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唐佩琨是上世纪50年代一起响应党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哪儿需要到哪儿安家”的号召，从上海来张掖的知青。当年我19岁，唐佩琨2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而今，我们都已经是近八旬的老人，在张掖这片土地上，近60年的日升月落、云卷云舒，而今想来仿佛是弹指一挥间，可这一生走过的那些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总如老电影般一幕幕在记忆里回放。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唐佩琨 杨介珏夫妇1956年3月12日，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人头攒动的上海火车站与父母亲人们别离，离开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我父母共生养了我们姐弟五个孩子，我是唯一的女儿。当时， 在学校“到老少边穷地区奉献青春、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鼓励声中，我，一个在父母眼里乖巧听话的女儿，第一次做出了让父母知道后瞠目结舌、悲伤至极的事。我偷出了家里的户口本，将自己的户口转了出来，转入了来西北的集体户。那会儿热血沸腾的我，只能采取“偷”这种极端的做法，达到我的目的。因为我知道，我要是和父母商量，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舍得让自己唯一的女儿离开他们， 去那么偏远又落后的地方。那些天，我整天处在兴奋中，天天计算着离开上海的日子，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早一点和我的同伴们踏上西去的征程，用我们的青春和才华去改变西北贫穷落后的面貌。临走的前几天，父母终于知道了我的做法。他们伤心、难过，可已经于事无补，最后只好流泪送我去车站。火车离开上海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那么的残忍、自私，为了圆那一腔青春梦想，伤害了父母亲人。我在车上，他们在车下，隔着车窗相顾无言，惟有泪两行……站台上的喇叭里高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火车启动了，我随着火车的汽笛声哭了好久。渐渐，离别的思绪被对未来的憧憬所替代，内心升腾起一腔莫名的悲壮。我最后向上海方向饱含深情地看了一眼，内心有一个声音说：再见故乡，再见妈妈！我会回来的。可是我却再也没有回去，今生，上海依然在梦里，在远方。经过几天旅程后，火车将我们带到了兰州。在兰州休息了几天， 目睹了黄河奔腾不息的气势与壮观后，我更加坚定了来西北奉献青春的信心与决心，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我们乘着火车继续西行，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张掖。从此，我们便开始了在第二故乡张掖的苦乐生活。到了张掖后，面对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与上海的生活环境比，我突然深刻地体会了成语里的那四个字：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一个大大的涝池就是我们的水源，且人畜共用，难以下咽；没有大米，每天吃的是或黑或白的少量的面粉，还有小米、玉米面；没有床，一方小小的土炕，晚上躺上去冷得浑身哆嗦睡不着觉……可想想我们来张掖的初衷，便又觉得这些困难都不值一提。很快，我们便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环境。我们这批知青来张掖主要是做教育工作，可我们只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当老师的任何经验。到张掖后，当地教育部门便在张掖中学为我们办了一个简单的培训班。只短短培训了12天，少部分人便被提前分配到各个学校进入工作状态了。当时，我被分配到青年西街小学，唐佩琨分配在张掖县红专大学。教学生文化知识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学校的好多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了，有些学生甚至已结婚生子， 有的还怀里抱着孩子来上课。张掖当地的方言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常常为了能听懂他们的一句话而煞费脑筋，而我们讲的普通话他们也是一知半解。为了更快地适应环境，上课时我们当老师教他们学习，课余我们拜当地的老师、学生为师，学习地方话，了解张掖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以尽快地让自己融入张掖这片土地。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当离家的那份激情与新鲜渐渐被这片落后的土地消磨光以后， 我便开始发疯般地想家，想念在上海的亲人们。晚上在如豆的灯光下，我流泪给父母写信，诉说思念情；给弟弟们写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听父母的话，照顾好父母。