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准备: 1949年后,一批又一批的人通过深圳逃往香港。深圳与香港接壤的村庄几乎成了无人村。三年自然灾害后,天灾人祸,使1962年逃亡的人群出现了高潮。逃亡的群众涉及广东、湖南、福建、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市(县),实际人数超过了百万!
逃港大军撼动香港

洪流般的人群涌向南岸,涌向香港新界的莲麻坑、打古岭。香港警方顿时慌了手脚。港方有限的警力要想阻挡成千上万的偷渡者,简直就是螳臂当车,不敢一碰。

冲过了深港边界第一道防线后,偷渡者“如同黄流流向原野”,蜂拥在香港新界的大路上,拖儿带女、络绎不绝。

香港杂志形容:“他们自由自在,毫无惧色,仿佛就在大陆清晨起来上工、平时上乡开会一般。”“看见警察后,(他们全无恐惧),还上前问去差馆(警署)边(哪)条路去呀?对于警察的拘捕是平凡的事一样。”

这里说群众问警察怎样去“警署”,是群众主动到警署去报到。有一个时期,跑过边境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曾给予安置。

这时候,如果站在香港的粉岭的山头上,看到的像是一幅大战役般的场景:在绿色的香港新界的平原上,一股股杂色的人流越过了边界后,便开始分散,并开始化作股股更小的杂色流,逐步向香港市区分流而去。

人数太多,港英政府害怕了。霓虹灯闪烁的香港街头,陡然涌来了一群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拖儿带女的大陆人,仿佛水中陡然冲进来一股黄流。

“他们随处向人乞讨,拉住人的衣衫就不放。走进食店不给吃就不走。”香港原来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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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难民大量涌入,港英政府筑起铁丝网

5月14日前后,惊魂甫定的港英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也不再寄希望于与中共的“交涉”,决心自行组织起有效的拦截。

5月15日《星岛日报》刊发新闻《当局商定决策必要时调驻军加强封锁》:“鉴于大陆逃港的难民不断从新界边境涌入本港,此间的高级官员,连日举行会议,必要时将使用军队。”

为了阻挡洪流,港府出动到边境的警察、军队共多达5000人,并出动了上百条警犬,18架直升机。上千警察在边界手牵手结成人墙,阻挡冒死冲来的群众。使用了警棍打、警犬咬......只欠没有对人开枪了。

即使是这样,也无法阻挡成千上万的群众“集团式”的冲锋。

港英政府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先后通过传媒对外宣布,从14日开始,对于涌入的群众开始采取“即捕即遣”的办法,不再准于在港停留。即是向外宣布,不再接受逃来的“难民”:你们不要来了!

原以为这样一宣布,凡跑来的必送回去,就可以断了“难民”的希望,就不再有“大批大陆难民涌港”,谁知还是不起作用,逃港的群众,还是如潮水一般涌来。

港英政府开始抓人了,偷渡群众的办法也“变”:停止了用“涌”的办法,采取分散的办法找布防的空隙入境。

《偷渡深圳河,扁舟任纵横》: “精壮之青年男女爬上梧桐山,进入英界后,经拒水坑山、麻雀岭、万屋边一转入市区。” “较为老弱的妇孺辈,多用船偷渡深圳河、入落马洲、从元朗方面流入市区。” “每当黄昏,落马洲对面华界之小丘即出现两面白旗,不断在动一接着,多辆木筏,即会载满蛇客,划入英界之边缘。”
《星岛日报》5月20日载《饥饿进军化整为零万人沿边伺机涌入》: “饥民白天入境,多化整为零。至于入夜后,则为集体行动。每人数近千,最少也有数百。令防守军警无法阻止。” “老弱妇孺之辈,由铁丝网底挖洞,或由桥涵底下穿越而过。”

5月21日,天突降暴雨,深圳河边境,逃港群众,无法躲避,但依然冒死泅渡深圳河。

《星岛日报》5月21日载《泅深圳河偷渡者日间千河现浮尸》:“从深圳河中游而泅,水甚深。两岸河面二三百尺。饥民以百多人做一批,尤以女人为多。据泅渡的难民说,现在深圳河里浮尸累累。她在渡河时脚踢到尸体。”

