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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用当下人文学科的学术时髦修辞“转向”，人类学中的“听觉转向”，或者，声音研究中的“人类学转向”正在发生。这篇文章通过梳理感官人类学、听觉文化和声音研究这三个领域的学术发展语境，特别是通过回顾两次知名的学术争论，辨析存在于声音研究、听觉文化与感官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分歧。基于对本体论vs认识论，表征理论vs非表征理论的梳理，文章进一步反思声音与听觉文化研究中的经典核心概念，“声景（soundscape）”，并提出“声境（acoustic milieus）”概念与之形成对话，以此强调声音作为理解生命体存在境况以及作为生态式思考的媒介。

作者简介

王婧，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类学访问教授，俄亥俄大学跨学科艺术学院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一

引言

声音，作为一种物种间及跨物种沟通的媒介，其重要性从来都无需赘言。然而，声音作为一种思想的、方法的媒介，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席于主流学术话语与知识生产中。如果说西方艺术史是一部视觉艺术史，那么，众多人文社科学科的学术史也都可以理解为是视觉为主导的，例如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这种基于视觉经验的理论知识生产史的形成与发展之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与语言有关。至少中文与英文语言中与思想有关的词语大都是有视觉隐喻的，比如视角，视野，观点，关注等。中文与英文语言中描述声音的词汇，相较于视觉，是十分匮乏的。

二十世纪伊始，声音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不仅为艺术、音乐创作与音乐产业带来质变，也深刻改变了日常生活，都市文化，审美体验等，“声音”开始成为人文社科学者学术研究的对象，继而促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跨学科新领域，声音研究。这篇文章将回顾促成声音研究领域的学术“前奏”（受限于笔者的知识结构，回顾将从人类学角度入手），梳理并辨析声音研究中的“不和谐音”，并进一步提出“声境”概念，用以对话声音研究中的经典核心概念“声景”。

二

前奏：从感官转向到声音转向

感官人类学，或者，关于感官的人类学（这两种叫法背后存在的分歧将在文中具体讨论），简单地说就是从感官的角度（在这篇文章中具体到听觉），从相对微观的层面以具体田野案例关注生命体，为更加宏观的文化体系提供具体和不乏矛盾冲突的解读。

（一）感官转向

传统的人类学写作中，对于感官的描述早已无处不在。比如耳熟能详的《菊与刀》（1946/1990），就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这个“古怪”民族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讨论日本人的饮食、婚姻、饮酒、男子气概。再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1955/2005）中，记录他在亚马逊河流域体验最原始的人类社会（“野蛮人”）的经历。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文化结构、符号象征意义，感官始终作为解读符号象征意义的附属品、装饰品存在。另外，早期的人类学者多扮演着探险家的角色。唯一呈现他们的探险以及思考的途径就是写作。文字往往承担呈现一个陌生文明、文化的全部重任。人类学学科之外，对感官研究历史同样悠久的学科，还有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当然还有艺术史、美学、文学等。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在人文社科学科中，一直以来，对感官的讨论与关注基本都是以视觉为对象或者以视觉式思维（后文将详细论述）展开。当代学术语境中感官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以视觉为中心、忽略其他感官的学术传统的不满与反思为起点。

