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堂入室
1973年秋，许燕吉妈妈从南京来住了一个月。她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对一切都很好奇，许燕吉就陪她四处观看，没有去上工。
妈妈回南京后，大队就叫许燕吉去本村的兽医站上工，不用去地里劳动了，又把本村医疗站的药房搬到了兽医站，叫许燕吉兼管给人发药。
向大队推荐许燕吉的人，是许燕吉北农大的同届女同学容珊，她父亲是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容庚先生，早年和许燕吉父亲许地山都在燕京大学任教，是很好的朋友。由于这重关系，许燕吉和容珊在学校时就很熟悉，毕业后，她留校读农学副博士研究生，没想到18年后，在这大西北的小农村许燕吉们又相逢了。她副博士毕业后本应留校任教，却因为她丈夫(也是同届同学)被划为右派，把她夫妇放到青海省，在中科院的植物研究所工作。
植物所由青海迁到了杨陵，她们也来到了这里，由植物所派她担任杨陵公社的农业指导员。植物所在官村租了30亩地作为试验田，所以对官村格外照顾，容珊也以官村为她的常驻点。她平易近人，又能吃苦耐劳，特别是她对农业技术的指导很有成效，群众威信极高，大队的领导们都尊重她。
正巧那年，村里医务室的司药和兽医站的司药二人都犯了假公济私的错误，需要撤换，容珊适时说了句:“你们现成有人，为什么不用?”于是许燕吉就高升了。
其实，干什么都是挣工分，但这种专业性质的工分称作“等工”，就是以全大队的平均工分为基准，不用再干一天记一回，而是天天有工，劳动强度也轻了。
官村的医生和兽医是经公社正规培训过的，虽不是科班出身，但也工作多年，积累了不少专业知识和经验。许燕吉按照处方取药，给牲畜灌药、打针，可谓游刃有余。每天上班，把瓮里的水担满，器具洗净清毒，房里、院里打扫干净，自己看着舒服，别人看着也像个单位的样子。
干了一个月，许燕吉发现许燕吉挣的还只是七分工，便去问管工的副大队长，他倒很坦然地回答:“对你就不能同工同酬。村里人多嘴杂，人家若问:为什么不用贫下中农子弟?我马上可以回答:哪个贫下中农子弟肯记七分工干两个十分工的事?你少挣点儿工分，全村都不会有意见。”
许燕吉想，既然吃亏沾光都在明处，七分就七分吧，怎么也比在地里干活儿强。
干了一年多，到了1975年，县里搞合作医疗，牲畜也合作医疗，附近十几个村，只有官村有个兽医站，业务就多起来了。满院子的骡马猪羊，人们还得在牲畜间走过来拿药，显得对人不尊重了。于是，村上改变了布局，把兽医站搬到油坊的大土壕里，人医的药房还搬回医疗站，另用一个司药，许燕吉就只管兽医站这边的事，直到1978年底，足有五年之久。
官村兽医站的兽医师叫魏六劳，比许燕吉小4岁，按辈分，他称许燕吉为二嫂。他学的是中兽医，老师是公社兽医站的一位民间老兽医，治牛病很有名，许燕吉学的是畜牧，更不懂中兽医，好在以前在牛场、猪场干过，有点儿经验，常见的毛病也能应付。
六劳家里事多，又爱赶集，所以兽医站常是许燕吉一人当家。合作医疗后，附近生产队的牲畜并不是真有病，而是来灌些四季补药。
兽药厂生产的各种中成药，诸如伤力散、健胃散等，拿开水一冲，晾凉一灌就行了。若是加点儿蜂蜜，牛就大口地自己喝，更省事儿了。
