘”侯隽，后来怎么样了？

2008年11月29日，《成都日报》的记者正在采访一位曾经的女知青，当问到她为何要义无反顾地到农村去时，老人笑着回答道：“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国家需要，我便去了”。

这位女知青便是上个世纪60年代大名鼎鼎的“特别姑娘”侯隽，1962年，她积极响应政府“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主动放弃了高考，毅然选择到农村插队。

扎根农村以后，侯隽丝毫没有城里女青年的娇气，和村民们一起从事生产劳动，风雨无阻，深受百姓的爱戴。

1963年，一篇名为《特别的姑娘》的报告文学在人民日报发表，从此侯隽的事迹家喻户晓，而她本人也成为了当时青年学习的榜样，此后更是多次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转眼间，距离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昔日的知青典型侯隽也已成为年逾古稀的老人，功成名就之后，如今的她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她又为什么被称为“特别姑娘”呢？

关于女知青侯隽的传奇人生，还要从当初的那段峥嵘岁月讲起。

侯隽，194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境殷实，母亲还是夜大的老师，所以她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成绩优异。

在她13岁那年，侯隽考入了当地的良乡中学读书，该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过来的，甚至在侯隽的班里算上她也就只有5个不是农村的，因为长期耳濡目染，她和农村、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9年，全国各地连续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困难，一年后中央发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号召大家进行生产自救。

与此同时，邢燕子（先进典型，“邢燕子突击队”的队长）的事迹被广泛报道，广大城镇知识青年深受鼓舞。

在二者的影响下，侯隽也产生了到农村去的想法，当时她的学校也经常号召农村来的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侯隽因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便负责留在学校里看管和研究试验田。

每到开学的时候，侯隽总是认真地听从农村回来的同学们讲述在家的务农经历，因而更加对农村心生向往。

1962年夏，六年的中学时代即将结束，校长在毕业之前的一次演讲上特别指出从农村来的学生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即鼓励没有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积极回到农村劳动。

侯隽听了校长的这番话后，也想去农村，不过当时中央还没有大规模的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有着城市户口的她只能自己先去向政府申请。

可侯隽一开始也不知道该到哪个农村去，于是她就找来了自己的舍友司福珍，司福珍是一个来自窦家桥村的学生，二人一番交谈之后，一致做出了放弃高考回到司福珍家参加劳动的决定。

侯隽的农村之行起初并不顺利，因为她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以她的水平不出意外，很轻松就能考上北大清华这类顶级高校，所以，在她决定去农村之时，首先就遭到了学校老师们的一致反对。

一天，校长主动叫来侯隽，劝她再考虑一下放弃参加高考的事，可侯隽却笑着回答道：“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不过我决定还是不考了，因为万一要是考上了，没准我就舍不得离开学校了。”

当时城镇青年去农村不像后来那样直接去就可以，要办理很多的手续，而且还要受到所在村村委书记的认可才行。

于是，侯隽在征得校长的同意并且向北京市政府报备之后，赶紧让司福珍把她想要到窦家桥村的决定告诉给了村委书记，几天之后，侯隽却收到了村委书记发来的拒绝通知，这让她非常失落。

原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有大批的城镇知识青年因为受不了农村的苦日子，就主动从农村回到了城里生活，书记也觉得侯隽会和他们一样只是一时兴起，过不了几天就会离开，与其如此，还不如不让她来。

侯隽得知后心里十分着急，正巧司福珍的弟弟司福玉也在这里上学，只比她小一级，但是年龄却比侯隽大一些（在当时，农村孩子上学的年纪一般要比城里的晚一些），于是侯隽心里便有了一个主意。

一天晚上，侯隽和司福珍两人回到宿舍后，侯隽拉着司福珍的手激动地说道：“阿珍，我一定要到农村去，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司福珍用力地点了点头，可还是疑惑地问道：“隽，我肯定会帮你，可现在书记他不同意你去，我们还是应该从长计议。”

侯隽笑着说道：“你不是有个弟弟在这上学嘛，他如今也20多了，不如你就和书记说我和他已经结婚了，这样他就没有理由阻止我去了。”

司福珍当时也不想和侯隽分开，便立刻答应了她的请求，第二天一早就托人把消息告诉给了书记，殊不知几年后因为种种机缘巧合，侯隽和司福玉真的结为了夫妻。

书记得知后立马就同意了，并向一旁的人大笑道：“我就说嘛，条件这么好的女娃子来咱们这干什么，原来竟然是让大福子（司家玉）那小子得了便宜。”

侯隽本以为马上就能出发了，可当她把消息告诉给父母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的农村生活实在太难了，父母不忍心孩子到那里受苦。

可侯隽却一直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到农村去，几天之后，她的父母见劝说无果，便决定支持女儿的行动。