“感官转向”这一说法，有其独特的学术语境。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概念，形容能够带来科学革命的基本理论转移，但很快，“范式转移”说被科学以外的各领域使用至滥用，使其成为一种日常修辞而丧失原有的学术价值。人文社科中，取代“范式转移说”的，就是“转向（turn）”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由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ues Derrida）、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引领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为主导，“语言学转向”的说法随着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67年主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的出版流行开来。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e turn）”。最初所涉及的研究包括，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E. P. Thompson）的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其中使用文化概念（包括习俗传统、价值体系、日常生活实践）重新解读阶级；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论文集《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1998）收集了他自1983年至1998年的文化批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专著《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1973/1999）强调人是建构意义的动物，而文化是意义建构的过程与产物。“文化转向”也促进并见证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地位，与“语言转向”一样，两种转向说都是一种对来自哲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的某种范式转换的回顾式总结。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不到二十年时间里，人文社科学科涌现出大量的转向说，比如视觉转向（iconic turn），空间转向（space turn），身体转向（the somatic turn），情动力转向（affective turn），反思式转向（reflexive turn），参与式转向（participatory turn），社会转向（the social turn），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实用主义转向（the pragmatic turn），批判转向（the critical turn），神经科学转向（the neuroscientific turn），表演转向（the performative turn），后人类转向（the posthuman turn），后殖民转向（the postcolonial turn），听觉转向（the auditory turn），关系转向（the relational turn），物质转向（the material turn），物转向（the object turn），声音转向（the sonic turn），生态转向（the ecological turn），幽灵转向（the spectral turn）。与“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相比，这些转向已经从一种回顾式总结变成了一种行动宣言，恰是约翰·奥斯丁（1962）所说的“言语-行为”（speech-act），是具有行动力的言说。每一个转向就相当于一次德勒兹意义上的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在某种程度上，众多转向的背后依然有“语言转向”与“文化转向”的背景音，在继承的同时形成对立。

“感官转向”最初反对的是语言中心主义与视觉中心主义，与“身体转向”“表演转向”更加贴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极大的重叠。“感官转向”说的倡导者包括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人类学家大卫·豪斯（David Howes），社会学家安东尼·辛诺特（Anthony Synnott），以及成立之初还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读博士的文化历史学者康斯坦斯·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1988年，三人组成研究小组CONSER T（Concordia Sensoria Research Team），对常被分类为第二感官的听觉，以及低级感官（嗅觉，味觉和触觉）展开研究。小组最初集中于对嗅觉和气味的研究，包括David Howes对仪式中气味的研究（Olfaction and Transition: An Essay on the Ritual Uses of Smell，1987），Constance Classen对不同文化中的嗅觉象征主义的讨论（The Odor of the Other: Olfactory Symbolism and Cultural Categories，1992），以及三人合著并广受好评的专著Aroma：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1994）。Aroma（1994）成为第一本全面探讨在不同历史时期，嗅觉/气味与宇宙学、阶级化、政治、经济、仪式的实践与理论关系的专著。不过，在CONSER T之前，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就已关注气味研究，他敏锐地捕捉到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法国社会中，在医生、化学家以及公共健康改革者、政府官员中出现的对气味的警觉，他发现气味成为这些人理解与控制疾病的媒介。在专著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1986）中，科尔班通过气味史为理解法国18至19世纪社会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不过科尔班似乎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兴趣要远大于创建某种学科领域。

CONSER T小组通过一系列感官研究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以及相关专著的发表，加上2010年在康考迪亚大学创建感官研究中心，与哥本哈根大学合作创建网站sensory studies，将感官研究的内容从最初的学术研究延展到商业与艺术，所涉及的学科已十分丰富，如其网站上所列，涵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考古学，地理，传播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史，博物馆学，电影，混合媒介，表演，现象学，残疾人研究，美学，建筑，城市规划，设计等。2018年，大卫·豪斯编著的一套从书Senses and Sensation由Bloomsbury出版，包括共101篇论文，以学科分类为四册（1.地理与人类学，2.历史与社会学，3.生物、心理学与神经科学，4.艺术与设计），每册分别从奠基式文本，核心领域与概念，展览这三个方面全面介绍感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这其中几乎能够涵盖上述列举的千禧年后出现的各种转向内容。