但有时也会来个急诊。那一天，本村的饲养员急急地拉来一头大骡子，许燕吉听见他喊，赶快出去看，那骡子全身在出汗，滴在地上吧嗒地响，和下雨天房檐滴水一样。
许燕吉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赶快先给它吊上几瓶盐水，再给打了一针阿托品，半小时后，它一切正常了。饲养员说这叫黑汗病，猝然就能死掉，饲养员对许燕吉挺满意，许燕吉也增强了自信。
骟小猪最简单，骟老母猪，许燕吉在南兵营时也干过，猪发高烧，给它在耳朵上挂瓶盐水，里面加点儿抗生素，效果不错。牛羊的鼓胀、马骡的结症，都没什么难治的。不过许燕吉也出过医疗事故，把一只小羔羊灌药灌死了，许燕吉很抱歉，但农民很宽容，没有索赔。
有一天，南壕饲养室的一头大公驴突然死了，大队管这事的很生气，叫六劳和许燕吉去调查。俩人费劲儿剖析，发现肋骨断了几根，腹腔内全是血水，明白它是被打死的，饲养员却说它是自己摔死的。
六劳对许燕吉说:“咱们和饲养员们是‘水码不离桥’，得互相帮助。”
许燕吉自然听六劳的，汇报就是“外伤致死”，大队也没深追究，正好那时许燕吉村有一个劳动队在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把死驴拉到工地伙房，改善了一顿，皆大欢喜。
兽医站的生活
兽医站搬到油坊土壕里，那大土坑除了一个油坊，还有几间木工房。离村子虽不远，但附近没有人家。兽医站生着个煤火炉，晚上得有人住。六劳胆小，一个人害怕，就由许燕吉每晚值班。炉子上常有热水，木工房有木屑和刨花，炕总是温热，许燕吉睡在兽医站，可谓得其所哉。后来，科科也来睡，早上还能做点儿早餐，吃过再上学去。老头子从此就不“早朝”了，每天睡够了觉，吸足了烟，喝好了茶才起来。兽医站早上不会来牲畜，许燕吉做好准备工作就可以回家做饭，让老头子上午不要上工，从容地做午饭，科科和许燕吉能及时吃过就走。老头子就是不肯改上早工，许燕吉只好遵守和平共处的条约，听之任之了。
一上午，拉牲畜来的外村人，队上反正都给记一晌工，所以他们完事了也不走，就在许燕吉炕上一躺，或者盘着腿，几个人聊天。他们的脚后跟跟锉子一样，把许燕吉的被子踹得稀烂，干脆许燕吉也不铺被子，就睡在光篾席上。
村里有个孤老头儿，70多岁了，可能是辈分低，都称他的小名，不过前面加个老字:老拙娃。他还上工，做点儿轻活儿，诸如看庄稼之类的。有时他也来兽医站坐坐，许燕吉看他那双黑脚，连个袜子也没有，就主动倒了盆热水让他洗脚，第一盆是黑水，倒掉，再给他端一盆，这一盆成了白粥，许燕吉拿板刷给他把脚上的死皮都刷下来，第三盆才像是洗脚水。他说他从来没洗过脚，不知道脚洗了这么舒服，还为许燕吉替他洗脚过意不去。
许燕吉说，你和我妈妈同年，用的是公家的热水，都是应该的。
许燕吉看他实在是可怜，而他还可怜那些青年小伙，说队上的活儿太苦了，工地上小伙们拉着满车的土还得飞跑，竟掉下泪来。
每天下午放学后，小孩子们络绎不绝地来兽医站，向许燕吉要装过针剂的小纸盒。农村孩子没有玩具，小纸盒就是唯一可得的东西，小纸盒没有了，就给他们用完的小药瓶，他们都很高兴。
高辈分的小孩儿，怯生生地叫她“许燕吉”，低辈分的则理直气壮地叫许燕吉的数码代号，二姨、二婆之类。有的答应等她出嫁时给她吃大白馍，有的表示要捉个“花姐姐”(颜色艳丽的飞虫)给她，有的孩子还告诉许燕吉他父母为什么吵架，有的还拿许燕吉当个听告状的法官，指着同来的伙伴说:“他上半截儿课要回家拿馍，老师歪(训)他了。”老师叫他写字，他说:“行!爷来给你写。”气得老师要打他。“被告”说:“老师他大(父亲)管我大(父亲)叫爷，我就是老师他爷嘛!”十分可乐。