九死一生逃上岸来的群众,又被香港警方追赶、抓捕。

《星岛日报》报道《哨所前竟闻哀嚎》“大陆难民中,近发现有扶老携幼、举家逃亡者.....由晨至晚,不少妇女抱子负孙而来,涕泗滂沱,苦苦哀求。见者多为同情泪。”

尽管有大批越境者躲过追捕,进入了香港市内,但据统计,最初大约还有二分之一以上的越境者被香港警方抓获要送返。估计前后总人数达十万。

十万难民好抓,但这十万哭哭啼啼的偷渡者,不是马上走得了的。至少要同中方联系好送人的外交事宜。得在香港停留一到两日。十万之众,如何安置?如何遣返?成了问题。

蝗虫般挤在香港新界的偷渡者要住、要水喝、要饭吃......就是整个香港,一时赶搭十万人的帐篷也来不及!

危难之时,香港市民表现了高度的人道精神。由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全港市民“援助有困难的人民”的行动。自发给边境的逃港群众送衣、送食、送水。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投入了感人的“拯救”行动。

据《金庸传》记载,5月15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

香港各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明报。狭窄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

香港市民与逃港者,往往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不少逃港者就是香港居民的亲属、朋友、同乡。甚至有的是妻子来港找丈夫、有的是儿女来港找父母、有的是弟妹来港找哥嫂......有些就是亲人指示他们逃来香港的。港英政府实行“即捕即遣”的决定,自然遭到普遍的反对。

报纸、电台,都有港民抗议,一片反对之声。但是港英政府坚持“拦截遣返”,毫不动摇!但“出于人道考量”,由于饥饿将毙的大陆难民,长时间都没吃过一餐饱饭了,“会让他们好好吃一顿饱饭,才送他们走。”

《星岛日报》在随后的报道中说:“被捕获的逃亡者,在凌晨送往和间山训练营后,必给予饱食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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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香港《明报》的社论标题显示出对大规模逃港潮的焦心

港英政府在新界一带临时建立了十几个收容所。搭起帐篷,供给一顿丰盛的晚餐。据说,有鱼有肉,也有面包香肠,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开餐,想吃多少吃多少。

逃亡者在河北面,连饭都吃不上。“这样的美餐,不说吃,许多人一辈子连听都没听过。”当年的逃港者回忆,有许多人就是冲着这餐饭偷渡的。“逃过去就有餐好饭吃。就是留不下,也饱了一餐肚皮,死了,也甘心了!”他们说。

饥饿至极的人们,放开肚皮猛吃。

据说一个姓黄的惠阳农民,一餐吃了8个面包、10个包子,还加3碗大米饭,吃下去的鱼、肉、青菜还不算。由于暴食过量,第二天死在返回的车上。

吃过了一顿饱饭的逃港群众,第二天再被押上汽车、后来是火车遣送回大陆。据报载,仅5月23日一天开出的火车就达5班之多!

为了不被送回大陆,逃港群众牵衣顿足,对港警苦苦哀求。不肯上车!

《星岛日报》连发新闻《逃亡后被解回大陆,如出生天再入地狱》、《落马洲打鼓岭边境一妇当堂自刎》:“割颈之利刀,可能是她随身所携带,可知她早已抱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坐在窗前,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逃港百姓在那边的遭遇。如鲠在喉,真想痛哭一场,为求生不得的妇孺,为失去尊严的老少爷们。

但更让人心潮难平的是振动香港朝野,使万人落泪的“华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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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血泪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难得看到几户人家。

然而,在1962年的5月,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立刻沸腾起来。

一份资料称,当时“集结在香港市区附近华山一带的偷渡者,前后人数大约3万”。

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华山,还有一个目的: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就是香港警察来了,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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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警力显然不足。其次,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朋友在香港。稍稍处理不当,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

华山上的逃港者,该不该抓捕?什么情况下抓捕?抓捕中会不会出现“执法过当”、抓捕了该不该送回大陆?在港英政府内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右翼的人士认为,应该全部接纳这些衣食无着的“背叛者”,因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避难”。能够把“政治避难”者当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样,“再送回屠宰场吗”?