奠定感官研究领域的学者，除了CONSER T小组成员和上文提到的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之外，还有哲学家米歇尔·赛荷（Michel Serres），文化人类学家纳迪亚·赛瑞麦忒克斯（C. Nadia Seremetakis），人类学家保罗·斯托勒（Paul Stoller），社会人类学家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人类学家凯思林·斯图尔特（Kathleen Stewart），设计、影视人类学家莎拉·平克（Sarah Pink）。另外，有必要提及的是，康考迪亚大学的另一个机构，感官实验室（sense lab），由文化理论学者、艺术家艾琳·曼宁（Erin Manning）和哲学家布赖恩·马素米（Brain Massumi）创建，专注于思想与艺术实践的相互融合。还有哈佛大学的感官民族志实验室（Sensory Ethnography Lab），融合人类学、视觉与环境学，以及设计等，创作以民族志为主要方法的媒介艺术作品。

虽然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联觉同属于感官范畴，有共通之处，但每种感官研究又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技术、理论范式、思想脉络。比如接下来要讨论的听觉文化和声音研究，就与视觉有明显区别。有必要强调的是，为了思考与研究论述的展开，有时需要单独对待某一个感官，但在实际体验世界的过程中，所有的感官都是共通调动与转化的。

（二）听觉文化与声音研究

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保罗·斯托勒在其专著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 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y（1989）中提醒，人类学研究中丧失了感官层面，对很多人类学家来说，抽象乏味的理论比丰富的民族志生活要更加重要；但是，只有长时间浸泡在田野中，才能发掘深藏在嗅觉、听觉、触觉以及视觉中关于一个文化的丰富意义。除了对气味、嗅觉的研究外，在感官研究初期，最早发表的学术研究恰是声音研究。斯托勒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是西非尼日尔共和国的桑海少数民族（Songhay）巫术文化，他在文章“Sound in Songhay Cultural Experience”（1984）中，通过存在主义视角探讨桑海人的声音观，桑海人相信声音有穿透物件的力量，声音的穿透力即存在力，通过声音存在力可以触及到体验的最深沉之处。咒语，作为斯托勒研究的重点，具有特殊的声音力量，这种声音力量与承载信息与知识的文字是不同的，这种声音力量的能量来源于其自身，而非其代表物。声音是桑海文化体验日常世界的基础，是巫术魔法最核心的元素。如果说凝视产生的是距离，那么声音能够创造的是沟通与参与。在斯托勒之前，人类学家斯蒂夫·费尔德（Steven Feld）1982年发表的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卡鲁利人的人类学研究专著Sound and Sentiment：Birds，Weeping，Poetics and Songin Kaluli Expression，不仅是声音人类学的奠基之作，也可以算感官研究最早的专著。费尔德为我们展示了声音如何作为卡鲁利人的文化系统存在，通过分析卡鲁利人声音的表达与传播，包括哭泣、诗歌、歌曲，探析卡鲁利社会的文化生活与卡鲁利自然世界（热带雨林）和精神世界的关系。科尔班对十九世纪法国山村钟声的研究（1994/1998）可以说开启了历史学中声音研究的先例。结合在这之前他对嗅觉的研究，科尔班的感官研究方法可以看作是一种超历史法（para-historical method），也就是对感官历史记录的考察，通过探索被记录的感官与感官的历史现实之间的差距以达到对感官的历史研究。

