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影响命运的因素有很多，而除了个人的努力和自我选择之外，大的时代背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它对于一个人的命运的影响几乎是趋向于决定性的，所以也才会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
关于这一点在聂元梓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1966年5月25日，身处北大的聂元梓与另外6名北大教师在北大食堂贴出了彼时全国的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也正是这样的“善于察言观色、抓住机会”，辅以康生等人的需要，这张大字报迅速被全国传播，聂元梓也一跃成为了北大乃至全国的“名人”。
在这份大字报一经问世后，由于当时的大潮流才刚开始。“需要”也就是成为了迫切的需要，而聂元梓写大字报的所为无疑是符合当时需要的，就这样聂元梓一跃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担任副主任，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时代的洪流不仅能够塑造“弄潮儿”，同样也会溺毙一些人……
1921年，聂元梓生于河南滑县。
彼时的中国动荡不安，但无疑其中也蕴含着哲学概念中的变与不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只有16岁的她投身到了抗日救国活动中，一年后正式入党。
因为她文化素质比较高，所以在18岁的时候被选送到延安工作，长期担任文职工作。
抗战胜利后，由于东北地区缺乏文员，组织安排她去东北开展工作，后来担任了哈尔滨市委理论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1963年她被调入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一年后又改任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当时她只有42岁。
如果结合这一段人生经历来看，她的人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从一个普通爱国女学生最终成为了全国顶级高校的重要学科干部，成就卓然。
而如果她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学者的初心，一门心思干好本职工作，也自然可以平稳的获得一个很好的前途。然而可悲的是历史没有如果，站在抉择的路口从没有后悔可言。
当历史来到1966年，来到1966年5月，聂元梓和北大的6名教师做出了抉择，她们共同贴了第一张大字报，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
后来毛主席得知此事，中央广播电台在6月正式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因此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接下来的便是北大内部对于她的支持、反对之争，乃至因此而起的武斗……
直到1968年武斗加剧，“工宣队”与“军宣队”火速进驻，解除了两派的武装，局势才得到了控制。
也是因此，聂元梓的影响力大大减小，1969年，她虽然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她就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和当初一些被她批评的人一起，开始了长达两年劳动生活。
到了1971年，她被隔离审查。1978年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聂元梓也因为贴大字报的事情太出名，所以被定为涉事人员，被正式逮捕。
但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相关部门也不敢轻易定案，直到5年后的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她有期徒刑17年。
但考虑到当时她已经有62岁高龄，再加上在农场的高强度劳动和之后的隔离审查，她患上了疾病，一年之后，她被保外就医，提前走出了监狱。
不过虽然离开了牢房，但她依然生活艰难。由于她是“三无”人员，即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所以她只能依靠少数亲戚朋友的救济，勉强做到糊口，只能谈生存，不能谈生活。
其实按照当时的政策，与“两案”有关的人员在安置后是可以领取一定生活费的，丁盛和徐景贤等相关人早就开始领了，但她可能是因为在相关问题上太出名了，所以无论是北大还是北京市相关部门都不愿接收聂元梓的关系，没有单位，自然也就没办法领。
但她毕竟是从小就读书的人，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坎坷经历，倒也早就看开了，思想上没有走死胡同，从这里看她能够长寿，或许也正是得益于此好心态吧，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也。
既然没有钱，就粗茶淡饭，坚持每天健身，让自己少生病，这一坚持就是一二十年，同样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她比大多数同龄人的身体都要好。
到了90年代末，她的那些事情终于淡了下来，也没有人在意了，她每月可以从北京市民政局领取600元基本生活费，随着年龄逐渐增加。
1999年，相关部门给她办了医保，2006年，北京市民政局又给她安排了一套小两居，让她彻底结束了租房生涯。
有了稳定的住所和生活费，她感慨万千，晚年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
2019年，聂元梓在北京病逝，终年98岁。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故事对于很多人而言是有警醒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