据香港传媒的统计,以一人牵动10个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计算,华山的3万人就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说,大约每10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同乡、朋友的处境担忧。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

5月16日,《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下了100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

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报纸、杂志、电台,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出动了,一批批记者冲向华山抢新闻,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情景。

南粤的五六月已经进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晒、酷热难当。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越境者麋集在华山的山头上。因为害怕被抓,像小野兽一样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丛中,一些孩子因为恐惧在瑟瑟发抖。

山路上,年轻点的扶着老父亲老母亲,头发凌乱的妇人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长途跋涉之后,又饥又渴,有人晕倒在地上挣扎,口里吐着白沫....即将崩溃的越境者们一看到是背着相机的记者,认为救星来了,顿时,整条山道上的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下叩头求助。哭泣之声震动草木.....

五月十六日香港媒体整版整版地刊载发自华山的消息:

“因为害怕军警抓捕,他们大都白天躲在山上,到晚上下山来到附近村里人家讨要吃的。有些难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生命已十分危急。” “记者赶到该区采访时,华山打靶场后的山边,已有数名难民死亡在那里。他们因风声紧,不敢下山,但在此烈日炎热天气中,极度疲乏饥饿。造成死亡。” “记者曾赶往现场拍尸体照片,但为警戒人员坚拒。”

到底怎么对待华山上的3万人?议案一次又一次摆到港督的会议桌上。

因为不得不下决心对这3万只羔羊下手抓捕,有港报形容:港督在公众场合也痛苦地“擦了眼睛”。

决策最终还是在争吵中作出:

“依据香港法律,所有越境难民,只可视为偷渡处理,不予接纳。” “立即全部抓捕,迅速遣送回大陆,以避免事态扩大。”

面对悲惨的越境者,法理也更加显得无情、冷酷!

很快,数千名军警被迅速调到华山,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由于集结的越境者太多,军警只能先驱赶,驱散了再抓捕。

一家杂志这样形容香港警方的行动:“你看过牧羊人抓羊吗?羊儿太多,太密。所以让牧羊犬把羊群冲散,牧人再挑中意的羊下手,拖到屠宰场去。”

羊儿被冲散了,母亲在唤着孩子、老人在叫着孙儿、儿童在哭喊父母.....华山痛了,像被塞进了一架绞肉机。

亲人像羊群一样被驱赶,这对香港市民来说,是何等地痛苦!

消息传来,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他们要去华山,去救自己的亲人!据统计,自1962年的5月15日开始,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带着食品、饮水赶到了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对抗”!

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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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自发为内地逃港人员提供食物

据事后估计,华山上的越境者,大约有五成以上,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当然,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抓捕不力”不无关系。

抓捕行动开始后,媒体又做了连续报道。5月17日的《星岛日报》刊载新闻《华山被包围送粮人不断》:“本港亲友及见义勇为市民,纷纷自购面包粮食,到上述地点寻找难民。山头上,呼儿唤母,一片混乱。”

5月21日《星岛日报》上的《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牵动了所有香港人的心:

“本报专讯。这是中英边境上一件人间悲剧。一个在香港居住的居民,寻找他的妻子儿女,会见了他的妻子及儿子,却失去了女儿。

前往寻找妻子及儿女的香港居民叶若英,在本月上旬接到了家书,知道他的妻子李一善、儿子叶庆贤、女儿叶庆英(12岁)已到达边境。叶若英数日来在华山一带寻找,高呼妻子姓名,昨日终于在平泰山头会见了他的妻儿,但女儿叶庆英在两日前在纷混的逃亡行列中失踪了。夫妻抱头痛哭。

然而,像叶若英一家的惨剧,在华山上还发生了多少?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试想,谁又忍心下手抓捕正在痛哭拥抱中的亲人呢?

