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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而且,中国不仅在发明印刷术之前,靠手写成书;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手写,仍然是成书的重要手段。

明代《永乐大典》,加上目录共22877卷,约3.7亿字,是手写的,整整抄写了一年。

清朝《四库全书》,共7.9万卷,约8亿字,3800多人手抄了7部,分别藏于从辽宁到浙江的“北四阁”和“南三阁”。

(秦简)

印刷术,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一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性成就,深刻影响了世界的进程,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从目前所见到的实存文物看,中国发明印刷术,应不晚于唐代。

著名的有——

1974年,西安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印刷于7世纪,是目前所知中国和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唐成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最早的有明确日期的印刷实物。

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佛塔内发现的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武周后期(约702年)洛阳或长安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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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

上述印刷品都是雕版印刷。

所谓“雕版印刷”,原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拓石(拓片)和印章盖印,是这两种方法结合演变而成。

宋代,约于1041-1048年,技工毕昇发明胶泥制成的活字版印刷技术。

这被看作是近代印刷术的开端。

之后,中国相继发明了瓷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活字版印刷方法。

13世纪,中国印刷术逐渐传播到西方,并成为500年间的主要印刷方式。

(长沙子弹库帛书)

手写的书籍,版本学的“行话”叫“写本”。

中国的“写本”源远流长。

“源”,是先秦古籍。

那个时候的文字,写在竹木和縑(jian)帛上。

写在竹木上的叫“简册”。《春秋左传序》孔疏曰:“单执一扎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

写在缣帛上的称为“帛书”。

“罄竹难书”,是说用光了竹子也不够写。亦可知,“简册”的主要材料是竹。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皆为竹简。

(秦简)

但《楚国先贤传》云:“孙敬编杨柳简以为经本,晨夜诵习。”大约,中国的北方,以木代竹大概很普遍。制简的木材,不仅有柳木,还有松木等。武威、楼兰、疏勒出土的汉简皆为木简。

“连篇累牍”,“篇”和“牍”反映了两种书写方式。

《仪礼》,据说出自孔子之手,其《聘礼》曰:“百名以上书于册,不及百名书于方。”超过一百个人名,抄于简册;不足一百,写于“方”。“方”是竹板、木板,即所谓“牍”。

杜预《春秋左氏传》曰:“诸侯亦各国有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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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简)

简策的规格,因内容而长短不同。

一简,一般竖写一行字,少数写两行。

王充《论衡》,讲到了简策的制作过程。即“截竹为简,破以为牒”。

即先把竹子截为竹筒,然后把竹筒破为竹片。

竹简要磨平,然后以某种液体涂染,使表面具有光泽。然后是“杀青”,即把竹简烘干,可防止虫蛀和腐烂。

后来,“杀青”成了作品完成的代名词。

“杀青”,亦称“汗青”,意即烘烤竹简使之“出汗”。“汗青”,又成了“书籍”或“史书”的代名词。

(书刀)

“杀青”之后,便编连成册,一般用麻绳、丝绳。编几道绳,由简之长短决定。

汲冢竹书《穆天子传》,以丝绳编简;居延汉简,使用麻绳。

简策编好之后,就可以书写了。就是说,“先编后写”,以防次序混乱。

书写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则一般以书刀刮去。

《后汉书.周磐传》载,东汉周磐逝前,命二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

秦汉之时,毛笔和书刀,是文化人必带之物。《史记》中所谓“刀笔之吏”,当反映了这一现实。

(马王堆帛书)

《史记.滑稽列传》载:“(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返佣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任之……(武帝)读之二月乃尽。”

这是说,东方朔写的奏折,用了三千枚简,两个人勉强能抬动。

《史记》还载,秦始皇一天处理的公文,要以“石”计,当时一“石”,约合60公斤。

由于简策不便,因此在春秋时,即已使用缣帛书写。

《晏子春秋》云:“著之于帛,申之于策”。

《墨子》曰:“书于竹帛”。

《韩非子》说:“先王寄理于竹帛”。

(帛书)

帛书,不同于简策,先写而后裁,且多半装以卷轴。

湖南长沙子弹库帛书,盛放于20*11*5厘米的竹盒中。

长沙马王推汉墓帛书盛放于60*37*21厘米的竹盒中。

这两次帛书的发现,都十分重要。

帛书的优点,是文字容量大,便于卷折。缺点是容易损坏,并且成本昂贵。

因此,帛书不能完全替代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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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简)

汉代,官方开始重视手写抄书。

汉武帝于元朔五年,诏令“置写书之官”。和献王刘德、司马迁、梁子初、杨子林、班超、公孙煜、陈常等人,都抄写了不少书籍。

三国时,蔡琰、诸葛亮、阚泽等人,是抄书高手。据清代姚振宗统计,三国时抄书总数约为15000卷。

晋代著名的抄书能手有葛洪、纪瞻、范汪等人。据说当时无书不抄,“洛阳纸贵”即因抄书所致。

南北朝可考的私人抄书者有王准之、沈驎士、臧逢士、袁峻、王筠、陈郑灼、周裴汉等人。

隋代短暂,但对图书事业相当重视。中书省有书手200人,秘书省20人,官方大规模抄书有五次。

到了唐代,尽管出现了雕版印刷,但官方大规模抄书达七次。民间著名“抄手”有李袭誉、李大亮、柳仲郢、杜兼、杜牧、吴彩鸾等人。

五代,亦有杨邠、查文徽、文谷、王景绝、林鼎、韩熙载、郑遨等抄书高手。

宋代,有了活字印刷,但抄书依然活跃。

元明清亦是,不再赘述。

(清代手抄《石头记》)

前面说到,“写本”源远流长,其见证了中国古籍由简帛到纸张的划时代转变;也见证了书籍由人工抄写到制版印刷的划时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