医疗站的药房还归许燕吉管时，妇女们来取药，遇上没什么人，往往就和许燕吉说说话，说说她们的病，宣泄一下她们的痛苦，甚至哭上一鼻子。许燕吉也就试着做一下心理疏导，充当个心理医生。
妇女们还挺想念许燕吉，有一次医生和助产士都不在家，她们就来拉许燕吉去接生。
许燕吉可真不敢越这个位，产科的凶险在瞬息之间，万一出什么问题，百口莫辩，许燕吉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
搬到土壕以后，妇女们不大到兽医站来了，可是男人们不断，这里有火，可以煮茶，似乎成了小茶馆。他们说社会上的事，更多的是说村里的问题。旧时，各种各的地，户与户会有矛盾，现在叫“一个锅里搅马勺”，户与户间的矛盾少了，社员与生产队的矛盾多了，干群之间甚至闹得不可开交，说是都够写一大部小说的了。
许燕吉只是听听，不敢插言。还有几个慢性病人天天来熬中药，许燕吉总保持着炉火兴旺，场地整洁，让来人满意就行了。
到兽医站后，第一年年底分得50多元，第二年得了100多元，第三年就得了200多元。老头子特别声明，猪的工分都是他的，以表示没沾老婆的光。其实，猪吃的糠都是许燕吉到粉碎机上打的，到杨陵站食品公司收猪点去交猪，也是许燕吉用架子车拉着去的，许燕吉不戳穿他那大男子主义，就算是他的好了。工分增加还有个来源，就是科科长大些了，放假的时间，他也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农业社的劳动。
1940年，许地山夫妇结婚11周年纪念全家福，后排为许燕吉和哥哥。
庸人自扰
收入增加也算小康后，妇女们就常劝许燕吉抱养个女孩儿，说将来老得不能动，有个女儿给洗洗涮涮，比儿媳妇好使唤。
许燕吉明白这个道理，在陕西，或为养老，或为换儿媳妇，抱女孩儿是很普遍的事。老头子也早有这个想法，他说要个大点儿的，五六岁就不太费事了。许燕吉认为什么都不知道的好，容易建立亲情，只是议论过，没正式讨论。
有一天下午，在官村烧砖的河南师傅的老婆，抱着个白胖的小女孩儿来兽医站，许燕吉还以为她要什么药，她却先问许燕吉这小女孩儿怎样，许燕吉说挺可爱的。
她就直截了当地说:“我40多岁了，孩子又多，没精力管这个小的。听人说你人好，我就想把这个给了你，她一定不会受罪，我也放心。她都六个月了，没生过病，你能管好，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说得许燕吉瞠目结舌，答应回去和老头子商量。
当晚吃饭时，许燕吉把经过讲了一遍，老头子嫌孩子太碎，要就要大的，许燕吉还是说碎的好。平时说什么，科科都不发言，这回一改常态，主动表态，大声说:“大碎都不要!”
一锤定音，老头子和许燕吉都哑了，自此结案，再没议论过这事。
本村魏堂堂的老婆，许燕吉得称她为大姨，是赵昂昂的小同乡，她回娘家去了一趟，回来后特地来兽医站，劝许燕吉把赵昂昂抱回去的那女儿领回来。她说看见那女孩儿了，12岁也没上过学，整天在山上放羊，袜子也没得穿，手上冻出许多裂口，没人疼爱，很可怜。她说咱们这里比甘谷富，接回来，将来在这里找个婆家，一辈子都会感谢许燕吉。她的话让许燕吉觉得心酸难过。
晚饭时，许燕吉把堂堂大姨的话传达给老头子，老头子说:“她都快卖得了(指可以订婚了)，人家养了十几年，还肯给咱们吗?”
