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大荒一年后，有一天连里开全连会议，我要去参加，突然二排长告诉我不能参加，这是贫下中农的会议。还通知了我不能在宣传队了。当时我特别生气，为什么这样对我，更生气的是还算我的好朋友的在宣传队的张佩珍和霍平事先都没有告诉我，让我思想准备一点都没有，还算什么好朋友。立刻，我就不理她们了。患难见真情，我觉得她们经不起考验，不配做我的朋友。
张佩珍、霍平
我想北京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们一定给我们兵团寄来黑材料了，加紧了对我们这些子女的迫害。反正是最下层了，也没抱太大的希望能得到什么。日子就像流水一样一天天过去。
1969年3月突然爆发了珍宝岛事件，各连都选拔了支援珍宝岛的后勤保障队，我们连的王林，王卫东等人也被选上了，他们全去21团团部集合。他们个个都是根红苗正。21团组建武装连队也摆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连队当选似乎是在情理之中。我想：不知我们算黑帮子女的能不能成为武装战士，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心中升起。
这天我正在篮球场上懒懒地打篮球，排解心中的压力。突然看到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从车里走出两个领导式的人物，问我连部在那里，顺着我指的方向，他们快步走进连部。之后就传出21团团长来了，带来一个参谋。看来组建武装连队的序幕真的拉开了。
第二天我一个人又来到篮球场打篮球，突然21团团长来到我身边，问我同不同意他和我一起打篮球，我立刻说当然！我们两个一边打，一边聊起来，首先问我是那的知青，父亲是干吗的。我说是北京的，父亲是七机部的一个领导，他突然说官好大呀，我发觉自己的错误，立刻说是七机部二院的一把手，现在被批斗关押。最近我在这里连贫下中农会议也不让参加，宣传队也开除了我。当开晚饭的铃声响起，临分手时，他说你明天做什么？我说：“为了抢播种，明天调我去播种。”团长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播种。”我说：“播种特别脏，你不怕吗？”团长说：“不怕。”
第二天吃过早饭，准备好。我们来到田边，播种机早等在那里，等到团长到了，我们将种子分添进播种槽里，然后和团长站上了播种机。拖拉机拖着播种机在广阔的田野里奔跑起来，扬起了阵阵灰尘。我紧闭着眼，用围巾遮住了脖子和脸，手快速的拨拉着，让种子可以均匀的向下漏出。团长时时转向我说着什么，巨大的拖拉机的声响使我们不能交谈。
工作结束后，看着团长满是灰尘的脸，觉得团长真不错，像老八路，深入群众，深入生产第一线，了解播种情况。
接下来，团长、参谋和连领导们开了一天的会议，作了很重大的决定，似乎我们连要成为武装连队。
第二天要开全连大会前，团长把我和总后的孟光明叫到连部，说由于我们父亲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不能成为武装战士，眼泪立刻从我和孟光明的眼中涌出，团长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急忙安慰我们。
大会开始了，我和孟光明坐在最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团长首先讲的就是要正确对待我和孟光明，说我们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不应歧视我们，贫下中农会议可以参加，宣传队不能开除我们。
随后，他话锋一转，说我们连深处21团的边缘纵深地区，一下雨，道路泥泞机动性不好，一旦出现情况，都拉不出来，所以决定就不在我们连队组建武装连队了。一听这些，我觉得团长真好，他变相的照顾了我和孟光明。既不让我们受委屈，也兼顾了组建武装连队的使命。连领导和早已磨拳擦掌势在必得的全连人员更是一盆冷水从头而浇。我呀偷偷的乐，什么也不说。
