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结束疫情防控措施一年多之后，经济复苏的程度与速度，应该说都不及预期，要推动疫后经济尽快复苏并稳定发展，我们必须迈过四道坎。一是必须建立市场化的要素市场。二是必须改革分配制度，将更多的国民收入分配给劳动者。三是必须改变国资为主的投资方式与产业政策，改变产能过剩、无效投资的状况。四是必须构建法治政府，清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高政府行为的可预测性。
2024年一季度，衡量全国消费品供求情况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涨幅为0，衡量工业供求情况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跌2.7%；内需最大宗的房地产持续第11个月下跌，今年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额2.14万亿元，同比下跌27.6%；衡量外需的商品出口8075亿美元，同比下降1.5%。由于存在较为严重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虽然有2023年疫后第一个季度低基数的衬托，一季度29.6万亿元的GDP，现价同比增长不到4%，为历史较低水平。
结束疫情防控措施一年多之后，经济复苏的程度与速度，应该说都不及预期，表面上看理由多多，但实际上皆因我们的宏观经济存在一些被疫情前中高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的基础性问题。要推动疫后经济尽快复苏并稳定发展，我们必须迈过四道坎。
一是必须建立市场化的要素市场。
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生产要素是指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和技术与信息。这些生产要素要在市场中进行交换，才能合理分配并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价格及其体系。
而我们建设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40多年了，在生产与消费环节基本建立了市场体系，但在经济最顶层的要素配置环节，政府一直牢牢抓在手中，不愿将之推向市场，导致我们缺乏要素市场，生产要素错配严重，要素价格扭曲，成为各种经济问题的根源。
三郎如此评论我们的要素分配问题，是有依据的。2020年3月30日，国家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在文件中要求各个领域如何让市场而非政府决定要素配置。
政府而非市场配置要素，必然导致拥有生产要素的官员，对要素的回报率没有追求。而不具备生产要素的企业家，却在努力追求一个更高的回报率，这就导致了严重的矛盾。实际上我们越来越严重的投资浪费、产能过剩、资金空转、学历过剩、大量高学历人才集中于政府而非企业，根子上就是要素分配的行政化而非市场化。
要素分配市场化，核心的地方就在于“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后面的市场要素价格就水到渠成，而且只有市场形成的价格才是最公平的价格。
比如，只有资本市场化，才能抹平民企和国企的融资成本差距的鸿沟；只有劳动力市场化，才能促使取消严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
为什么我们建立要素市场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这涉及政府权力的大小，官员寻租空间的大小。我们都知道，自己削减自己的利益，总是不容易。
二是必须改革分配制度，将更多的国民收入分配给劳动者。
20年前，越境进入云南、广西打工的越南人、缅甸人比较多，甚至不少越、缅女孩越境嫁到中国。但在越南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现象迅速减少。后来还出现了逆向的越境打工现象，近几年这一现象已从之前的个别情况发展到成批、整村出境。
近十几年来，在云南边境一线地区，出现了大量边民外迁、人口减少、耕地荒芜、村寨空心化现象。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移居到缅甸果敢地区的约有21万人，其中老街就有11万。
根据云南大学课题组罗红霞、朱星羽的调查，仅2021年，瑞丽市至少越境流失人口14.2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调查显示，云南边民大批移居越南、缅甸有多种原因。
一是经济因素。近年来越南边境地区的经济水平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过了云南边境，这对我们的边境居民产生了吸引力。
二是发展前景。西方国家将越南视作供应链分散战略的重要节点，吸引了大量外资蜂拥而来。边民认为越南的今后的发展优势超过了我们。
三是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就业机会多。越南这几年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业机会多，工资增长快。相对于云南、广西这几年经济发展困难，就业岗位不足，云南边民赴越南谋生更容易。
四是社会保障政策因素。调查认为，邻国的边疆战略、边境政策、惠边措施，与我们比较，显现压倒性的优势，也会诱发边民外迁。
比如越南还无偿供应边民农具、种子、化肥、耕牛。一律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不仅免学杂费，还免费发放校服，每月补助一定的生活费。最吸引人的是，只要能读到12年级，一律分配工作。边民子女考上大学的，给予资助。而我们与越南的这些惠边政策没法比较，对云南边民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我们知道，由于我们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劳动力收入与GDP的比例上，我们是全球最低的。边民的移动方向也警醒我们，抓紧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力收入占比，缩小工薪收入差距，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原计划投资资金中的一部分，用于转移支付，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刺激有效需求。这些措施刻不容缓。