许燕吉说:“将来她得多少彩礼，我们全给汪跃金就是了。她的嫁妆咱们另给置。”
老头子半天没答话，许燕吉就追问:“是不是这女孩儿不是你的，你不愿意要?”
老头子说:“她是我的也罢，不是我的也罢，我不和汪跃金打交道。”
许燕吉又转向科科:“科科，你就一个，我们老死了，你就一个亲人也没了。这女孩儿总是你妈生的亲妹妹，将来你有个什么事，还有个妹夫能给你帮帮忙。”
科科噘着嘴也不出声儿，许燕吉再催问，他挺不高兴地说:“我不管!”看来许燕吉谁也没说服。两个姓魏的都反对，许燕吉这局外人才叫瞎掺和，这事也就被枪毙了。
科科不接受妹妹，可不反对媳妇，他班上的男同学，除了家境困难的，都已订了媳妇。一天，他放学回来就对许燕吉说:“我们班的德厚，还是要来的，今天都订媳妇了。”
许燕吉笑着问:“这么说，你不是要来的，更应该有媳妇哕!”他高兴地笑了。
又一天，三生媳妇来串门儿，和科科半开玩笑说:“科科兄弟，你长得曼(就是好看)，书也念得好，我明儿回四川给你找个曼曼的女娃。”她走，许燕吉问科科:“怎样?”他说:“我不要四川媳妇!”
许燕吉问:“四川媳妇咋咧!”他说:“四川媳妇好吃!”
许燕吉逗他:“你不是也好吃吗?那才配得上呢!”他大喊:“我就是不要!我要本地媳妇!”
许燕吉到兽医站后，真有说媒提亲的了。许燕吉特地把科科问了一遍，他低着头，小声地说:“要呢!”既有这表态，许燕吉就让老头子进行去了。那小孩儿的爷爷和妈妈愿意，她爸爸是个铁路工人，懂得点儿政治，给否决了。
过了不久，许燕吉去赶集的路上遇见同路的一个妇女，边走边聊，几里地下来，互相的概况就都知道了。那妇女说:“我把二女儿给你当媳妇吧!我就喜欢一个娃的人家，以后没有分家的麻烦事。”她看许燕吉没回应，就又补充说:“我女儿绝不辱没，长得曼，学习也好。”许燕吉觉得这样就能定亲，似乎太荒唐，只好支支吾吾。
回家后说及此事，老头子的侄子正好在场，他马上说:“二娘，你就错了。哪里能碰上这么好的机会，人家自愿你还不敢接!连人家是哪个村的都没问!唉!唉!”许燕吉笑过之后还真觉得遗憾起来。
到了1975年，媳妇终于订上了，也没用媒人，是老头子的表弟自己来说，把大女儿芳芳给科科。
老头子没意见，许燕吉却有顾虑，一是血缘太近，二是亲上加亲，万一不成，关系很难处。可他表弟坚决要给，说新改的《婚姻法》允许第四代人通婚。当地乡俗，男方若要退婚，不但彩礼不退，还要再赔偿一笔钱。
表弟的这种表态就让人很难拒绝了。给了550元订金，表弟马上用这笔钱给他二儿订了媳妇。
1976年暑假，许燕吉带科科回南京，也带上了芳芳，那年她12岁，许燕吉妈妈看芳芳勤劳，又能独立生活，也很喜欢，就是嫌她太矮。许燕吉便带她去了儿童医院，医生给她仔细检查一番，说以后会长高的。
到了1978年，科科考进了武功县中学，有一次回来说在杨陵街上碰见了芳芳。
芳芳问:“咱爸好吗?”