因为当时主动下乡插队刚开始是没有工资的，要等秋收后根据工分进行分配，所以在侯隽到达窦家桥村的时候，她的父母每个月都省吃俭用，给她寄去15元钱当生活费。

就这样，在把一切的困难都解决了以后，1962年7月，正式从学校毕业的侯隽就和司家珍一起来到了窦家桥村。

窦家桥村位于天津市宝坻县（现改为宝坻区）史各庄镇的中部，侯隽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田地高低不平，村子南面还有几百亩的盐碱地，粮食产量极低，当地流传着“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种啥啥不长，遍地是草荒”的歌谣，条件十分艰苦。

可侯隽来之前早就做好了艰苦奋斗的准备，来到这后更是从来没有叫苦，和村民们一起默默劳作，起初因为实际劳动还不是很熟练，一向奋勇争先的她觉得自己有些“落后”了，为此她每天都比别人提前两三个小时到地里耕作，渐渐地她很快就追上了大家的进度。

侯隽不怕吃苦的行为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可，她心里非常高兴，可没过多久自己多年的舍友司福珍却被调到了冀县当民办教师，而此时侯隽还在她家里居住。

村里的大妈觉得侯隽只剩孤身一人，都非常心疼她，当时邻村正在邢燕子的带领下进行生产建设，大妈们便纷纷劝她去邢燕子突击队工作，但侯隽并没有因为好友的离开就感到失落，相反，她被村民们的热情打动了，决心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建设。

此后，侯隽效仿邢燕子也组织起村里的姑娘们一起到田里劳动，虽然手指经常被秸秆划破，但她马上就用布条缠好伤口，然后接着干，日复一日。

每当大家产生了不好的情绪时，她总是自信地鼓励道：“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一起加油，马上就要胜利了”。

刚开始的一年，侯隽就这样一直踏实种地，和当时的众多知青一样埋头在田间乡野，默默无闻，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963年6月，著名编剧、作家黄宗英正在天津体验生活，她听说了邢燕子的光辉事迹，便亲自前往宝坻县进行采访。

可就在黄宗英采访完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陪同的老干部说隔壁村里还有一位能干的女青年侯隽，黄宗英一听很感兴趣，便决定去参访一下她。

这天下午，黄宗英来到了窦家桥村，到了村头，迎面走来了一位正拿着锄头的大叔，黄宗英笑着问道：“请问侯隽住在什么地方？”

大叔放下手中的锄头，然后用手指着远处的田地，笑着说道：“你找她啊，现在她指不定在哪块地里干活呢！”说完，扛起锄头就朝田里走去。

这时，几位大妈围了上来，其中一位仔细打量了一下黄宗英，看她和侯隽当初来时的穿着几乎一模一样，便笑着说道：“你是侯隽的同学吗？你也是来我们村工作的吧。”

黄宗英看到大家都很热情，笑着回答说：“我不是，我听说她在这里参加劳动，特地前来采访她，你们都很喜欢她吗？”

一位大妈听后大笑，激动地说道：“那可不，不仅是我们几个，村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虽然她只来了一年，但和这里的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那她干活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她之前在城里可没怎么参加过劳动。”

“起初，她确实不怎么会，但是她够努力啊，而且十分的特别。”

“怎么个特别法？”黄宗英饶有兴趣地追问道。

这时一位大妈感慨地说道：“她特别的有志气，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的有教育作用”，另一位大妈接着补充道：“人家跟咱这儿不沾一丝边儿，还非在这儿苦干实干，咱们还有啥话说！”说完，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肯定。

黄宗英后来又和从地里回来的侯隽简单地聊了一会，当问到她为什么到农村来的时候，侯隽坚定地回答道：“我的志向就是扎根农村”。

半个多月后，黄宗英回到了北京，在一次和周恩来总理吃饭的时候，她和周总理无意间聊起了侯隽的事迹。

当时中央正在想办法鼓励城市青年踊跃到农村去，周总理听后很是开心，当即指示黄宗英尽快把这件事报道出来，并反复嘱咐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让英雄埋名”。

于是，1963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特别的姑娘》的文章，根据黄宗英和村民以及侯隽谈话的内容，着重描绘了侯隽这样一个不辞辛苦、不怕困难，艰苦奋斗、默默耕耘的女知青形象，“特别姑娘”侯隽的名字从此响彻大江南北。

出名后的侯隽职务多了，荣誉多了，生活也改善了，但实际参加劳动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这让她既充实又感到困扰，因为她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

为了尽可能地不影响劳动，侯隽经常在夜里写报告，白天空闲的时候一如既往地参加劳动，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经年累月，她的身体慢慢就吃不消了，大大小小的病痛接踵而来，可她依然在坚持，直到离开窦家桥村的那一刻。