团长和参谋走了，我挥动着手和他们告别，并永远记住了这么善良的团长。再后来，我知道团长是英雄刘英俊的团长，因为原来对刘英俊没有正确地认识，一直把他当调皮捣蛋的对待，直到刘英俊一鸣惊人成了英雄。所以他给贬到我们21团来了，难怪团长特别深入基层呢，他是有过教训的。我深深地记住了文质彬彬团长那和蔼可亲的一切。
我们屋的徐颖有一天告诉我，在他们在连队的这几天，参谋老和她在一起，我值班的晚上，参谋来敲我们屋的门，她没敢开。参谋从我们连回去后，就听说这个参谋受到兵团的处分，并被判刑或是枪毙了，并在所有的兵团传达进行教育。
原来他是个利用权力，到处强奸，诱奸女知识青年的人，所以被告了，从重处罚。那时内蒙兵团强奸、诱奸女知识青年的事更多。从内蒙兵团逃跑回北京的兵团战士也特别多，有的都当了兵还被内蒙兵团的人到部队给揪回来。我心想当年选择，幸亏没选择去内蒙兵团，这么不近人情的地方，纪律如此混乱，而且不加整顿。
听说四队种水稻有一个水库，我和徐颖借了两辆自行车，带上煤油炉和炊具，游泳衣，弄了个简易钓鱼钩，带上从北京寄来的午餐肉，水果罐头等食物就出发了。来到水库一看，还真不小，摸了一下水，透心凉没敢下水，钓了半天鱼，也没咬钩的，只好做饭，吃完觉得也没意思，即游不了泳，也钓不到鱼，骑上车怏怏不乐地回到连里。
那个时候星期天我们会坐连里到团部办事的尤特到团部小卖店买吃的，顺便到三营总部看望在三队的育英中学同班的知青，有的时候就没有赶上尤特，就需要自己迈开腿走回连里（得有30里路），记得有一次自己走回去，太阳落下地平线，一个人走，有点害怕，因为这一带有狼，郭文龙指导员的孩子就遇到过，幸亏连里的老同志赶来没出事，所以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生怕狼跟上来。这样有好几回都没真的遇到狼，安全的回到连里。
北大荒八队指导员郭文龙和他的三个孩子
因为我到北大荒后每月有32元的工资，写信告诉了妈妈，而这时候三姐，五妹却自己跑到山西穷地方插队去了，还吃不饱。妈妈接到我的信后就写信告诉她们去北大荒建设兵团，于是三姐来到第三师第二十五团（后变为六师）七星农场砖厂，五妹到了北安建设兵团一师,我是三师21团三营31连。妈妈怕我饿着，营养不好，也经常给我寄炼乳等吃的。
1969年我姐姐回北京了，并且不打算再回北大荒了，她让我到集贤县七星农场去将妈妈买给她的皮大衣拿回来，让我留着穿。并特意嘱咐我一定告诉她的连长，她不回来了。
于是我向连里请了假，傻乎乎的也不知道害怕，一个人上路了。来到小青山团部，住在了招待所，准备一早赶头班公共汽车。7点多我提前来到公共汽车站，左等右等也不来公共汽车，而且也没有第二个人等车，觉得一定有变，连忙跑回招待所问周围的人怎么回事，他们都说昨天晚上下了大雪，公共汽车停运。
我一下子就着急起来，怕请的假耽搁了不能按时回来。正在犹豫怎么办的时候，看到不远处有一辆小汽车停着，也不知哪来的胆子，傻乎乎的就走过去等着主人回来。两个人踩着咯吱咯吱的雪走到身旁，我说公共汽车停运，想搭他们的车，问他们去那里，他们却急急得问我去那里，我把去的地方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后面的人一挥手说顺路，上车吧。司机可有点不乐意，说有任务，不想出事,似乎并不是特别顺路。
因为知道我是北京知识青年，另一个像领导的人说没事，估计是个参谋。我也几次问他们去哪，他们就是不说，看来真是有什么机密的任务要去做，之后我也就不再问了。车抛锚一次，司机忙乎一阵总算又上了路。
晚上我们就到了佳木斯市，参谋说，我们今天住兵团招待所，放好东西，吃完饭，便把我叫出来，要把整个佳木斯走一边遍。我说那怎么能走完，参谋说，半个小时就能走完，原来是这么小的一个城市，看来他们经常来这里。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天，真是半个小时就从佳木斯的东边走到西边，宽宽的雪路，没有一个人，全城的人都进入了梦乡，只有我们三人慢慢的溜达着。
