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共产党人能为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找到通往民族复兴的正确进路？
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史重磅佳作《百年寻路：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与课程改革》一书将课程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最初百年的大变局与民族复兴进程中加以考察，以叙事作为基本方法，揭示林则徐、李鸿章、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不同时期的开拓先锋如何根据各自的大变局认识与民族复兴重心定位发展新课程，给读者带来史诗电影般的阅读体验。
《百年寻路：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与课程改革》
周勇 著
978-7-5760-4652-6
98.00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4月
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考察1843至1949年间，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胡适等近代中国历代先锋如何认识大变局，怎样在大变局中为寻求民族复兴发起课程改革，梳理其大变局认识、民族复兴理想与课程改革行动，揭示为什么最后只有共产党人能把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引上通往民族复兴的正确之路。 从民族复兴入手展开考察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史，率先将课程史、教育史、学术史及政治史融为一体，可以为课程史及教育史研究提供新典范，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且有利于增强中国课程改革的社会主义认同。此外，以叙事语言呈现历史研究与发现，努力像电影一般生动刻画课程改革先锋们的思想、情感与行动，也是在为课程史及教育史研究探索新的表达方式。
作者简介
周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博士（师从丁钢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副理事长。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与教育教育社会学、课程史等，曾荣获华东师范大学杰出新人、上海市浦江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学术奖励。
目录
导论
一、课程改革的力量结构与民族复兴视角
二、课程社会学与中国课程改革史研究
三、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及其思想传统
第一章 改革前夕的中国及旧有课程体系
一、19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
二、远离现实的课程体系：科举及考据学
三、直面内外危机局势的经世实学转向
第二章 寻求富强的洋务新课程及其发展机制
一、洋务重臣的登台及其改革领域
二、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
三、留学欧美、兴办新学堂及悲剧结局
第三章 国体重建为本的新学课程提倡与生产
一、政治与文化救亡：激进的变法及立孔教
二、为创建民族国家培养爱国新民与革命志士
三、雪耻自强：新政时期的学堂及科举课程改革
第四章 教育中心场域的新课程运动及其结局
一、从发展国民新五育到复归帝制纲常伦理
二、新一轮课程改革启动及其主流进路演变
第五章 边缘地带的科学与乡村课程改革探索
一、让中国拥有一流科学研究与教育中心
二、深入乡村探索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新教育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与通往新中国的课程改革之路
一、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教育
二、中国共产党诞生及最初的革命教育课程行动
三、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及文化教育课程发展
四、到延安去为创建新中国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结语
一、民族复兴与中国课程改革的近代思想传统
二、近代思想传统与当代中国课程改革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从民族复兴视角，
考察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史
从历史社会学及文化研究角度看，任何时期的课程改革均由极其复杂的力量构成，诸多作用力量交织在一起终会积累成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基本内涵可分解为外在的经验事实表象与经验事实内部的思想方式，即今天仍可能在课程改革中发挥影响的“思想传统”。
克利巴德、坦纳、阿普尔等课程史及课程社会学者就曾透过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课程改革经验事实，揭示其中先后起过内在支撑作用的系列思想传统，如学术至上主义、儿童中心主义、社会进步主义、科学结构主义等。考察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史，同样可以理出诸多曾起内在支撑作用、今天仍有影响的思想传统。只因国内课程研究一度断裂，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开始重建，所以尽管也有不少课程学者正在发展课程史研究，但至今尚未专门分析近代中国课程改革蕴含何种思想传统。
本书从民族复兴入手对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经验展开考察，尝试提炼中国课程改革的“近代思想传统”，正是为弥补这一学术缺失。从民族复兴入手考察中国历史经验，提炼思想传统，还可突破美国课程改革史研究的视野局限，因为克利巴德、坦纳、阿普尔等学者多在揭示特定时段的思想传统，未去探讨整个近代美国课程改革史有无什么贯穿始终的共有思想传统或理想诉求。
民族复兴正是近代中国系列重要课程改革运动的共有政治理想，所以很适合从民族复兴出发考察系列课程改革运动蕴含的丰富思想传统，辨析其对民族复兴的历史意 义。近代中国之所以会形成贯穿始终的民族复兴诉求，最初缘于西方经济军事入侵引发的历史剧变，传统中国和整个民族必须在剧变中寻求新生。
马克思1853年也曾深刻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但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廷解体并不意味着民族将会灭亡，而是民族新生的开始。
清廷腐败没落，体制内外却不乏努力寻求民族新生的有识之士。魏源1853年时便在高邮“首创团练，亲为巡防”，继续践行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计划。1904年，更有中国民族革命先驱孙中山曾向世界宣布“满清统治自19世纪初叶即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所以“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孙先生不仅曾为民族复兴提出史无前例的现代国体重建计划，还希望国际社会相信“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为了使近代中国能在内忧外患中获得新生，重新确立荣耀使命与地位，以魏源、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几代有识之士曾在思想及行动上付出多重努力，其中一类便是本书将要考察的课程改革。不难看到，对于几代前辈先知的思想与行动，及其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各领域所产生的变革影响，自蒋廷黻、费正清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已做了大量考察。不过，就课程改革来说，学界至今也没怎么 重视。尽管近代中国诸多重要的民族复兴努力均曾涉及变革课程，却很少会去专门考察课程改革。
就此而言，本书其实还可以从课程改革角度丰富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当然，本书更根本的意图仍是考察近代中国为寻求民族复兴发起的系列重要课程改革运动，借此在课程及教育理论界尝试开拓“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史”研究，揭示昔日数代寻求民族复兴的开拓先锋在课程改革方面有过什么样的思考与行动，进而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提炼中国课程改革的“近代思想传统”，为今日课程学者继续从民族复兴入手建构“中国课程改革理论”，提供有益的本土历史经验及思想传统参考。
本文节选自《百年寻路：
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与课程改革》导论
制作：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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