人类学家斯特凡·赫尔姆赖希（Stefan Helmreich）形容二十一世纪初期为声音研究的“大爆炸”（a big bang）（2016）。2004年，期刊American Ethnologist发表了费尔德与唐纳德·布伦尼斯（Donald Brenneis）的文章“Doing Anthropology in Sound”，以采访对话的形式勾勒出人类学中的声音研究思路（2004），同年，迈克尔·布尔（Michael Bull）与莱斯·贝克（Les Beck）主编的论文集Auditory Culture Reader总结并同时开启了一轮听觉文化研究热潮。2012-2013年出版的三本论文集，Sound Studies Reader（Sterne，2012），Oxford Handbook of Sound Studies（Pinch & Bijsterveld，2012），Sound Studies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Bull，2013）进一步为声音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甚至学科奠定基础。至今，声音研究和听觉文化研究的议题已相当丰富，包括声音技术哲学（Ihde，1976），听觉认识论（Feld，1982/2012；Thompson，2004），声景研究（Schafer，1993；Thompson，2004），声音/噪声研究（Attali，1985；Goodman，2012；Hainge，2013），声音艺术与实验音乐研究（Kim-Cohen，2009；Cox，2018a，2018b；Kelly，2011；Voegelin，2010，2014，2019；Licht，2019；Wang，2012，2015a，2015b，2016a，2016b，2017），语音（Voice）（Cavarero，2005；Dola，2006），噪声音乐的研究（Novak，2013），声音技术包括收音机、唱片机、录音机、随身听、合成器研究（Trevor & Bijsterveld，2004；Stern，2012），声音与公共性（Born，2013；Wang& Peterson，2017），无声（Cage，1994；Corbin，2018；Voegelin，2010），科学中的声音（Roosth，2009；Helmreich，2015），批判声音研究中以耳为中心的聋哑人研究（Mills，2008；Friedner & Helmreich，2012；Holmes，2017）等。另外，对录音技术发明之前，19世纪中期之前，甚至远古时期的声音研究，声音的考古研究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逐渐丰富起来，古代洞窟的声音研究对理解洞窟壁画与古代建筑观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Scarre，1989；Scarre & Lawson，2006）。

三

不和谐音

在当下众多的声音研究、听觉文化研究、感官研究的学术发表中，存在两个根深蒂固的理论分歧：一个是本体论研究与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之间，另一个是表征理论与非表征式理论之间。

（一）感官人类学中的表征式与非表征式认识论之辩

感官研究中以大卫·豪斯为代表的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关于感官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的任务，强调感官的文化建构论和比较论，相信不同文化中使用感官权重的不同会直接造成不同文化感知世界方式的不同，因此偏重探索社会结构如何决定感官的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感知的意义（Howes，1991）。英戈尔德在专著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2000）中，指出豪斯等人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对感官作等级分类。对于豪斯为代表的学者，视觉是一种进行客体化操作的感官（objectifying sense）；而英戈尔德指出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不是以视觉为主的感知方式造成了世界的客体化，而是相反，对世界的客体化操作造成了视觉为主的感知方式。另外，英戈尔德（2000）提出必须要区分视觉（vision）和视觉化（visualization），当学者提出西方社会的视觉中心主义倾向时，往往容易混淆视觉唯一性（reduction to vision）与对视觉本身的消减（reduction of vision），也因此出现反视觉（antivisualism）的主张。

2010年，发表在学术期刊《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上的一系列辩论，首先体现在对感官人类学如何命名上。莎拉·平克（2010）提出使用sensory anthropology比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更恰当，理由是sensory anthropology更加直观的表达出这个新研究方向的跨学科性，而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却从命名上表示为一种从属于人类学的学科（sub-discipline），对感观的研究仍然是使用人类学的观念和理论。平克提出感官人类学不用局限于人类学方法，而应该关注如神经科学等学科对感官的研究成果。豪斯在回应平克的批评时，提出关于感官的人类学本身就是高度跨学科的，神经科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同时，豪斯强调，任何一个学科或者科学的感官研究模式都不应该被视为是最为核心的，必须为不符合现有的人类学、历史、哲学或者神经科学理论的原著民感官模式保持开放（2010）。针对英戈尔德的观点，豪斯认为，使用现象学方法对感官的讨论是一种普遍主义，并指出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天真性”在于其强调某种原始的（primal），前反思（prereflective）的整体，这个整体忽视了不同感官在体验层面或者文化价值层面存在的矛盾关系，比如（延用豪斯举的例子）一个视觉上看起来十分丑陋的圣人在嗅觉上却散发着一种神圣的香味，就说明感官并不总是统一的，也因此质疑梅洛·庞蒂对于不同感官之间的协同作用（synergy）和互为可译性（intertranslatability）的著名观点。豪斯指出，英戈尔德的现象学方法给予个体和主观性更多的优先权，而忽略了共同体及社会层面。

