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幼仪，民国才子徐志摩前妻，感谢他的抛弃，让我活成大女主。
离婚前，我举止端庄、养育孩子、孝敬公婆，将家中琐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却唯独不受丈夫待见，他对我没有爱更没有恨，只有冷漠的无视。
离婚后，我学习德语、英语和教育学，到大学当老师，在银行当高管，赚钱赚到手软，日子过得得风生水起。
原本冷漠的前夫却对我笑脸相迎，和我说话再也不是喊我“”时的冷漠语气了。
土包子
53岁，我找到人生第二春，丈夫体贴子女孝顺，身体健康活到88岁，而我那短命的前夫，二婚不仅找了一个拜金女，还在36岁遇到坠机事故身亡了。
世人说我可怜遇到负心汉，但我感谢他，没有他的抛弃我不会从封建的泥淖中觉醒。
明白人生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唯有靠自己才是硬道理。
是我的错，还是封建礼教的错
我俩的婚姻属于官商结合，他的父亲徐申如是江南有名的富商，我家的官场背景也足以让其父的财力再上一层楼。
15岁，我还在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学习，却突然被叫回家里，说要和徐家的少爷结婚。
对此，我没有任何意见，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属于“半新不旧”的女子。
虽没被逼着裹小脚，但我接受的知识大多还属于封建旧思想。
结婚在当时的我看来，就是到了年纪就应该做的事，毕竟身边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人例外。
1915年，我15岁像古代大家闺秀一样，过了15便及笄了意味着可以嫁人。
我们两家在当地也算有头有脸，整场婚礼办得隆重又热闹，直到晚间，新郎官志摩才被送到新房。
此时他已经是醉得不省人事，被好友扶着躺到床上后便睡死过去。
看着床上的他，我没多少扭捏，很快将自己带入妻子的角色，打湿毛巾将他从头到脚擦洗一番，让他舒适入睡。
第二天一早他醒来后，似乎昨晚的酒让他一时间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看他按压着太阳穴，面带痛苦地起身。
我慌忙端上早起为他煮的醒酒汤“是不是头还疼？赶紧喝碗醒酒汤吧？”我轻声说道。
“我不喝，端走。”说着便起身朝门外走去。我一时愣在原地。
新婚几天他对我的态度永远是冷漠加无视，天气好的时候他总爱搬张椅子躺在院子里，边晒太阳边看书。
我就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盼望着他能给我说句话，就算指使我给他端茶倒水我也开心。
但他的视线从未在我身上停留过，偶尔说句话也是略过我给身后的丫鬟说。
后来我才得知，他对这桩婚事十分不满，婚前就曾跟父亲因结婚一事大吵过一架。
是啊，接受过新教育，见识过新世面，追求自由和独立，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妻子是封建礼教下培养的“旧人”？
后来的日子，我便主动不碍他的眼，有他在的地方我尽量远离，免得惹他不快。
我孝敬公婆，婆婆有老寒腿我每晚都会端盆热水，伺候她泡脚。公公常常咳嗽，我吩咐厨房做菜尽量清淡，饭后再单独炖份梨汤给公公。
家里的人情往来，也是我一手打理，谁家有了孩子，谁家要娶媳妇，我都是人到礼到，叫人挑不出一丝毛病。
婚后的生活在一餐一饭中悄然度过，我在婆家的生活也过得舒适滋润。
唯有和我的丈夫相处，令我束手束脚小心翼翼，在他面前，我每次表现自己换来的都是一顿冷嘲热讽。
“你以为你笼络父亲母亲，我就会正眼看你，别做梦了，我才不会喜欢你这个。”他总爱冷声冷气，充满讽刺地挑我的错处。
土包子
“见识如此短浅，只会家长里短，你的脑子是不是读《女诫》读傻了，我娶的是妻子可不是什么封建残余，你看看你除了打理家务你还会干什么？”
过了3年水深火热的婚后生活，我怀孕了，生下一名男婴，取名徐积锴乳名阿欢。