香港警察是从未经历过这种“非人道”命令的,警察们同逃难者在一起流着眼泪:举不起警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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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1962年5月21日《星岛日报》登载

指挥官看看无法调动执行,只好命令暂停对难民的抓捕,回过头来把重点放在阻止香港市民上山上。命令警察手拉手结成圆圈,不让越来越密集的香港市民进入山中。

于是,在华山的山头上,又出现了另一幕奇特的景象:人群被警察隔开,内圈的越境者呼唤着“妈妈-‘哥哥一”....

外圈的市民呼唤着“女儿一”、“妹妹”

相隔数米,不能接近。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悲哭,一幅人间惨景!一幕人间悲剧......

但是上命难违,训词切峻。两小时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几千名警察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

一声声呼号、哭泣再次撕裂华山......

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上一一不是,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其时,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

“哥——

“妈妈——

“细仔——

看见亲人上车,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叫喊声。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形成一条条长龙,追向边境的集中营。

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然后等第二天天亮,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

夜晚,在集中营的外面,公路上、山边上,密密麻麻,到处坐着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同乡、朋友......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

茫茫黑夜,收容营外四处挤满了人,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

夜晚,星星依旧闪烁,树叶依旧沙沙,墙外人望墙内人,墙内人望墙外人,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

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儿的命运。

一向理性、现实的香港,正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良知所震撼!

或许今天香港的年轻一代知道“华山望亲”的人寥寥无几,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讲,这是侵入骨髓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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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港英政府遣返的内地逃港人员

万人截警车

天,终于亮了。

打开收容营的大门,当遣返偷渡者的车队长龙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般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绵延数公里的路上,集结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万市民。他们中有不少是趁着微明,从市内驱车赶来送亲人的。

他们大多手里还拿着准备送给亲人的饼干、面包、粮袋。

当汽车驶出营门,人们不约而同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

上万人的呼爹叫儿,是个什么情景?也许比杜甫笔下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悲惨吧。

香港新界一带的山林、大地都在震动!

“你们要走了,你们又要去受苦了!”

有人在车中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于是,把手中的粮食纷纷向车上抛去一要是被送回去,就把这点粮食也带去吧,带到惠阳,带到东莞,带到潮汕......给白发的亲娘、给病中的老爹,给那个一把米就能救活一条生命的村庄!

霎时,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泪雨倾盆。

慢慢走啊,好心的司机你慢慢开啊,让我们再看亲人一眼!

车上的司机似乎理解亲人的心肠,他们真的把车子开得很慢。于是,车队就像是一条懒蛇,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

但是,司机的心肠再好,车开得再慢,法律在催促、理性在催促,还是要一寸一寸地把亲人带离香港。

就在车队缓缓前行时,又一个令香港警方目瞪口呆的感人场面出现了。

本来分列道路两旁的人墙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百个一成百的人挡在了路中央。

几十辆汽车,像一条瘫软了的长蛇,停了下来。

“跳车一

“跳啊

人墙里有人发出一阵阵呼喊。

车上的越境者好像突然明白了,纷纷从车上往下跳。

人群中暴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场面乱了。

过了一会,被惊呆的警方突然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场面将失去控制,遣返不可能完成,必须施行强硬措施!

于是,随着哨令,大批武装的军警防暴队被调来,强行把躺在地下的人们拉起,驱赶人群。

长长的车队,在泪水和惨痛的哭喊声中,又强行穿过人墙,向深圳河北岸缓缓驶去了......

