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抛头颅洒热血，与日军奋勇搏杀，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然而却有一部分人为了贪图享乐、苟且偷生，主动成为了日本人的汉奸，这些人毫无底线、无恶不作，帮助日军迫害百姓，打击我方的军队，令广大军民深恶痛绝。
1943年夏的一天，一名在山东有名的大汉奸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东都镇办事，当地人看见汉奸过来都恨得牙痒痒，但迫于日本人的威协，大都敢怒不敢言。
可就在汉奸到达的当天晚上，镇里的一位老农趁着他正在路边小便，拿起粪叉从背后朝着他的脑袋砸了过去，一下就把他打晕了，老农因为亲手抓了一个汉奸十分高兴，连忙把他送到了八路军首长那里邀功。
不过令老农没有想到的是，当首长看到这名还在昏迷的汉奸后却急了，立马让警卫员找到医生，并吩咐道：“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活”。
那么，这名汉奸到底是谁？为什么组织没有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反而要着急救活他呢？
其实，这名“汉奸”便是敌后抗日英雄郭善堂，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还要从他参加八路军时讲起。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郭善堂，1919年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县汶南区石棚村的一个家境殷实的农民家庭，十几岁时进入县立师范学校读书，成绩优良。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全民族抗战的热情愈发高涨，而山东恰恰是抗日的前沿地区，抗日运动此起彼伏。
1938年1月8日，年仅19岁的郭善堂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热血青年，毅然选择离开学校，参加了八路军。
郭善堂进入部队以后，被分配到了山东游击队第4支队1团1营3连，在里面当一个普通的士兵。
在部队里，郭善堂因为有过几年读书的经历，头脑灵活，常常能为班长建言献策，而且在参加任务时表现积极，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他就通过了组织上的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4月，郭善堂被提拔为第4支队的司务长，就职以后，郭善堂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敏捷的思维，很快就把部队的后勤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还因此多次受到首长的表扬。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失败以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山东全境就被日军占领，抗日形势愈发艰难。
当时日军对八路军在山东的根据地进行了多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根据地百姓苦不堪言，这也给八路军的后勤补给造成了严重的困扰。
1939年，为了帮助部队筹集钱粮，组织上把工作突出的郭善堂调到山东鲁中军区供给部担任募集队队长。
郭善堂上任以后，考虑到根据地百姓生活也很艰苦，没有多余的粮食。于是，他主动带人偷偷潜入日战区进行秘密筹集。
然而频繁进出日战区十分危险，郭善堂就在一次掩护战友撤退的过程中不幸被捕，还好当时他才20岁，看守他的伪军没有把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于是郭善堂就找到一个机会逃了出去。
郭善堂经过在日战区的多次往返，不仅为部队筹集到了粮食，还打听出很多日军针对根据地展开行动的消息，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打下武汉后，在正面战场上兵力不足，已无力继续进攻，转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后方八路军根据地的破坏上，为此多次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为了打探出日军的行动安排，减少日军给根据地带来的压力，组织上决定派出特工前往日战区潜伏，刺探情报。
郭善堂因为有过前往日战区的经历，而且机智灵活，很快就被时任军区敌工科科长的王芳注意到了。
这天，王芳把郭善堂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善堂同志，组织上决定派你前往日战区执行潜伏任务，但需要严格保密，现在叫你来就是问问你的意见。”
郭善堂有些不解地问道：“首长，您是要我假装去当汉奸吗？那我的家人不知道情况，我以后怎么面对他们？”
王芳耐心地劝导他说：“你的任务有我和少数的几个军区首长知道，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会给你证明的，不过现在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只能暂时委屈你了。”
郭善堂听到组织会证明他的身份后，满怀信心地说道：“首长，我坚决执行任务！”
王芳又对他说道：“在日伪军的眼皮子底下生活非常危险，稍不注意，就会面临牺牲的危险，你才22岁，难道不害怕吗？”
郭善堂站起身来，眼神坚定地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就这样在王芳的劝导下，郭善堂被组织派到了日战区进行潜伏。
“身在曹营心在汉”
1941年秋，郭善堂化名“林洪洲”只身前往泰安进行潜伏，在王芳的精心安排下他很快就取得了“良民证”。
郭善堂来到泰安县城以后，马上联络上了泰安的地下党情报人员王春风（王芳的哥哥），让他把自己潜伏成功的情报转达给了王芳。
当时，有一个叫曹浅石的日本人在泰安开了一家商行，名为浅石洋行，郭善堂打听到这其实就是一个日本人的特务机构，他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郭善堂经过一番谋划，成功进入到这家洋行当了一个买办，负责铜线的收购工作。