回应豪斯的批评，英戈尔德指出，之所以田野工作者能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进行田野工作，就是因为感官的普遍性；人的感知是各种感官综合作用而发生的，不可以分别对待。英戈尔德（2011：314）认为豪斯的这种批判根植于其表征性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建立在一系列二元论之上，包括主体/客体，个体/社会，物体/形象。对于三位学者对彼此互相误读的指控，这里不多作赘述，但是他们之间的理论范式分歧值得高度重视。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普遍性操作与文化研究中的建构论之间的争论，表征式与非表征式的认知范式之间的分歧，也同样存在于声音研究，甚至当下整体人文研究中。

（二）声音研究中的本体论与文化建构论之辩

2015年，在Sound Studie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的创刊号中，音乐理论学者布莱恩·凯恩发表了一篇关于声音研究中出现的本体论转向的批评，文章题目直接总结出其批判的核心论点，Sound Studies without Auditory Culture：A Critique of the Ontological Turn“没有听觉文化的声音研究：对本体论转向的批判”（2015）。接着在2017年，发表于Parallax期刊的两篇文章，“声音研究中的白人观和本体论转向”（Thompson，2017），“情境化知识探测：声音考古中的回声”（Goh，2017），再次将批判的苗头指向声音研究中的本体论转向。

凯恩以三位声音研究者，史蒂夫·古德曼（Steve Goodman），克里斯托夫·考克斯，格雷格·汉奇（Greg Hainge）的本体论观点为批判核心，指出三位力图发展的声音自然主义哲学虽各有差异，但均受启发于德勒兹哲学。Kane（2015）指出“声音研究中的‘本体论转向’，对立于人文学科中的‘语言转向’，直接质疑有关听觉文化、听觉技术、技术媒介化的声音，而支持对声音、身体和媒介的普遍式关怀”。具体地说，依据凯恩的论述，古德曼的振动本体论根植于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情动（affect）理论，坚持身体的情动力先于认知发生。凯恩将考克斯的声音物质主义与汉奇的噪声本体论称为本体美学（onto-aesthetics），即认为艺术可以揭示本体状态，“当艺术作品能够揭示其本体时，就会被这些人选择、讨论以及看重”（Kane，2015）。凯恩指出本体美学的问题存在于它的类别错误，即混淆了具身化（embodiment）与范例（exemplification）两个概念。范例是可以有程度的，比如裁缝的色板，从织物上剪下的一块布，与织物有关联，可以接近，但并不需要与织物的形状相同。但是，具身化不同，它没有程度而言，一块正方形色板与一个长方形的色板都是色板的具身化。本体属于具身化范畴，而不可被范例化。也就是说，本体是没有程度的。范例化是一种参考形式，而具身化是一种状态。凯恩的例子更清楚地表明他的论点：一条鱼可以比另一条鱼尝起来更像鱼，但是没有一条鱼比另一条鱼更加是鱼；一件作品比另一件作品听起来更噪，但没有一件作品在本体意义上比另一件作品更加噪音（因为在本体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噪音）；一件声音作品比另一件听起来更加有声响，但不存在一件声音作品比另一件更声响。考克斯与汉奇的本体美学观依赖于德勒兹提出的“虚拟”（virtual）概念，虚拟是无法被表征的，因此，要谈论虚拟，考克斯与汉奇都无法避免使用比喻，但是如Kane指出的，正是他们对比喻的使用，暴露了他们提出的先于/无文化（culture free）本体论无法摆脱的文化背景。总的来说，声音研究中的本体论转向忽略了在促成对声音的情动式反应，以及在对声音的本体式论述中，听觉文化扮演的角色。