学校领导也考虑到我们的感受，每到周末就派年轻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聊天，有时候也去张掖的小戏园子看戏，演的都是秦腔，我们也看不懂，但是为了纾解想家的情绪，也为了却校领导的一片好意，只好耐着性子看热闹。常常是一场戏在锣鼓铿锵声中结束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演了什么内容。也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和唐佩琨，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近了，成了恋人。恋爱后，心渐渐安定下来，爱情，让我们在困苦面前变得更加勇敢坚强。可是天天吃面粉又成了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在上海，我们几乎是不吃面条的，可张掖人习惯吃面粉，只有乌江有少量大米。为了解决饮食习惯问题，学校领导出面协调，让乌江大米先供应我们一部分。终于能保证我们每天中午吃一顿米饭了，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算是一种幸福。两年后，我和唐佩琨在张掖结婚。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我已经准确地理解了张掖的地方语言，并能用不太地道的地方语言与学生们、老乡们交流、拉家常了。在教学上，我一个人能代语文、音乐、体育、绘画等课程，并能出色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我为自己的进步而欣喜。可伴着欣喜而来的，是政治运动，这让人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我和唐佩琨相继从学校被派到乡下、参与政治运动。那会儿，我虽然刚刚怀孕，但不敢提出任何要求，只能以最大毅力顽强克服身体不适，认真完成组织上交派的各种任务。我们苦闷、彷徨过，但又无力改变任何现状，只能默默地坚守，一天天捱过那些日子。1959年春天，孩子快要出生时，我请假去上海生孩子。大儿子出生只有3个月，我便含泪将幼小的他留到婆婆家，又回到了张掖， 继续奋斗在各种紧张的工作与学习中。1960年底，第二个孩子又要出生，我依然请假去了上海。生下二儿子3个月后，我又将他留给了我母亲，托母亲替我照顾他，毅然离开上海回了张掖。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话、网络等通讯工具，只能写信。劳累一天后躺在床上,我便疯狂地思念两个孩子，我甚至想不起他们的容貌，那会儿想，哪怕能听他们的哭声，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就这样，我的心被对两个孩子的思念与愧疚撕扯着，但又不敢在同事和领导面前表现出来，怕他们笑话我懦弱。我每天都在用外表的强大掩盖着内心的思念纠缠，苦不堪言。只能在信中要求父母给孩子照些照片寄过来，以解思念之苦。（杨介珏口述 王秀玲整理）
我和唐佩琨是上世纪50年代一起响应党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哪儿需要到哪儿安家”的号召，从上海来张掖的知青。当年我19岁，唐佩琨2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而今，我们都已经是近八旬的老人，在张掖这片土地上，近60年的日升月落、云卷云舒，而今想来仿佛是弹指一挥间，可这一生走过的那些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总如老电影般一幕幕在记忆里回放。
唐佩琨 杨介珏夫妇
1956年3月12日，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人头攒动的上海火车站与父母亲人们别离，离开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
我父母共生养了我们姐弟五个孩子，我是唯一的女儿。当时， 在学校“到老少边穷地区奉献青春、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鼓励声中，我，一个在父母眼里乖巧听话的女儿，第一次做出了让父母知道后瞠目结舌、悲伤至极的事。我偷出了家里的户口本，将自己的户口转了出来，转入了来西北的集体户。那会儿热血沸腾的我，只能采取“偷”这种极端的做法，达到我的目的。因为我知道，我要是和父母商量，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舍得让自己唯一的女儿离开他们， 去那么偏远又落后的地方。那些天，我整天处在兴奋中，天天计算着离开上海的日子，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早一点和我的同伴们踏上西去的征程，用我们的青春和才华去改变西北贫穷落后的面貌。
临走的前几天，父母终于知道了我的做法。他们伤心、难过，可已经于事无补，最后只好流泪送我去车站。火车离开上海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那么的残忍、自私，为了圆那一腔青春梦想，伤害了父母亲人。我在车上，他们在车下，隔着车窗相顾无言，惟有泪两行……站台上的喇叭里高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火车启动了，我随着火车的汽笛声哭了好久。渐渐，离别的思绪被对未来的憧憬所替代，内心升腾起一腔莫名的悲壮。我最后向上海方向饱含深情地看了一眼，内心有一个声音说：再见故乡，再见妈妈！我会回来的。可是我却再也没有回去，今生，上海依然在梦里，在远方。经过几天旅程后，火车将我们带到了兰州。在兰州休息了几天， 目睹了黄河奔腾不息的气势与壮观后，我更加坚定了来西北奉献青春的信心与决心，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我们乘着火车继续西行，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张掖。从此，我们便开始了在第二故乡张掖的苦乐生活。
