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雯生命体验的理论化尝试
作者 | 谢雯
作者单位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 |
拙文《转型中的生命体验：东北社会变迁的双重时间性》在《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刊出，这得益于诸多师友的帮助。能够在此与同行分享作者手记，回顾文章的写作与打磨过程，我感到非常荣幸。
本文缘起于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受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我选择回到家乡，把“东北”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剖析“东北现象”产生的历史脉络，希望以我的考察为理解当下的东北社会提供一个社会学的思路。在田野调查初期，我试图通过经典民族志的方法来收集材料，但很快就面临一大挑战，即随着工业企业的关闭和城市的快速更新，想要通过观察一个特定社区来捕捉连贯的历史变迁变得极其困难。在田野调查经历了一系列的碰壁之后，我才逐渐认识到个体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深层的文化变迁之间存在错位，制度变迁的速度很快，但个体行为模式的改变却不像制度变迁那样迅速。个体在转型情境中寻找适应方式，重新建构自己的价值系统，继而深刻改变个体间的交往互动方式和社会规范，并逐渐带来社会构成和文化层面的变化。而正是这些经历转型的个体连接了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为解读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因此，我将研究焦点从“社区”转向了经历转型的“人”。这一转向不仅构成了我的研究方法，“转型中的生命体验”也成为了我思考社会变迁的理论突破口。
在博士论文的写作阶段，我便留意到社会学界的“人文转向”，读到渠敬东、赵丙祥两位老师关于林耀华《金翼》生命史书写的分析文章，了解到费孝通晚年对社会学“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反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在芝加哥的寓所中线上聆听了刘永华老师在北大文研院的讲座，讨论的正是《金翼》当中生命史与宏大历史的交错。这一系列学术讨论给我的启发很大。然而，这些收获和思索并未立即转化为学术成果。博士毕业回国后，我经历了一段思考的停滞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结束了芝大“修道院”式的学术训练后感到疲惫，另一方面则是我需要了解并适应国内学术界，在中西方学术体系中重新寻找定位。在这段停滞期，要感谢学界朋友们经常邀请我在一些小型会议上分享我的研究。每次报告都“迫使”我整理思路，一点一点地寻找与学界对话的方式。2022年底，应严飞老师的邀请，我准备了一个关于东北叙事的会议报告。会后我尝试将我的思考整理成文，在写作过程中，“人”和“时间”两条线索逐渐明晰，而围绕叙事理论的讨论则渐渐退到后台，就这样这篇文章的雏形就出来了。
文章成稿于2023年春节期间，开学后，周飞舟、渠敬东、田耕和罗祎楠几位老师阅读了当时还很粗糙的文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包括如何处理“时间”和“情境”，如何谋篇布局让文章的开头能够更加开门见山，如何处理理论部分，让不熟悉时间理论的读者能够进入作者的问题意识，等等。2023年3月，我在北大社会学系青年教师工作坊上汇报了这篇论文，凌鹏、张帆、林叶、张哲就理论和经验部分的结合方式、文章的架构、行文次序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改进建议。在这些师友同仁意见的基础上，我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并于4月将稿件提交至《社会学研究》投稿系统，正式开始了审稿过程。2023年10月，我收到了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尽管初稿中还存在很多粗疏的地方，但两位专家肯定了文章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并鼓励我进一步完善。两位专家的肯定让我深受鼓舞，我根据审稿意见进行了第一轮修改。同年12月，我收到了第二轮审稿意见，继续对文章做进一步修正。编辑部也给出了修改意见，指出了几处我尚未完全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处理了这些关键问题后，文章终于顺利进入校对阶段。
在修改过程中，我进一步明确了文章处理的核心理论问题，即东北到底是一个什么案例（a case of what）的问题。文章初稿标题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发展”，但在修改过程中，我将“发展”二字从标题中去掉，关键词聚焦在“转型”。此前，我通常将“东北现象”视为一个发展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尽管“东北现象”在表象上看似是发展问题，但在我更关心的理论层面上，它实际上是一个“转型”问题。我重新组织了文章的脉络，确保文章围绕“转型”展开。这样的调整使文章不再局限于讨论东北地区，而是通过东北这一单位制社会转型的案例来探讨在中国更广泛的转型过程中稳定性与巨变性之间的矛盾与平衡问题。也正是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我开始相信对中国来说，“转型”的议题仍然重要，这其中充满了亟待回答的经验和理论问题。