郭善堂到职以后，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与组织进行联络，专心为洋行工作，因此很快就受到了老板的信任。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郭善堂正和往常一样在洋行里清点账目，曹浅石派人把他带到了办公室，然后关上了门。
曹浅石笑着对他说道：“林先生，你最近表现十分出色，我想给你换个更好的工作，正好我在济南的朋友山田君那里缺一个人手，我希望你能去他那里。”
郭善堂在潜伏之前就知道山田是日军特务机关的头目，听到曹浅石的话他心里十分高兴，但他还是推辞道：“老板，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在您这里工作，换个地方我怕做不好。”
在郭善堂的推辞下，曹浅石更加对他放心，再三邀请他前往，郭善堂就这样顺利地跟随他前往了济南。
山田见到年轻的郭善堂后，十分满意，再加上曹浅石又为他说了不少好话，郭善堂就顺利留在了山田身边，成为了一名“特务”。
郭善堂成为“特务”以后，经常主动把一些表面上十分重要但又不会对根据地造成损害的情报交给山田，增加了山田对他的信任。
为了进一步赢得山田的好感，郭善堂在王芳的授权下，主动向他汇报了根据地即将公布的大生产运动计划，山田看到后立马作出了相关部署。
果然没过多久，根据地就报道了这次计划，山田得知后对郭善堂刮目相看，还把他升为特务队长，很快就成了山田的心腹。
郭善堂取得了山田的信任以后，不敢懈怠，他随后又加入了济南的黑帮组织青红帮，并在里面左右逢源，彻底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模样”，这让山田更加放心了。
1943年春，济南日军参谋部命令特务机关尽快查清泰安地区八路军的行动规律，准备对八路军进行大扫荡。
郭善堂收到命令后，立即让地下情报人员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王芳，鲁中军区因此提前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
日军扫荡开始后不久，其先头部队就遇到了八路军的伏击，损失惨重，等日军大部队抵达根据地以后，发现村里早已空无一人，只得铩羽而归。
鲁中军区在郭善堂及时传出的情报下，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他也因此荣获一等功。
此后，郭善堂一直通过王春风把日军的重要情报汇报给了王芳，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
除了传送情报以外，郭善堂还多次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被日军逮捕的八路军战士。
有一次，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武思平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本宪兵队抓捕，为了套取八路军在日军的潜伏人员的情报，日本特务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
但武思平始终一言不发，正当日本特务准备杀害他时，郭善堂来到了日军宪兵司令部，对山田说：“先不要杀他，我有办法让他开口！”
山田于是就把武思平交给了郭善堂审问，郭善堂先是假装对武思平大声呵斥，劝他“弃暗投明”。
随后，郭善堂趁日军不注意，悄悄对他说：“同志，我是来救你的，你一会假装答应指认特务里的共产党，等你出了这个监狱，我来设法让你逃走。”
武思平点了点头，就在前往指认共产党的路上，成功在郭善堂的安排下逃了出去，事后郭善堂随便找了个理由摆脱了自己的嫌疑。
借刀锄奸，瞒天过海
在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时，有极个别的八路军没有坚守住革命的信仰，为了一时的享受，背叛了组织，成为人人唾骂的汉奸，给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郭善堂在潜伏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助锄奸队清理这些汉奸，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原中共泰安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根明的清除。
刘根明到达根据地后不久，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到过上级领导的批评，他不但不听，还变本加厉，过度追求物质享受。
一段时间后，刘根明实在受不了根据地的艰苦生活，竟然主动向驻泰安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投诚。
刘根明在投诚之后，向日军透露了我党大量泰安地区的机密，鲁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也因此被日本特务逮捕，惨遭杀害。
当时郭善堂正在泰安为日本人办事，对于这种无耻的民族败类，鲁中军区首长要求郭善堂必须予以清除，郭善堂接到命令以后，经过几天的谋划，制定了一个十分详细的锄奸计划。
首先，郭善堂经常向宾川队长建言：“最近有一些共产党假装投靠我们，实际上他们是过来潜伏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探我们的行动情报，你一定要注意啊。”
这句话虽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作用，但还是让宾川对刘根明产生了一丝怀疑。
没过几天，郭善堂又找人模仿刘根明的笔迹，写了一份给王芳的反悔信，并把他交给了宾川，宾川看后大怒，当即把刘根明找了过来。
刘根明来到宪兵队以后，宾川两眼瞪着他问道：“刘先生，听说你不是真心来投诚的，想反悔？”
刘根明听到这话，哪敢抬头，双腿颤抖地对宾川说道：“不，我是真心来向皇军投降的，怎么会反悔呢，不知道您从哪里听到的谣言。”
宾川感觉证据不足，就让刘根明离开了，可刘根明这下可吓坏了，他觉得日本人也不可靠，于是他真的给王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能够让他回去。