凯恩所代表的听觉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与表征、意义相关的情境化知识、实践以及历史，而考克斯为代表的声音研究则关注声音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普遍意义上的声音/噪声本体论。玛丽·汤普森（2017）火药味十足地指出，考克斯的声音本体论是一种与白人观和殖民历史密切相关的声音本体-认知论（onto-epistemology of sound）。考克斯的声音本体论继承了约翰·凯奇众多观念。汤普森例举了本·皮库特（Ben Piekut），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is）对凯奇白人观的批评，皮库特认为“凯奇重复了白人、男性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自我隐形操作，使得自己成为声音本质的听觉观察者”；而刘易斯（1996：222）提出“白人观使得凯奇成为美学价值的客观仲裁者，因此以欧洲音乐价值观为标准，认为非洲即兴音乐需要改进从能变得更加‘自由’”。汤普森指出，考克斯对凯奇的阅读是具有选择性的，考克斯刻意将凯奇美学与其政治意涵分开，就如同他将声音的物质性与意义分开、将声音的本质与文化分开的操作，使得声音本体论与社会性的互相构建机制变得模糊。另外，虽然考克斯认为通过声音可以超越文化与自然，人与非人，大脑与物质，象征与事实，文字与物理等二元分裂，但考克斯的物质主义本体论事实上增强了这些类别之间的对立。汤普森用国际机场的声音作品说明什么是她所谓的“白人听觉”。2007年由Room40厂牌出版，Queensland音乐节和Brisbane机场委约的专辑合集Airport Symphony中，收集了来自多个国家的知名声音艺术家和实验音乐人的录音作品，但是汤普森（2017：276）指出，这张专辑中所有录音在风格上都是趋同的，“缓慢变化的低音，抽象的嗡鸣，温柔的隆隆声，发动机飞涨的噪音”，这些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机场声景正好与考克斯所提倡的以本体论为导向的声音艺术作品相符。正是白人式的聆听预测了这种无聊的、没有个性且充满消费主义的机场声音。而来自美国实验电子音乐人奇诺·阿莫比（Chino Amobi）的专辑Airport Music for Black Folk，却通过音乐提供了一种机场种族化体验，而这种体验是白人式聆听根本无法感知的。当黑人社会生活变得可感知时，那种视白人观为感官本体基础的错觉就变得再明显不过了（Thompson，2017）。安妮·戈则是从女性主义，特别是唐纳·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理论出发，批评以默里·谢费尔（Murray Schafer），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考克斯为代表的声音自然主义，指出在声音知识生产中的性别化问题：聆听主体的男性主义，与对聆听客体的女性化操作（Goh，2017）。

考克斯对以上的批评作了部分回应（Cox，2018a，2018b）。概括来说，考克斯指出文化建构论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认为一切皆为建构;把自然与文化划等号，混淆本体论与认识论。文化建构论（cultural constructivism）或者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认为物质现实本身没有本体上的抵抗力，物质现实能够被按照某个主题、文化或者语言塑造成某种形式。作为物质现实主义者，考克斯坚持强调物质自身的自我组织能力，强调声音不可被表征与被符号化。“文化理论坚持认为认知与体验世界必须通过象征场域的媒介化进行，拒绝认同现实主义能够直接进入超言语现实的主张”（Cox，2018b：15）。考克斯（2018b：15）指出，一切文化理论都深深质疑超符号、超文本、超言语；质疑言语、意义以及释意所共同基于的一个基本现实的存在，包括德里达、拉康、索绪尔、罗兰巴特、齐泽克，都主张言语现实之外再无他物。考克斯所总结的文化理论观点，被新物质主义的核心学者之一凯桑·梅拉苏（Quentin Meillassoux）称为“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可追溯至康德对物体与心灵的二分，即主张我们只能知道现实呈现给我们的那部分，永远无法知道现实本身。

