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哲学家、社会学家，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曾为周总理助手。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主席点名，定为极右分子。让李慎之被判右派的“大民主”言论内容是：“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应当建立宪法法庭”。
这些言论，现在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妥。但当时情况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国内、国际上存在图谋颠覆新政权的多种敌对势力，即便像傅作义一样的“投诚将军”还都想着对蒋某人“悉贡所能”。
在当种社会条件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真的像李慎之希望的那样、还政于民的话，那么，所谓的“民”会是谁？会是老百姓吗？不、绝对不会，肯定是那些能够控制话语权的各级官僚、资本家、专家学者、记者编辑、各类明星……等，也就是现在说的所谓“精英人士”。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一方面是普通民众对自己“当家做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看不到政治地位和自己利益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的精英阶层，他们明白，自己的利益诉求、用“民意”形式才能合法争取到手。
这种情况，甚至直到现在都没得到彻底扭转。无论我们主观上多么希望民众能够当家作主，但在客观上、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底层民众都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需要有代言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代表他们。
中国有关成语叫做“大智若愚”，实际上、真正的“大民主”看起来也许会非常像“极权”。新中国成立，常常被说成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旧中国，民众身负“三座大山”、就是“精英政治”的结果。如果实施所谓的“还政于民”，必然就又走到“精英政治”的老路上，民众利益被无视、被侵蚀的情况必然重演，“三座大山”将重新出现。
其实，真正的民主是尊重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形式上的“还政于民”。举个例子吧：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个数据，全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当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时，农民并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很多医疗工作者也是不乐意下乡的。如果把这个事情“还政于民”，能有大批医疗工作者送医下乡吗？农村的医疗状况能得到改善吗？……
一些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自己的意见受到压制、利益受损，就发牢骚说“极权”、“专制”。这是非常狭隘的。就李慎之而言，他还有句著名的话，叫“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
李慎之早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激情澎湃的年轻时代，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走上革命道路。革命胜利以后，他被打成了右派。结合其他人的一些类似经历，他得出结论说“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
而实际上，他是不太够资格说这句话的，真正有资格说这句话的是刘青山、张子善等人。他们两个参加革命比李慎之早，贡献比李慎之大，下场比李慎之惨。但是，他们（包括子女）并没有抱怨“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
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他们比李慎之多一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曾经是“革命儿女”、不代表一直都将是“革命儿女”。但李慎之不这样想，他认为自己“一朝是革命儿女”、就“永世为革命儿女”。
所以，在他后来右派平反之后，还用“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这句话、从人道主义的面目批判革命，并博得了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一大批涉世较深而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一大批当官做老爷享特权搞腐败的干部，一大批涉世很深、被共产党镇压或被剥夺土地者的同情和喝彩，影响了舆论，让自己成为自由主义的中国教父。
而实际上，他的这一套言词，不堪一击：革命儿女不是大学文凭，不是一旦考上就一劳永逸。同时，革命也不会完美无缺，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真正的“革命儿女”应该理解这点，不会因为个人被“不公平”对待就仇视革命；这就像父母也会委屈、冤枉儿女，儿女不应因此仇视父母一样。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如去深感遗憾：他至死也没弄懂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