熟不知郭善堂早就安排好了手下跟着他，当刘根明准备把信送出去的时候，郭善堂亲自报告给了宾川，宾川赶过去时，正好碰到了拿着信的刘根明。
这下人赃并获，任刘根明再狡辩也没有用，宾川一气之下掏出手枪，当场就把刘根明打死了。
组织上听到这个消息后，秘密嘉奖了郭善堂，并嘱咐他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1943年5月，郭善堂回到了济南，恰逢当时日军华北司令官冈村宁次突发奇想，想要去爬泰山，郭善堂因为倍受山田的信任，就跟随山田一起随同前往。
当时郭善堂已经为组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给他派了几名党员秘密加入便衣队，协助他的工作，郭善堂为此还专门秘密建立了一个“特工小组”。
几天后，郭善堂就带领便衣队跟随冈村宁次来到了泰山，郭善堂负责沿途的警戒工作。
冈村宁次是侵华日军的头目，其实行的“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对根据地军民造成了极大地破坏，是一个彻底的战争狂人。
郭善堂看见冈村宁次望着泰山的美景哈哈大笑，心里很不是滋味，多次想上前与他同归于尽，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冲动，他还有更多的事要做，为此他只能忍耐。
在下山的时候，便衣队里“特工小组”的人来报，说山下发现了几个身份不明的黑衣人，郭善堂立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山田，山田又报给了冈川宁次。
冈川宁次一生都很谨慎，听到有危险后，立马选择绕道下山，为此多走了几公里山路。
郭善堂回到便衣队驻地后，当晚就叫来了便衣队里的自己人，然后关上门问道：“下午下山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组织上派人埋伏冈村宁次？”
其中一个人笑着回答说：“哪有什么情况，我们就是看不惯岗村那个老小子得意的样子，故意让他多走几公里路的。”
听完他的讲述，一屋子人都笑了出来。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当然，郭善堂也不是一直滴水不漏，有一次，他也因为一些“缺陷”险些暴露。
那是在1943年春，日军大扫荡失败以后，宪兵队突然来到郭善堂住的地方，把他逮捕了。
郭善堂心里也很慌，他以为是日本人知道了他提前把大扫荡的情报发给了组织，为此他做好了就义的准备。
日本人把他带到了宪兵司令部的牢房后，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一个日本特务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是哪边派来的？快点说实话，以免皮肉之苦。”
郭善堂听后心里十分高兴，因为通过特务刚刚的那段话可以知道，日本人还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是自己把情报送给组织的。
于是，郭善堂打定主意，无论敌人说什么，他就是不招。
经过一周的审讯以后，日本特务始终没有看到郭善堂屈服，就把他放了出去，事后，山田还亲自请他吃饭并且当面赔罪。
原来，便衣队里面有个小混混经常跟随郭善堂参加行动，可他发现郭善堂竟然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这和一个整天混迹三教九流的特务身份有点不符，于是他就主动向山田报告说郭善堂有问题。
郭善堂出来以后，就找机会把这个小混混给撵走了，虽然挺过了这次的考验，但日本人也因此对他产生了怀疑。
不过这件事没过多久，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彻底洗脱了日本人对他的怀疑。
1943年夏天的一个早上，一小队日军一大早就来到了东都镇征粮，就在这时，其中的一名日本士兵报告说：“附近的一个马厩里躺着一个带枪的人，看样子好像是便衣队的”。
小队长也不认识这个人，就安排士兵把他放到运粮车上带了回去，然后交给了宪兵队。
宪兵队队长山田一看这不是便衣队队长“林洪洲”吗！当即派人把他送往医院进行诊治，等郭善堂醒后，把他在东都镇的经历给山田说了一遍。
事情是这样的：当天早上，郭善堂前往东都镇为日军“办事”，可没想到当地人都以为他是个大汉奸，纷纷对他嗤之以鼻。
就在他晚上小便的时候，被当地一个叫王老倔的老汉用粪叉从背后偷袭了，随即晕了过去。
王老倔连夜把他送到了八路军首长那里邀功，首长看到后先是哭笑不得，接着就着急了，担心这一粪叉打在郭善堂头上万一有生命危险咋办，于是他命令医生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郭善堂救活。
还好郭善堂头破的地方只是皮外伤，医生确认他没有大碍后，这名八路军首长便放心了。
首长为了让郭善堂不被暴露，趁着天还没亮，就派人把他放在了东都镇的一个马厩里。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第二天一早一名征粮的日本士兵在马厩发现了他……
虽然郭善堂受了点皮肉之苦，但却彻底洗清了日本人对他的怀疑，此后，郭善堂带领“特工小组”继续潜伏在敌人身边，一直都没有被发现，直到抗战胜利的到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郭善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了。
然而由于他在潜伏时，扮演的“汉奸”确实太像了，以至于他刚回到家就被村民绑起来送到了军区政府。
王芳看到后主动给郭善堂松绑，然后笑着对村民们说：“乡亲们，郭善堂同志是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日本人那里潜伏的，他不是汉奸，相反他是我党真正的英雄。”
村民们听到首长的讲话后，这才明白原来那个曾经的“大汉奸”其实是一个英雄，当即对郭善堂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很久以后，在一次采访中，有位记者问过郭善堂：“潜伏工作不仅危险，还会因为身边人的不理解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您对抗战时期的潜伏后悔过吗？”
郭善堂老人听到后笑着对记者说：“那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