回房之前，参谋告诉我，我们要分手了，明天一早他们去接孙玉国同志，就不同路了。好像这个车也是曾思玉的（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我也道了谢，谢谢他们在我困难的时候能帮助我。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搭车去集贤县我就去睡了。
第二天我就到了招待所对面的汽车站，买了票就到了集贤县。找到交售公粮的集散地看到路上一辆辆的兵团卡车，当地的马车堆得满满的，连忙去问谁路过七星农场砖厂，一路问过来，终于有一个人说他路过，我上了他的车，又奔驰在雪地里，一点也没害怕，幸运的是他不是坏人。在临近砖厂的路边，我下了车，谢谢他帮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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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的望着砖厂，几排低矮的房子黑乎乎的挤成一堆和周边的白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近一看很多都是红砖的房子，比我们连队的条件好多了。随便推开一扇门，问：“王长育在哪里？”一个女知青把我带到她面前，外号“蛤蟆”的王长育梳着两个小辫子，带着一付有着一圈一圈的深度眼镜，略显大的面容。看到我，她很高兴，说我三姐早告诉她我要来，一直在等着我，没想到这么快我就来了。
来到她们的宿舍，她就开始帮助我收拾我姐的东西，其它的我都没要，全留给她们了，我只拿了那件妈妈买的皮大衣和三姐的一些小本子、脸盆。睡了一晚，讨论了如何回去，“蛤蟆”觉得应该坐火车回去更保险，我也同意了她的意见，因为万一没有公共汽车我就回不去，不可能还会遇到好人。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连队，当我回头再看一眼砖厂的时候，一个黑色的人影站在连队路边看着我，“蛤蟆”说那是连长，知道你今天走特意目送你。我想，连长对我三姐一定不错。来到公路上，“蛤蟆”和我拦下一辆送公粮到集贤县的兵团卡车，她千嘱咐万嘱咐一定要安全把我送到集贤县，我挥着手和“蛤蟆”告别了。
一路开去，不知为什么到了一个地方，司机让我下来，说他要到另一个方向，让我在这等其它卡车。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真有一些紧张，拦了好几辆车都不去集贤县。最后拦了一辆，驾驶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我说在拖车里也行，不能再耽搁了，天也快黑了。得到同意后我就爬进去。车开起来呼呼的风刮起来别提多冷了，幸亏有妈妈买的皮大衣，我赶紧穿上，因为是棉猴式样，所以有个连身的帽子，拉紧带子风再大也不冷了。
路途中司机怕我冻死，特意停下看我，知道我有皮大衣他就放心了。为了能坐火车，我要去的地方改变了，现在也忘了是哪个地方。现在查了一下地图估计还是集贤县。
来到售票厅，里面很多人，排了队买了票，我就在候车厅等着火车到来，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年轻人来到我身边，他问我去那里，我说去迎春站，他说他去东方红站和我是一个方向，都是往虎林方向走的。
看着我体积大的东西说，你拿得了吗？我说有一点困难，他立刻说我帮助你拿一些吧。我有一点警惕，就把不值钱的盆子和里面装的东西交给了他，始终紧紧跟随着他。
火车到站了，因为不是始发站，就停几分钟，要上的人很多，车很满。都挤在门口，看那个架势这个年轻人根本就不想让我上去，我拼足了劲，推着他一下子就挤上去。进了车厢才发现里面人不多。他还找到了一个座位，让我坐下。很快身边的人下了车，他也坐在了我的对面。之后，居然又经过了佳木斯站，绕了一大圈。
晚上睡觉我也很警惕，始终盯着我的东西。火车慢慢摇晃着往前走，路过了密山，我们闲聊起来，才知道他是东方红林场的工人。其实晚上睡觉时他故意用脚碰触我的脚，有点调戏我的那种意思，我也不理他。由于晚上他总想不怀好意，所以白天他就一直在睡，到了东方红站，他还没有醒，我用脚踢醒他告诉他到站了。他慌慌忙忙拿了东西和我告别，还说以后让我到东方红林场去找他。我才不会那！