逃港者上车走了,香港警方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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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华山寻亲,演出催人泪下的一幕

然而,石湖墟收容营地上的泪水还未干,在市区、在边境的丛林中,在深圳河边树荫笼罩的小村庄里,一个个越境者的惨痛的故事,还在上演着......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香港九龙寨(人的名字是化名)。

华山上的泪水,并没有打动到他的心,他的心,已经死了。用梁成功自己的话来说,他要痛的,都痛过了。他用不着那么关心,因为他没有亲人,也不可能有亲人从河的那边来投奔他了。

当人们都赶去华山时,街道上仿佛安静了许多,梁成功就喜欢这种安静,一个人的孤独的安静。

他是大陆广东惠州白花乡人,说得更准确一点,他应该是福建人。他们全家是在12年前随母亲逃到惠州的。

梁成功还记得,就在泉州城里到处是一片红旗的海洋,到处都飘荡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时,他的父亲,印象中,一个长相魁梧结实,个子高高的人,被捆走了。

那年,梁成功10岁,弟弟7岁,最小的妹妹才4岁。

梁成功更记得后来的情景:那大约是5月后的一个黄昏了吧,他记得,是1950年的上半年。妈妈正披头散发地对着门口望,一个人推门进来,吓得妹妹紧紧地搂住妈妈。

“行了!你们去吧一”那人汹汹地对妈妈说。

母亲抱着妹妹,梁成功也莫名其妙地就牵了弟弟的手,天色昏暗暗。他们跟着母亲走,走。风在呼呼地吹,刮得路边的草丛发出一声声尖叫,四周冷飕飕的。

他们很快到达了城边的一片空旷地。空旷地周围已经没有人迹。几声鸦叫,老树上贴着白纸标语:“打倒罪大恶极的梁忠诚”“镇压反革命,人民得安宁”。

父亲的名字上还打了一把大大的红叉叉。

母亲猛然爆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原来,就在路边的一丛草边上,躺着一个人。母亲发疯似的朝躺在地上的人扑去,仿佛一头绝望的母狼。

梁成功看清了,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他的身旁,流着一大摊血。

“快点,快,就要拉走的了一”旁边一个人朝母亲吼着。

母亲赶快拉着梁成功和弟弟跪下。

梁成功和弟弟都跪了,都哭了。

只有妹妹,好像什么都不明白,只是死死地揪住母亲的衣服,她大概以为她的爸爸还像以前逗过她之后睡了,惊恐的大眼睛看看妈妈又看看地上的那个人。

妈妈把爸爸被血浸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一件带来的干净衣服。

“行了,行了一”旁边的人吼着,一人拖着爸爸的一只手,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爸爸的尸体扔到一架板车上。

有人拖着车走了。

“忠诚一”妈妈惨叫着。

“爸爸

他还记得他们几个和妈妈最后的惨叫声。

在梁成功的印象中,自那以后,他们就搬了家,没有在以前那间大房子里住了。新搬的地方是巷子中的一间小屋,妈妈在门口摆了一只茶几,放着一些针线、鞋底。但是,小巷子里也不会安静,有时候会有人进来,把一些信纸类的东西拿给妈妈,要她填写。那是街道的干部来检查的。

有一天晚上,妈妈突然对正在做功课的梁成功说:“孩子,我们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晃了一天一夜,停下来了。

妈妈告诉他,到了广东了。这地方,叫惠州。

妈妈牵着他们的手,走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弟弟再也走不动了。要找人家吃饭。

“就是这里吧。”妈妈说。他们就这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中住下来。

这儿一一惠州的百花乡,成了他们的家。

离开山村二三里地,有一个小学校。梁成功和弟弟便在那儿开始上学了。

有一天,他们放学回家时发现,家里来了客人。一个腿上黑红黑红的男人用甜薯干逗着妹妹。一个胖胖的女人在一旁望着妹妹傻笑。

不知为什么,梁成功恨死了那两个人了。

不到两天,放学回家的兄弟就发现,每天都守在门边等着哥哥回来的妹妹不见了。妈妈告诉他们,妹妹跟那两个人走了。

“妈妈给妹妹找了个好去处,他们是贫农。你的妹妹可以一辈子过安生日子了。”

每逢到过年过节,两兄弟还会想着他们的妹妹,希望妈妈能把妹妹接回来。但是妈妈不肯。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地方叫淡水,兄弟俩知道,妹妹就在那个地方。

