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伙房举行，从东北赶来的林彪带来了一张虎皮，铺在了主席台上。
因为没有现成的大会议室，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前，中央警卫部队拆除了伙房内的炉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几面鲜红的党旗挂在了四壁，如此方才挡住了烟熏火燎的痕迹。
林彪将一张虎皮铺在了主席台上，成为整个会场里最值钱的陈设。
毛泽东批评说：林彪同志，我看你是山大王还没当够呢！
因陋就简，这张虎皮还是留在了主席台上。西柏坡这个朴素的伙房，成了最有趣的会场。
李立三和罗迈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校友，而蔡畅、罗迈则是除毛泽东外，另外两个新民学会成员，他们都当选了中央委员。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34位而蔡畅是唯一的女性中央委员。
当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时候，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董必武。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不是一次欢庆胜利的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
刘少奇在3月12日大会报告发言《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中，率先带头就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做了坦诚的自我批评。
一直拼命工作，当时已经被胃病折磨得几乎垮了的刘少奇，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功劳，而是带头做了自我批评。那些从前线回来，一身硝烟的战将们，更是没有讲述自己的一分功劳。唯一为自己辩解和评功摆好的人，竟然就是王明。
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集中批评了王明提出的“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泽东说，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还为党立了这样几条规矩，他说：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主报告，他向全会历数了中国的“家底”：“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如今连这个比例也达不到了。
毛泽东说：“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快地把这个比例颠倒过来，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国。
今天看来，毛泽东兑现了他在1949年3月，在那个烟熏火燎的伙房里对历史做出的承诺。
严肃的资产阶级学者高度肯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莫里斯·迈斯纳用一系列数字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毛主席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
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
迈斯纳说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相对于农业、手工业、轻工业来说，搞重工业是最难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一般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要素市场的建立为前提的，只有建立起强大的资源和资本供给体系，现代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正是新中国前30年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的资源和资本供给体系，为后30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如果没有电、没有土地、没有交通运输，如果没有人民币为核心的投资体系，市场经济可能吗？
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经济很难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