在明确了文章的理论问题后，我还要重点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建构一个经由“转型中的生命体验”来思考转型社会变迁的理论框架。在文章初稿中，我的理论框架显得过于复杂，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种“直觉式”的框架搭建方式虽有些创意，但实在是大费周章，在论证的严谨性和说服力方面都有所欠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选择运用三个更具体的分析维度——生平规划、能动性和世代性——来分析双重时间作用下的生命体验。这样的调整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确实的框架来分析“转型中的生命体验”所呈现的不同面相，而不至于花过多的篇幅去重新梳理时间理论或从底层开始搭建理论框架。在文章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如何具体讨论“双重时间性”是一个难题，社会史的时间维度本身充满复杂性，如果泛泛而谈“社会时间”而不加以仔细定义与区分，会使文章逻辑显得混乱。于是，我将“制度时间”作为独立的分析维度加以突出，这样可以将传统转型社会学的“制度—社会”视角改进为“制度—生命—社会”视角，这也为进一步讨论制度如何塑造个体的生命体验、个体的生命体验又如何影响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此外，作为一篇立足于经验材料的文章，经验层面的逻辑需要得以清晰呈现。编辑部在最后一轮反馈中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在经验部分需要进一步强化论述逻辑，具体而言，文章通过个体的生命体验试图讲述有关东北的什么故事？为何这些议题在东北尤为突出，而在其他区域则不然？东北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具体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在编辑部的提醒下，我在分析经验材料时仔细梳理了每一部分的逻辑，确保清楚阐述理论框架每一部分的分析性影响，讲清楚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生命体验在转型过程中起到重要中介作用。至于“转型中的生命体验”为何在东北才成为“问题”，而在其他地区并不明显，文章在余论中引入了一个简单的区域对比，讨论不同地区的生命体验的中介作用为何不同。这里重点探讨了不同区域的发展历史和地方经济社会结构特点的影响，区分了在“改革逻辑”和“开放逻辑”之下，不同的制度时间与生命时间交织方式如何塑造了人们的生命体验，进而对转型过程和结果产生了影响。
文章的修改审校过程中还有两个小插曲。在最后一轮的修改中，编辑部建议我调整文章标题，考虑从标题中拿掉两个并不关键的理论概念。由于我已经习惯围绕旧标题进行思考并构思文章，一时不知如何更好地调整，因此向渠敬东老师寻求建议。尽管渠老师那时正在国外交流，他还是及时回复了我的问题，并帮助我确定了文章的最终标题。在文章校对阶段，责任编辑需要确保正文中参考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文章引用准确，但该期刊没有完全电子化，北大社会学系图书馆的龚芳老师及时帮助我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原刊，并确认了文章的准确引用方式。
正如狄金华老师在其作者手记中所言，“文章付梓时，尤记诸功胜己功”。同系师友同仁们在初稿阶段提出的宝贵意见帮助我解决了文章中的许多问题。此外，在社会理论年会和中国社会学年会的历史社会学分论坛上，我从陈伟、纪莺莺、颜燕华和齐群等评议人那里收到了富有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议，这些意见促使我深入反思，并在文章最后的修改中得到体现。文章的责任编辑在修改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帮我厘清表述、斟酌用词、梳理逻辑，并仔细校正引用格式及核实文献出处。在二校和三校的过程中，几位审校老师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对文章的流畅度和精确度进行了严格的打磨。正是由于编辑团队的坚持不懈和辛勤工作，这篇文章才能够以现在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在整个审稿和校对的过程中，《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展现出来的专业精神让我获益匪浅。我想《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能维持其权威性，其背后的专业精神功不可没。在此，我向《社会学研究》的整个编辑团队表达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在收到《社会学研究》样刊的那一刻，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些埋藏在心底和文件夹里很久的话总算找到合适的地方讲给了读者听。在完成这篇文章的同时，我也深知仍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探索。我也期待在未来能将这些尚未完成的思考锤炼成文，呈现给学界和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