有一天,兄弟俩沿着蜿蜒的山路去找妹妹,让母亲追到半路追回来。

妈妈死死地打了他们两人一顿,叫他们发誓不要再去找妹妹。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相继成立,戴着反革命家属帽子的母亲总是干最脏最苦的活。插田,人家任务一天插3分,反革命家属就得插半亩。大炼钢铁的时候,母亲被驱赶着挑铁矿、背树.....全劳力的男人一天挑多少背多少,母亲一天也要挑多少、背多少。

那时候,小学生被组织起来为炼铁炉做煤球,两兄弟都来到铁场上。看到疲惫不堪的母亲,抬着同瘦弱的她一样粗的树木,力不从心地一晃一晃,两兄弟心里头都在冒血。

有一天,召开公社学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誓师大会。一件他们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邻公社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上台表演背诵毛泽东语录。大人提上句她就能背下句。台下一片鼓掌声。

看着看着,梁成功的眼睛瞪大了,那个站在台上的贫下中农小女孩,多像是妹妹啊!

两兄弟猛然喊起来,那是我们的妹妹啊!

会场上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遮盖了他们的喊声。等到两兄弟追到台下,看见四周到处是来欢呼妹妹的人。

尽管两兄弟喊哑了喉咙,妹妹还是听不到。她被一个戴着红花、满脸堆着笑的农民抱走了。

梁成功认识,那人不是别人,就是他最恨的,那年到他家来给妹妹甜薯干的那个农民。

回去之后,两兄弟把看到妹妹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开始是流泪,后来不伤心了,把泪擦干,反而笑了:“‘你的妹妹有出息了!”

照大陆的规矩,做了贫下中农的孩子,以后就能上大学,过好的日子。

母亲是1960年去世的。临死前,她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把所有的事情,包括欠人的钱粮、受人的人情、还有生产队的工分账都交代了兄弟俩后,母亲说:“孩子,妈还有一件事,要交代你们。”

两兄弟热泪横流说:“妈,你放心去吧,我们知道是什么事了。我们不会去找妹妹的。”

母亲点点头,去了。

没有了母亲的家,仿佛空了。每当下地回来,推开门,第一声,还是叫的“妈一”但是,屋子里空空的,已经再没有妈了。

妹妹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用乡下人的话说:“水桶没有了箍了”。家要散了。百花乡也不是自己的家乡了,所有生活的希望,对于这两个少年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有一天,弟弟对哥哥说:“哥哥,咱们跑吧!跑香港去!”

两个少年就这样背着两斤炒熟的米,翻上了梧桐山的山头。

1961年3月的那个晚上,梁成功和弟弟顺利地穿过了深圳河边的芦苇丛,当他向深圳河冲去时,听到身后狼犬“嗖嗖”穿过芦苇的响声。

完了!他的头脑中猛的一个感觉。但是狼犬没有朝他来,他听见的是弟弟的一声惨叫。

他平安地过河了,回过头,站在深圳河的北岸,他看着那个黑洞洞的原野,呼叫着:“弟弟一一弟弟啊!”

无论是怎样撕肝裂胆的哭喊都无济于事。弟弟被狼犬旁的两个穿军装的人拖走了。

梁成功是成功了,他顺利地到达了香港,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在一个印染厂打上了一份工。但是弟弟没有了。

半年后,得到了一个叫他伤心又叫他庆幸的消息:弟弟没有死,他被关在韶关的一座监狱里了。“十六种人”一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加上他们的直系亲属,如果有偷渡行为,罪加一等,要被判刑的。

妈妈死了,弟弟关监狱了。妹妹改了姓跟了别人了,他梁成功还有什么希望呢!