“本体论转向”，包括思辨物质主义（speculative materialism）和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 orientedontology）的新物质主义所倡导的，就是突破相对主义的具有认知局限性的理论路径。推动“本体论转向”的学者们将文化定义为表征（culture asrepresentation），指出文化研究专注的是认识论，即不同文化对真实世界的不同认知的表征。本体论则认为物体或者现实世界（复数）有无法被文化建构或者表征的部分。在新物质主义理论的语境中，考克斯（2011，2013，2018a）提出一种反对表征理论范式的声音物质现实主义，将声音定义为一种先于文化的非表征式声音流（asignifying sonicflux）。回顾凯恩等人对本体论的批评，我们能够发现，分歧的固执之处就在于，究竟本体论的形成是否受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以及更根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文化，什么是所谓的本体。

四

“声景”vs“声境”

上述文化研究与声音研究本体论转向的讨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对声景概念的批判式思考工具，但是这里还是需要对表征理论与非表征理论稍作补充。如我在专著《声音与感受力》（2017）中所述，表征理论（常常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关）相信有一个原型，即那个最原初、真实的世界或者事物，艺术创作就是去接近这个原型。康德把人对世界感知到的部分称为现象（phenomenon），同时认为，人永远无法认知和感知物自体（thing in itself），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超越人的感官体验的。绘画、雕塑、戏剧，因此都被称为表征式艺术（mimesis art / representational art），都是为了代表和还原，或者接近真实。因此，表征理论范式（representation paradigm）中隐藏着一种顽固的二元分裂：主体-客体，我-他者，能指-所指，物件-物的表征。事实上，非表征式艺术与实践很早就存在，然而其相应的非表征范式的提出出现在二十世纪末期，在伯格森、尼采、德勒兹、怀特曼的哲学基础上，由人文地理学家奈杰尔·斯瑞福特（Nigel Thrift）系统提出。非表征理论赋予“物和技术”重要的地位，同时关注技术性（technicity）。如果说表征理论范式关注的是符号和象征意义，那么，非表征理论，更加关注情动（affect）和感官问题（Thrift，2007）。

谢费尔提出的“声景”概念，就是在表征式理论范式下对声音环境的一种客观化操作。简单的说，声景指代一个地方各种声音的集合。谢费尔带领的“世界声景计划”有明确的关于哪些声音重要，哪些不重要，以及如何分类声音，如何聆听的章程，同时，这一计划自始至终地提示，声音从自然和谐堕落成现代生活中的噪声。可见，虽然声景被当作声音景观设计、声音生态学的工具书使用，但实际上，声景项目始终将声音当作是可以在道德框架中被组织的客观存在。类似于谢费尔，倾向于提倡一种理想的而不是现实的，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声景和聆听，提倡将聆听者从现代生活的噪声中拯救出来的研究还有约翰·皮克尔（John Picker）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声景研究，皮克尔通过分析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作品中对声音的描述，以及分析声音如何帮助主体的形成，与谢费尔一样，忽略了维多利亚听起来如何，而是聚焦于作者希望维多利亚听起来如何。社会学、宗教学学者亚里·Y·凯尔曼（Ari Y. Kelman）（2010）对此提出质疑：声景是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过于强烈因而丧失了意义的概念？

声景这一概念自提出就在声音研究、声音设计、地理学、音乐、艺术中迅速流行起来，但近几年因为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批判反思，其热度有所减退。我在文章“On Acoustic Milieu”（2018）中将现存的对声景概念的批判总结如下，首先，声景一词的原型是风景（landscape），而landscape并没有与任何一种特殊的感官挂钩。相反，风景是需要通过身体，所有感觉去体验的（Ingold，2007）。其二，耳朵是观察器官，而不是回放器官。声景容易让人以为听的功能是记录与回放。声音不是物体，声音是感觉的媒介。我们是在声音中聆听（Ingold，2007）。其三，声音与光在人的日常体验中是不分开的（Ingold，2007）。其四，声景概念所假设的一种普遍主义使得学者将声音作为一种稳定的、技术决定且可预测的物体对待，声音被简化为一种普遍化的认知意识，甚至一种普遍的人类境况，忽略了构成声景的不同社会、个体、生物差异（Novak & Sakakeeny，2015）。