到了张掖后，面对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与上海的生活环境比，我突然深刻地体会了成语里的那四个字：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一个大大的涝池就是我们的水源，且人畜共用，难以下咽；没有大米，每天吃的是或黑或白的少量的面粉，还有小米、玉米面；没有床，一方小小的土炕，晚上躺上去冷得浑身哆嗦睡不着觉……可想想我们来张掖的初衷，便又觉得这些困难都不值一提。很快，我们便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我们这批知青来张掖主要是做教育工作，可我们只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当老师的任何经验。到张掖后，当地教育部门便在张掖中学为我们办了一个简单的培训班。只短短培训了12天，少部分人便被提前分配到各个学校进入工作状态了。当时，我被分配到青年西街小学，唐佩琨分配在张掖县红专大学。
教学生文化知识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学校的好多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了，有些学生甚至已结婚生子， 有的还怀里抱着孩子来上课。张掖当地的方言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常常为了能听懂他们的一句话而煞费脑筋，而我们讲的普通话他们也是一知半解。为了更快地适应环境，上课时我们当老师教他们学习，课余我们拜当地的老师、学生为师，学习地方话，了解张掖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以尽快地让自己融入张掖这片土地。
当离家的那份激情与新鲜渐渐被这片落后的土地消磨光以后， 我便开始发疯般地想家，想念在上海的亲人们。晚上在如豆的灯光下，我流泪给父母写信，诉说思念情；给弟弟们写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听父母的话，照顾好父母。学校领导也考虑到我们的感受，每到周末就派年轻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聊天，有时候也去张掖的小戏园子看戏，演的都是秦腔，我们也看不懂，但是为了纾解想家的情绪，也为了却校领导的一片好意，只好耐着性子看热闹。常常是一场戏在锣鼓铿锵声中结束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演了什么内容。也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和唐佩琨，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近了，成了恋人。
恋爱后，心渐渐安定下来，爱情，让我们在困苦面前变得更加勇敢坚强。可是天天吃面粉又成了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在上海，我们几乎是不吃面条的，可张掖人习惯吃面粉，只有乌江有少量大米。为了解决饮食习惯问题，学校领导出面协调，让乌江大米先供应我们一部分。终于能保证我们每天中午吃一顿米饭了，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算是一种幸福。
两年后，我和唐佩琨在张掖结婚。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我已经准确地理解了张掖的地方语言，并能用不太地道的地方语言与学生们、老乡们交流、拉家常了。在教学上，我一个人能代语文、音乐、体育、绘画等课程，并能出色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我为自己的进步而欣喜。可伴着欣喜而来的，是政治运动，这让人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
我和唐佩琨相继从学校被派到乡下、参与政治运动。那会儿，我虽然刚刚怀孕，但不敢提出任何要求，只能以最大毅力顽强克服身体不适，认真完成组织上交派的各种任务。我们苦闷、彷徨过，但又无力改变任何现状，只能默默地坚守，一天天捱过那些日子。
1959年春天，孩子快要出生时，我请假去上海生孩子。大儿子出生只有3个月，我便含泪将幼小的他留到婆婆家，又回到了张掖， 继续奋斗在各种紧张的工作与学习中。1960年底，第二个孩子又要出生，我依然请假去了上海。生下二儿子3个月后，我又将他留给了我母亲，托母亲替我照顾他，毅然离开上海回了张掖。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话、网络等通讯工具，只能写信。劳累一天后躺在床上,我便疯狂地思念两个孩子，我甚至想不起他们的容貌，那会儿想，哪怕能听他们的哭声，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就这样，我的心被对两个孩子的思念与愧疚撕扯着，但又不敢在同事和领导面前表现出来，怕他们笑话我懦弱。我每天都在用外表的强大掩盖着内心的思念纠缠，苦不堪言。只能在信中要求父母给孩子照些照片寄过来，以解思念之苦。
（杨介珏口述 王秀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