科科说:“那是我爸，不是你爸!许燕吉和你是近亲，不能结婚，否则生的孩子都傻。”
自此许燕吉知道科科不想要这门亲事了。
正式退婚是在科科上师范学校之后，也没用第三人，老表兄弟俩在村外河渠上谈的。
老头子说:“儿大不由父，我儿要退婚，是我对不住你家，以后没脸上你家门了。”
表弟说:“当初我说过，拿你多少退你多少，现在退不出来，也没脸登你的门了。”
二人扯开嗓门儿大哭一场。
老头子回来还意犹未尽。许燕吉劝他说:“他家这么穷，咱们比他好过多了，他是你亲表弟，就算我们帮顾他了，不必难过。”
老头子说:“不是为钱!钱都是你妈给的，我往后就没舅家了!”又号啕了一番。
许燕吉哥哥知道后说:“早就不该给孩子订什么媳妇!”
总结得不错，庸人自扰也。
哥嫂、许燕吉、科科
同病相怜
在农村看不到报纸，又经常停电，也听不到广播，外面的事都是听来兽医站闲聊的人说的。杨陵公社的西北片儿，只有官村有兽医站，而且还有个和中药铺一样的药柜子，也常有人来配点儿中药。西北农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定期来实习，带实习的老师们也会坐下来聊聊。“四人帮”倒台的事，许燕吉就是事后听大学生们说的。
恢复高考后，常有小青年来问许燕吉数学题，还有好学的孩子来要许燕吉教他们英语，时代有了变化，兽医站的座上客也有了点儿变化。
一天，本村在扶风县民政局工作的一位干部休息日回来，在兽医站聊起他这一向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跑许多路，费不少劲儿，有的右派还不愿意复职，要求顶职退休等等的事。
听到“四人帮”倒台，许燕吉以为与她不相干，一听而过，而听到给右派落实政策，许燕吉被触动了，便插话问他。知道政策的内容后，就问他为什么没有人来给自己落实。他一下警觉起来，马上起身走了。
许燕吉自己想，没人来找她，大概是她不算右派，而是被“反革命”取代了，但心里总记挂这事。有一回碰见容珊，旁边没人，许燕吉就问她，她说政策一会儿-变，怎么执行，咱们就怎样接受算了。许燕吉觉得她言之有理，不给她落实，就是这政策与她无关，千万不敢去问，否则可能还认为她不老实，想翻案，那罪过可就大了。现在日子也算不错，每天还听来的人们讲些新鲜事，也挺高兴的。那位干部也再没来过，许燕吉也再没听到有关政策的新闻。
科科小学念完，老师没有推荐他上中学，也没有发一个搪瓷缸子让他回乡劳动，而是派他重读一年。他沮丧地回来，还为没受推荐而愤愤不平。
许燕吉说大权在学校，不平也没办法，这几年你们净劳动了，也没学到什么，重读就重读吧!这时“四人帮”已倒台，学校的风气也改变了，重读还真学到了知识。初中三年毕业推荐早已废除，高中全凭全县统考。科科的数学考了100分，全杨陵只有两个，另一个是西农老师的孩子。可是科科靠背书的政治只得了51分，差一分多没被中专录取，而进了县中，当时是全县唯一的重点中学。
县中的物理老师是西北大学毕业的，打成右派，没分配工作，英语老师则是大二的学生右派，二人都被放到杨陵砖厂干最重的体力劳动，一干20年，落实政策都到了县中教书，二人住一间宿舍。
有一天科科到英语老师宿舍去交作业本，英语老师问科科:“你英语是不是学过一点儿?”科科说是。又问谁教的，科科说:“是我妈!”这引起了物理老师的注意，一个农村娃的母亲怎么会英语?原来也是个右派!
