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花鸟艺术哲学
后山学派燕山小队（原燕山书屋）杨瑾、李闽山、李益君、杨鄱阳推荐——
花鸟之属是中国的艺术创作大端，并非顺手小技。惟有倾情致力，春秋不怠，方可硕果累枝，成就鸿飞。
一，起乎悲悯
中国的花鸟艺术，从前主要是画，萌芽和生长在西晋末季和南北朝早期。
北方草原民族的军队强势闯入中原，残酷的政治、经济、文化融合，以血火方式延续多年。西晋王室内斗、杀戮，及于净尽的时候，匈奴完成了南侵的种种准备，随时都可以出兵侵犯晋都洛阳。
镇守邺城的晋朝车骑将军司马腾，麾下精兵数万，却用军愚蠢，指挥无方，羯族一千多人便攻破了城池。占城后烧杀劫掠，无恶不作，近万名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兵燹之中。
匈奴人和羯人杀奔洛阳，席卷南阳、襄阳，致民间十室九空。晋军二十余万眨眼覆没。洛阳城破后，祸国殃民的西晋大臣全被杀掉。由于西晋司马家族生于不义亡于罪恶，导致约近1000万汉人死亡。
“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草木皆尽，残贼公行”，“百姓存者，百无一二”，就是当时苦难时世的写照。任见撰写和出版有大量历史著作，于此多有叹惋。
惊悚之后，魂魄稍安的艺术家看到大劫后的花鸟，不由感叹天地悲寂、生命无常，手中所出花鸟自然携带着哀痛怜悯，展示着珍爱情怀。
二，行乎天恩
南北朝时代，统治稳定之后，道教、佛教你方唱罢我登场，意识形态概念朝奉德尚惠方向滑动。作为丹青艺术的花鸟画，既是道教中的“自然”“天成”，又是佛教中的“大示”“觉悟”。
“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则物得其道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知天人之所为者，皆自然也，则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
这里的自然，理解不同，表述有异，但不影响反而会增强我们对天然存在的思考。特别是“天人合一”，在“我”与“自然”的一体关系上，产生了“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的融合理论。这种思想认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突出的是园林营造，人对自然模仿、利用，并乐在其中。六朝时期的都城出现了许多园林，人们在居处得以享有花鸟相适的环境。任见有《牡丹传奇》10卷，六朝及唐宋园林，均有“观览”与“感言”。
再就是花鸟形象进入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发现花鸟的自然美质，表现自然的花鸟动态，构建较为独特而且愈来愈丰满的花鸟艺术审美。
园林之属，花鸟艺术之类，来自“存在”的启迪，是自然界的“恩情”。
三，追乎神妙
花鸟艺术的审美效用明显而又突出。其主题展现、意境创造以及趣味构成等，均在传达说论不尽的感觉体验。
同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书法等相比，花鸟画、花鸟摄影、花鸟视频，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引发欣赏者的情感反响和审美知觉。优秀的创作，乍一看通俗易懂，老少皆宜，细品之，或具备较高审美水准者欣赏之，远与近，虚与实，亮与暗，疏与密，给予欣赏主体的发挥空间、多元情境，似又在构建一个多重叠加的艺术境界。
色彩，是随着应用技术的进步走进艺术的，早期的中国话、早期的摄影，均以灰度为主，设色为辅，甚至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有人认为色彩影响意境的创设。后来色彩的差异化审美渐渐获得认同，“水墨”与“丹青”合龙，“活色”与“生香”共融，艺术作品摆脱了灰暗，产生了美妙的感染力和神奇的渗透性。
“轮廓”与“骨骼”，也在成就优秀艺术创作的神妙。轮廓是艺术中的外在，表达温婉、明媚、娇艳、灵动，骨骼则是其内蕴的依附，不会刻意展现，却支撑着韵味、思想和丰富的生命力。
四，归乎意蕴
在西方，花鸟艺术被归于风景艺术类中，在中国，以花鸟为创作形象的艺术自成一格，莺舞蝶飞、落花流水、枯藤老树、苍苔寒潭、野蔓昏鸦、“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经过艺术家的巧思，展现出非比寻常的生机，进而透出天地人伦的启迪。
花鸟中现实中或许不常为人注意，其实青草的生命躁动，小鸟的天真嬉戏，竹木的凛凛风神，枯藤的龙蛇趣味，都振动着悦耳的生命清音，流淌着感人的生命精神。
花鸟水墨，作为华夏艺术中的古老品类，其特殊的晕染手法尤其能够塑造虚实结合的意境，凸显花鸟艺术内容的层次性和表现力的丰富性，令人反复咀嚼，愈来愈深地品味作品的内涵和意境。
优秀的花鸟艺术作品，它的各项要素无不在营造氛围和意境，所谓“意”之“蕴”者，需要欣赏者悉心欣赏、深入辨研，更有上乘之作，需要长期的体验和感悟，方可获得温热的生命和深寓的精魂。
所以，花鸟作品的美好归宿，是意蕴，而意蕴获得，需要欣赏者切身的审美参与。审美参与，即是欣赏者的愉悦体验——心灵的灌溉和美化。
2009.04于美术馆
后山学派杨瑾、李闽山、李益君、杨鄱阳等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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