转眼间，侯隽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年多的时间，她真正地喜欢上了在窦家桥村的生活，可她才二十几岁的年纪，此时的她想找个伴侣一同生活。

正好在侯隽和司福珍回村后的第二年，司福玉也回到了这里工作，而侯隽就一直住在司家，四年的时间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工作和交流，渐渐地彼此产生了感情，1967年，二人正式结为夫妻。

两人因为有着相同的文化水平，侯隽感到心烦的时候便经常向他倾诉，情绪也随之缓和了许多。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了做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侯隽身在农村积极响应主席的号召。

为此，她在前往北京开会的时候，多次到北京各大高校进行宣传，鼓励学生们毕业后能积极到农村去，因为榜样的力量，很多知识青年在她的感召下份份前往了农村。

1970年，年仅27岁的侯隽被破格提拔为窦家桥村的党支部书记，她上任以后，根据学到的知识，带领村民们科学种田，先后进行了土地平整和对盐碱地的改造，使粮食亩产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增加了5倍以上，村民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然而能力越高，责任越大，1980年侯隽升任为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开了她曾工作了18年的窦家桥村。

在侯隽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村民们纷纷赶到家中送别，一位大妈握住了她的手紧紧不放，旁边还有几个孩童拉着她的衣襟哭喊道“侯阿姨，不要走”，此刻侯隽的心里也十分的不舍。

“国家需要我走到哪里，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走到哪里”，这是侯隽心中长期以来的坚定信念，尽管心有不舍，还是忍痛奔赴了新的岗位，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她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到窦家桥村看望那些当年善待她的村民们。

2001年1月，57岁的侯隽担任了宝坻县政协主席，这年9月，为了加快天津市的建设步伐，宝坻县正式改为宝坻区，而她就自然地成为了宝坻区政协主席。

官越做越大，态度却越放越低，到侯隽家中拜访的百姓们络绎不绝，而她不管对方是何身份，总是热情地接待，并且主动把他们的意见记录下来，最后统一在会议上讨论，当地的百姓都很爱戴她。

除了在政府部门任职以外，侯隽还兼任着天津宝坻桑梓助学基金会副理事长，时刻关心着祖国下一代青年的成长，不仅如此，她还经常给困难的儿童捐钱捐物，帮助退休的老党员干部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2007年5月，侯隽在宝坻区政协主席的任上退休，退休以后的她选择了隐姓埋名，和老伴一起过上了平凡的生活，而在这平凡的生活里，她一直坚持做着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写一本关于周恩来总理和知青之间故事的书籍，以此缅怀伟大的、亲民的周总理，这个想法早在她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的时候就产生了，而且也做了一些资料上的收集。

至于为什么写这本书，那是因为侯隽曾经亲身受过周总理的熏陶，在她成为知青典型的那段时间，先后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多达6次的接见，而每次周总理的细心和用心都让她很是感动。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总理在一份报告中看到了侯隽多达13个的职务，随后又专门问了侯隽的情况，得知她为此深受困扰。

于是，周总理耐心地对相关领导说：“她的职务太多了，不如这样吧，你们就只保留她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和窦家桥村党支部书记两个职位吧，这样也方便工作。”

事后，侯隽得知竟然是周总理百忙之中亲自过问的她的事，激动地眼泪瞬间掉了下来，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次经历，她都坚定说道：“做人就要像周总理那样，心里永远装着群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8年2月1日，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侯隽编写的《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在书里面她这样赞扬周总理：

“您是一座丰碑，您的丰功伟绩和精神风范为千秋万代所传颂，永存于中华儿女心中……您是一面镜子，您以自身塑造的完美让我们时刻在您面前整理着自己的行为和容貌……您是一位师长，您那慈父般的关怀和教导给了我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和进步源泉……”

这年九月，65岁的侯隽老人亲自前往成都出席了这本书的发布会，在发布会结束以后，她接受了一名记者的采访，面对采访，她淡定且从容。

记者问道：“侯老，您当初为什么一定要到农村去？”

侯老笑着说道：“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国家需要，我便去了，而且我确实有扎根农村的理想。”

记者再问：“那您现在后悔过吗？”

侯老自信地说：“从来没有，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认为大学生毕业后应当到农村锻炼一下，提高实践的能力，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和当初选择一样。”

记者最后问道：“当初您是全国的先进典型，而如今的您生活变得平淡，请问您的心里有过落差吗？”

侯老坚定地说道：“从来没有，就是在当初火遍全国的时候，我也没觉得自己和普通的农民有什么区别，我只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做了我该做的。”

如今，侯隽老人已年逾古稀，她经常和老伴一起接孙子放学，在公园里散步，一家人过起了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