物理老师叫科科告诉许燕吉，元旦那天他会在杨陵砖厂等着，让许燕吉务必去见面。
那是1979年1月1日，初次相识并没有陌生感，他把中央给右派安置工作的政策详细地告诉了许燕吉，说:“你变成了农妇，在村子里什么都不知道，这落实政策的工作已到了扫尾阶段，等这办公室撤销后，你再找，他们就会不认账。落实政策是他们的任务，你不用怕他们。他们明知道有你这么个右派而不来找，是他们不负责任，缺德!”嘱咐许燕吉尽快去办。
许燕吉由衷地感激这位素昧平生的仗义者，他说:“只有咱们右派才会同情右派，你用不着感谢我，是我应该的，否则良心不安。”
1月3日，上班的第二天，许燕吉一早骑上自行车，跑了40里，到了县城普集镇，落实办里只坐着一个人，看样子真要收摊儿了。许燕吉把来意说明，他只顾自己慢慢品茶，眼睛从上到下地把许燕吉看了几遍，也不让许燕吉坐下说，更不要说给许燕吉喝点儿水了。
听完，他问许燕吉判刑是否因为刑事问题，若是刑事案件，就不符合对右派的政策。
许燕吉告诉他，她到武功县来是通过公检法的，公安局有她的档案。他答应去查看，叫许燕吉过两天再来，还埋怨许燕吉来得太迟，临结束了又给添了一桩事。
过了两天，许燕吉准时去了。那人态度如前，但说话直截了当:“公安局只查到你是由河北省新乐县迁来的，别的什么也没有。你的右派不是武功县划的，不归我们管，还得由你原单位给你落实。”
等许燕吉表示听懂后，他又问:“你长款(农业社的节余户)还是短款(农业社的欠款户)?”
许燕吉回答:“长款。有什么关系吗?”
他说:“长款有钱，最好自己回去一趟，可以快些，这工作马上要结束了。写信太慢，没钱最好也借点儿路费去。”
回家许燕吉和老头子合计了一下，跟六劳告了假，就上路了。
下了火车，石家庄还是二十多年许燕吉初来时的样子。顾不上怀旧，直奔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的人说，凡是这个法院判决的，档案永远在这里，就是要查看也只能在此查看，不允许带出去。
许燕吉心里有了底，便朝农科所走去。这条许燕吉走过千百次的小路，腿在迈，脑在翻，心在苦。到了办公楼下，传达室叫许燕吉原地立等。不一会儿，楼上下来一个干部，很高兴地连声说:“哎呀，你来了就好得很，别人都已经落实妥当，就差你一个了。”他带许燕吉上到政工科，坐下慢慢说，先自许燕吉介绍，反右时他从农校分来不久，在基层蹲点，许燕吉一定不记得他。
许燕吉明白，他这么说表明他与反右无关，其实许燕吉还真不认得他。他说“文化大革命”时，这农科所解散了，人各东西，恢复后，档案都不现见了，只有一张纸上记着被处理的人名、年龄、籍贯。
1979年，许燕吉平反回到南京，成为江苏省农科院副研究员。
许燕吉复职之初，就有人怀疑许燕吉和老头子的婚姻能否继续，还有同情许燕吉的好心人劝她给老头子些钱，让他另娶个老婆离婚算了。
待到许燕吉申请调回南京，村里的人们纷纷向老头子进言，叫他防备许燕吉远走高飞不管他了，连许燕吉畜牧兽医站的领导也说，魏老汉不同意，他们是不能替许燕吉呈报调动申请的。
老头子知道后，特地来到站上表态，将他能说会道的本事又展示一番。他说:“给老母养老送终是儿女的义务，我不能阻拦。至于她以后管不管我，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们公家不相干，即使不管我了，我也不会来给你们找麻烦，你们不用顾虑。”说得站领导对他大加赞赏。
回来后他又对许燕吉吹嘘一番:“为这事，给我出谋划策的人多了，许燕吉一向遇事都是自己考虑，用不着请教别人。我又不是那种糨子脑袋，我还不会分析问题了?”
许燕吉看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问他怎么分析的。
他说:“第一，你没有娃，将来就得指靠我娃给你养老。”看许燕吉没表态，接着说:“第二，你年纪也不小了，不会想去另找老汉了!”看许燕吉还没反驳，他更自信了:“第三，你已经过了时了，兴不动人了。你想另找个人，人家还看不上你了。”陕西人所谓的“兴”，就是迷惑人的意思，“兴不动’是说许燕吉没有魅力了。
许燕吉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回敬他说:“你分析的这三条都是屁话，我指靠你娃养老?你能不能指靠得上还都不一定。还说我兴不动人，我马上去兴一个，管保要比你强。主要的你都没分析出来，我就不是那种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人!”