他走后，来了一对年纪稍大的夫妇，我把遇到坏人的事和他们讲了。他们知道我才19岁，也觉得不能大意，于是当他们下车时就把我托付给他们认为可靠的人，就这样，一拨一拨的托付下去，终于到了迎春站，那时的感觉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
下了火车，来到公路上，拦截了去小青山团部的兵团卡车，终于可以回家了。司机看了我好几眼，就开始问东问西起来，我也都一一回答，尤其强调了家里子女多，生活困难。这么一说终于打消了他想发展我和他谈对象的念头，我的人身也就更安全了，也少了麻烦。
这次旅行，锻炼了我，增长了保护自己的知识，心想幸亏文革时妈妈让我去串联，受了锻炼。要不那敢自己一个人去那么远，还到处拦车，我又进步了，心中充满了喜悦。
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打算回北京了，因为看到三姐回去了，我该受的锻炼也都锻炼了，自己成长起来，两年半了，也感到在这荒野的连队文化生活是太单调了，虽然托付连长去佳木斯开会时花108元（那时我们一个月32元的工资）买回一台很大的，技术含量很高的半导体，可以听很多音乐、甚至美国之音的音乐。但是还是应验了爸爸的说法，这里的文艺生活是太贫乏了。于是我一封一封的给妈妈写信，说在这里没意思了，特别想离开这里，有办法让我回去吗？
这时也听说兵团里有很多人开始往回偷跑，有的冻死在货运车厢里。我们队的王卫东从珍宝岛回来后也跑回北京了。我们21团的后勤支援队在珍宝岛战役中，在战士们弹尽粮绝的关键时刻，在苏联军队的封锁下，冒死在枪林弹雨下将弹药粮食运上去，打了胜仗。为此21团的后勤支援队立了二等功，带了大红花。看来干部子弟和各地的知识青年在战场上也是表现得很好。
一直到1970年9月底妈妈给了我好的消息，说爸爸经审查没有问题，现在准备出来恢复工作，你可以回来了。回来的路上，经沈阳去找沈阳军区的政治部主任邓聪办理调令（因为兵团归沈阳军区管）。
我找到指导员，将情况和他讲了，他说需要开个会讨论一下，看能不能批。第二天指导员告诉我同意我回去，在连队这几年表现得也很好，并且说我本就不应该来，他们都能理解我。因为又快到十月一日，需要边防通行证才能进京。郭指导员说他去团部亲自给我办理，连带帮我买火车票。我特别感激郭文龙指导员，在那个年代这么开明，通情达理，超出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水平。
苟玉明一家
拿到火车票和边防通行证，我就开始收拾行李，我把被里、被面、褥里、褥面拆下，准备带回，将棉花都送给了邻居四川人老苟（苟玉明）（那时我和一个上海女知识青年龚盘珍同住在老苟家的后屋里，他家一作好吃的就给我们端来一个特别大的一大碗，每次都是满满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他，还有其它杂七杂八的像水桶、暖瓶等我也都给了他。
当我坐上尤特车放上装满东西的爸爸战争年代用过的马褡子。回头望了一眼八连，指导员们、连长、老苟、很多连队的人都来送我，开出一会后我看到了“赛莉”也来了，她追着尤特车还跑了一阵，还叫着，似乎明白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也狠劲的挥着手和她告别，真想把她带回北京。
离开北大荒我特别激动，既有留念，又有离开的欣喜，新的生活又在等待着我……（本文来源老知青家园，感谢何老师荐稿！）
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董进进,1950年生，高级工程师，1957年北京育英小学，1962年北京育英中学，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21团三营八连。1970年12月入伍通信兵总部三团7连，1975年复员，1975年北京自来水公司电子车间工人。1977年3月武昌华中工学院自动化系，1980年七机部二院204所后并入706所，200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