另外，在《声景》一书中，谢费尔常混淆声音和聆听。谢费尔引用精神分裂的概念来形容技术发展如何把社会和声音生活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声音被从它们的自然声源分离，被放大，被赋予独立的存在”。广播和录音技术造成了声源和声音的分离。这些技术模糊了自然和非自然的声音。但是，只要稍作思考就能发现，声音不可能是“焦虑”的，尽管它能够让它的听众焦虑。因此，当谢费尔沿用精神分裂这个概念时，实际上指的是当听者听到无法辨识声源的声音时所感受的精神心理。

与谢费尔制作声景时的聆听不同，非表征式的聆听不再对声音作客体化操作。在非表征理论范式的视角下，世界是一个无中心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切都处于联结和断裂同步、多方向多维度发生的动态过程中。聆听的主体不再是自足和内在的，而是生态式的。自我不再是隐藏于几层掩饰之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所谓最真实的内核。自我是氛围的，不稳定的，不断转化的。就像人类学家凯思林·司徒尔特（Kathleen Stewart）诗意的描述，“自我在运动和环境中塑形，由新的事物呼唤而出，或深埋于惯习的岩层里”（Stewart，2011：58）。以非表征理论的理论语境为起点，我提出“声境”（acoustic milieus）的概念以区别于“声景”（Wang，2018）。

“声境”更适合去理解声音与人类境况的关系，超越信息的局限去感知声音的生态关系，强调感知者在被声音环境塑造的过程中，积极或者消极地参与声音环境的形成与变化（Wang，2018）。概括地说，声境不是一个可被表征的客体对象，不完全是自然的或者文化的，而是有感觉的（sentient）（Ingold，2011a），技术的（Stiegler，1998，2008，2011），以及人类学的（Feld，2012）。借用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的形象例子，声境如同蜘蛛网，蜘蛛在织网时就有了昆虫的代码。声境是一种“外在器官”（Stiegler，2018），在创造出来时就会不断回报以新的生命形式。声境响应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2000）所倡导的生态式思考，让我们不再只看到冰山一角，而是不断努力去感知更大的生态环。

五

结语

当生物与行为艺术家斯特拉克（Stelarc）自2006年开始，历经十年时间，通过数次手术在自己的左臂上成功植入一只与互联网相接的第三只耳朵时，个体感官的互联网化，或者说互联网器官人体化成为现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聆听艺术家所处的声音环境，后人类时代已经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切实地构成我们的现实世界。

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对感官的反思与研究。后人类时代或者人工生命时代，在预示生命体拥有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隐藏着更为复杂、也更为隐秘的生命危急。以视觉为唯一感知通道的思维方式已无法帮助我们面对日益“云化”（cloud becoming）和“氛围化”（ambient-becoming）的世界系统。对声音和聆听、以及更多超视觉感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将为我们带来更加丰富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思想源于反思，而反思来源于争议。这也是本文选择围绕理论争议进入声音研究、听觉文化研究及感官人类学的讨论的原因。学术研究中具有思考深度的争议，不仅有利于个体理论对其自身局限性的反思，也能够防止人文学科某理论范式的独权。声音研究与听觉文化研究，本体论与文化建构论，表征理论与非表征理论，均有其适用与不适用的具体文化、历史、个体语境，因此，也不应该以任何一种学术标准来彻底否定某种学术观点的存在价值。学术辩论可以显示出一个理论在其思想上的政治、伦理后果，也能够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作出自己的理论选择，超越个人所陷入的理论囹圄。

本文有部分删减，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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