许燕吉对于婚姻还是严肃的，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个契约。这老头子没做什么伤害许燕吉的事，十来年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许燕吉现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提高了，就和平共处不了，就得断绝“外交”关系。社会地位的高下是当政者予以的，自己还是那个自己，并没有什么可自诩的。再者，这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许燕吉有义务养活他。人受教育的程度和出身环境、经济条件及社会进步程度有直接关系，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老头子的天赋不低，社会经验比许燕吉丰富，道德观念基本一致，在一起生活，互相都没有压力。但许多人都不能理解，好几个朋友都问:“你怎能和这么个老头子一起生活的?”觉得不可思议。
许燕吉实在地告诉他们，她们并不像一般夫妇那样，而是各按各的生活方式活着，打个比方，就像房东与房客般的。媒体还以《房东与房客》为名做了一档节目，在中央台的《家庭》栏目播出过。在陕西，他是房东，许燕吉是房客;在南京，许燕吉成了房东，他是房客。老头子是1982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户口农转非迁到南京的，只因已过60岁，不能安排工作，便在许燕吉们农科院干临时工。好在是农业单位，他在这里养过羊，养过猪，还在园林队种过树栽过花，作为农民他都得心应手。
有人问他:“你老婆每月给你多少钱?”他答:“我自己挣，不用她给。”人再问:“你回老家呢?”他就说:“儿子给。”维持他那大男子主义的精神。
科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师范学校，分配到临潼教了三年书，老头子希望他留在陕西，可是年轻人向往大城市，1986年因独生子女政策调来了南京，1988年在南京结了婚。
老头子70岁那年，小孙女需要人管，便不再干临时工，在家带孩子了。儿媳宣布她的发现:“爸爸比妈妈会管孩子。”孙女上学后，老头子也帮助许燕吉照管许燕吉老母亲。老母亲95岁去世后，许燕吉就回农科院和老头子和平共处。科科一家为了上班上学方便，住到了城里许燕吉母亲的房里。
1996年，许燕吉和魏老头儿游句容茅山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生活也不再拮据。许燕吉陪老头子来年回官村老家一趟，可惜他的亲友们寿各长短，愈来愈少了。小孙女陪他坐过一次飞机，由南京到西安，他从未享受过这么周到的服务，对空姐大加赞赏。许燕吉还带他去过一回北京，他除了认为天安门还“收拾得不错”，别的都不以为然。在他脑中，陕西的关中才是最好的地方。2004年，许燕吉还特地带他从周至县翻越秦岭到洋县住了几天，打听到他小时候当小长工的高家庄，去了一趟，可惜村里上80岁的人已稀少，没人知道有三个女儿的“蛮娃”一家的情况。毕竟70多年过去了。但村子的地形、村东的小河还和从前一样，高家庄就在龙亭镇北二里，距县城30里，与老头子的记忆相符。
80岁时的许燕吉
后记
老头子2006年死于脑梗，享年85岁。
2014年1月13日，许燕吉走完了她的曲折一生，享年81岁。1月13日，这天也是许燕吉的生日。
弥留之际，她的83岁的哥哥周苓仲从西安赶来，一直陪伴着。
妹妹去世，他撰了挽联:“曾经风高浪急历千古，依然心平气和对全生”,横批是“豁达君子”。这是他对妹妹一生的概括。在他自己送的花篮上，他又亲笔写上了8个字:“归途无阻，行矣燕吉。”
许燕吉，像一粒不起眼的落花生，回归泥土。
无论生活有多少磨难无论生活有多少磨难,许燕吉的脸上总是挂着笑意的脸上总是挂着笑意
资料来源： 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