他,梁成功,可能永远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每当从工厂做完工回来,他就躲到几平方米的棚屋里。把双手枕在头下,看天空的月亮发呆。

他太孤独了,太需要人的抚慰了。有一天,他终于走进了九龙寨的阁楼,在陌生的女人的温抚中度过了他处男的第一个晚上。

从此,他发觉自己上瘾了,像是赌棍迷上了牌桌、烟棍迷上了烟枪。一到发工资的那天,他就要揣着仅有的几个钱,到九龙寨去走一遭。

华山的事闹得整个香港都地覆天翻时,他却很平静。他的命太苦。也许,他所有的人间情感都在大陆的那些年月中流尽了。

正如他说的,“那是别人的事了”。他不愿再想大陆的任何事情。

街上很少行人,好像安静了许多。也许人们都朝华山去了。

商店都关着门,他熟悉的那家转着红灯的小店,门竟然开着。

“哎呀,是梁老板呀”。“妈咪”就迎了上来,生意不好,老鸨特别地亲热:“快,芙蓉。三妹、春梅一快都出来”。立刻有三四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排了过来。梁成功拿眼睛瞟了一下,顺便就点了一个年轻点的:“就她吧

“妈咪”连忙赶上来:“梁老板真好眼力啊。红妹最年轻,是80闷(元)的啊。’

“随便吧,80就80一”梁成功烦躁地说。

“‘妈咪”把梁成功引上了楼,门上粉红色的广告牌亮着、旋转着。里面的房间却十分阴暗,房间顶上的灯放着粉红的光,叫人一进去就感觉软绵绵的。

“妈咪”把空调开了:“梁老板自便。”便转身出去,顺手就把门关了。

那叫红妹的还站着不动,似乎还羞答答的样子,梁成功把她的手拉住了,牵到身边来:“你不要怕,好快的,一会我就给你钱了。”

梁成功发现她的身子在发抖,像个刚入道的。

“你是才来的吗?’

她很怕,半天才吭了一个字:“是一”

“什么时候?”

“昨天。”

“啊,那你是从山上下来的罗一”梁成功说的“山上”就是华山。

那女子点点头。

“你是哪里人?”

‘惠阳。”

梁成功翻身就从床上跳起来:“什么,你一一惠阳?”

难道?他盯住发着抖的红妹,啊,不是,不是妹妹。

他仔细看了看,不是,不像。

他此刻真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面前的红妹是妹妹倒好了。可惜不是,不是她。

不知为什么,梁成功突然又轻松地嘘出一口气:“你过来,不要怕,过来一”他把红妹拉到身边来了,开始轻轻地解开了她的衣扣。当红妹的衣领揭开以后,梁成功惊呆了。不是被雪白的颈项惊呆了,而是被后颈项的一块疤!那是母亲抱着妹妹在福建老家烤柴火时,不慎被柴火星烫出来的。

他记起了那个在台上背毛泽东语录的小女孩。

“妹妹啊!果然是你啊!”

后来据1962年6月27日《星岛日报》报道:“......兄妹抱头大哭。才知其妹以400元的代价卖与鸨母。乃与鸨母商量救其妹出火坑。终以港币四百元赎回其妹。

梁成功意外找到了妹妹的事情,很快像风一样传遍了香港。各个报纸、电台,纷纷来找他们。有些公司还特意要以高工资聘请他们兄妹去上班。

梁成功只好同妹妹躲到了一个同乡的阁楼上,避开人群。

据一位香港杂志的记者说,他们最后还是被接去了台湾,在那里开了一家小餐馆。因为不少人来看他们兄妹俩是个啥样,小餐馆的生意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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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逃港人员被港英政府安排在元朗与新界等地修建的难民营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批斗逃港者的场面。 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

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叶争气:“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后记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风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官方说是几万,但据调查,应该是30万左右。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逃出的饥民,侥幸到达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保全了饥饿之躯。有些人后来更以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一份可观的事业。这些谋福之举,同那些冒着危险,顶着压力救人性命的人们的勇气是分不开的。

为民谋命者理当青史留名!

“谁都不怀疑,如果不是陶铸等一批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毅然放人民一条生路,广东省乃至其他地方将要饿死更多的人。”一位退下来的领导人这样说。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资料来源:

《大逃港》/陈秉安著.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7 (2011.8重印)ISBN 978-7-218-06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