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加速用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取代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才能稳定人心，减缓高净值人才和底层劳动力外流的趋势，缓和人口总量减少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三是必须改变国资为主的投资方式与产业政策，改变产能过剩、无效投资的状况。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6天前脚刚走，德国总理舒尔茨就来访华3天3地。虽然来的时间有先后，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和关注了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产能过剩”。
我们认为这是西方政客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认为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出口有所增长，但这是国际分工和市场需求的结果。还认为供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要依靠市场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调节。
的确，产能过剩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其既是个总量的概念，也是变量的问题，而且过剩也分为绝对过剩、相对过剩、结构过剩等多种情形。
但我们必须注意两点：
第一、耶伦是技术官僚，耶伦在美国算是不那么反华的政客，她一直赞成取消对华关税。舒尔茨是欧洲少有的亲华领导人，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是最坚定的。他们不可能每句话都是为了打压，其中也有“忠言逆耳”。
第二、我们的确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就如耶伦所言，解决产能过剩和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提及产能过剩，大多数人都囿于工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从2021年一季度的77.2%下降到2024年一季度的73.6%。
100%减去产能利用率，就是产能闲置率。三年来我们的工业产能闲置率从22.7%增加到26.4%，其中最严重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产能闲置率从25.5%增加到28.8%。
我们的产能严重过剩，这是事实。
实际上，我们的产能严重过剩，不仅体现在工业，还体现在基础设施、服务业等很多方面。如果我们将出口视作本国无法消费必须转移的过剩产能，2023年我们出口商品3.38万亿美元，进口2.56万亿美元，商品进出口顺差，也就是我们本国不消费的商品产能为5939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3%。这意味着我们有3.3%的GDP相当于国内需求是过剩的。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美国2023年出口额为30535亿美元，进口额为38269亿美元。国际贸易逆差为7734亿美元，占其GDP的比例为负2.8%。这意味着相对于美国国内需求，美国产能不足率为2.8%。
产能过剩，源于我们国有投资体制和产业政策。比如我们发展钢铁产业时，钢铁厂一哄而上，我们重组消化了十几年，钢铁产能依然严重过剩。比如我们发展太阳能时，各地太阳能产业园一哄而上，产能过剩到把当时的太阳能第一巨头都干毁了。
我们各地城投之类的投融资平台，负债高达70万亿左右，干的主要就是大举投资、闲置产能的事。
四是必须构建法治政府，清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高政府行为的可预测性。
从党的十八大制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标以来，我们回过头却发现，一个街道就能发文不准辖区居民置办超过多少桌的酒席，一个区政府就能发文不准清明节烧纸钱，一个区县的管理部门一年可以到一家企业检查200多次，警察可以不经法院判决随意以涉诈名义冻结你的银行卡，银行可以没有法律依据地随意限制你的取款金额，一个居委会干部可以拿捏你的软肋……
我们都知道，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还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接受人民监督。但现在大家都不敢公开批评政府和领导，轻则是负面言论，重则跨省追捕。
所以，法治社会的核心，是政府和官员必须将自己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绝不可随意扩权，随意干涉企业和居民的权利。
政府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上，也应该谨慎而为，切忌政策烙烧饼。一会左，一会右，导致政策不稳定，市场无法预测政策趋势，无法确定政策风险，进而无法决策投资与生产。
法治政府要求权力行使者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克服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权大于法”的错误思想，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对于知法犯法、违背人民意志、损害人民合法权益等不良现象必须坚决纠正，依法承担后果。
因此，建设法治政府在注重依法行政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依法行政的监督，建立健全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然，这也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但这是构建和谐健康的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