志摩完成生子任务后，便出国留学去了，我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孝敬父母。
说实话我们分居两地的那两年，是我为数不多幸福的日子，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公婆也很疼我，我过得很知足。
远赴重洋，换来抛弃
我二哥张君劢见我们俩常年分隔两地，担心时间长了夫妻关系生变，写信给志摩，让他接我到波士顿夫妻团圆。
这一封信让两个人都为了难，因此时志摩与林徽因刚刚结识，深深被她的学识和志向所折服，正在对其示好。
我则刚刚摆脱婚姻给我的阴影，想到平日我俩的相处，内心的胆寒不言而喻。
但这封信家里人都知道，也都觉得二哥说得对，纷纷劝我出国与志摩相聚。
婆婆还对我百般劝说：“你放心去，阿欢我来看，阿欢现在太小了，不便长途跋涉，不然应该让你们一家三口团聚的。”
1921年，我踏上了前往波士顿的航船，站在甲板上航行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让人心情舒畅。
女人对爱情似乎有天然的幻想，我幻想见面后他会怎样对我，幻想我们俩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幻想着再给阿欢添个弟弟或妹妹。
想着想着脸上蒸腾起来，我拍拍脑袋，下定决心这次好好跟志摩表明心意，若他嫌我没学识我会努力学习，争取能跟他一起探讨古今。
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漂泊，我终于抵达波士顿，航船缓缓靠岸，甲板上挤满了人，大家纷纷向岸上的亲朋或好友兴奋招手，声嘶力竭地打着招呼。
我大老远就看见志摩站在码头上，明明他穿着黑色的皮鞋和大衣，深蓝色的衬衫和一条稍带褶皱的西装裤，脖子上围了一条白丝巾，腰间戴着那条结婚当天戴的皮带。
再平常不过的穿搭，我却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我也想像旁人一样向他招手向他问好，但我看出他的窘迫与敷衍，他朝我的位置看了一眼后，便将头转向了别处。
身影也是往人群后站了又站，仿佛我是犯了十恶不赦的重刑犯遭人唾弃，被押解着去枪毙，作为家人让他抬不起头一般。
我在船上下的决心，在见到他的那一刻便土崩瓦解。
下船后，我自己提着皮箱，他双手垂着快步走在前头，我吃力地想要跟上他。
他偏头从上到下将我扫视一番，我身上穿着一身出发前婆婆特意找裁缝给我做的旗袍。
在他的眼神扫射下，带着满满的鄙夷：“跟乡下来的似的。”
土包子
第二天，他便带着我到当地的市场，买了当地盛行的衣服给我，为了让他开心，我将自己从国内带的衣服都塞到箱子最底层，再没拿出来过。
白天他上课很早出门，晚上很晚才会回来。由于语言不通，我大多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待着。
因为他学业繁重，我天天在家琢磨着做些什么给他补身子，常常是晚饭做好了他也不回来。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的丈夫此时正在苦心追求另一名女子，他们有共同的话题，有共同的思想境界。
都追求真善美和自由，他俩在剑桥大学的林荫道上散步，她是他诗歌的灵感缪斯，他是她远在异国的情感寄托。
唯有我是横亘在他们高尚感情之间，丑陋的绊脚石。
更让志摩难以接受的是，我再次怀孕，这让他摆脱我又增加了一重障碍。
但他熟视无睹，从伦敦与知己相约完后，回到波士顿，得知我怀孕，眼中充满愤怒道：“把孩子打了，我们离婚。”
年仅21岁的我，虽知道我的丈夫不喜我，却没想到他竟会说出这样冰冷的话。
但当时我胆小懦弱，将丈夫视作我的天，他的愤怒与不喜让我手足无措。
“我害怕，听说有些女人因打掉孩子而没命了，我不敢。”我强忍住啜泣跟他说。
“还有人因坐火车而死的呢，难道大家都因此不坐火车了吗？总之我不会要这个孩子的。”留下这句话后，便转身离去，再也没回来。
起初我瞒着家里，依旧跟家里写信说在这里样样都好，志摩待我也好。
但月份越来越大，我联系志摩多次未果，实在有些害怕，没有办法才写信求助在巴黎读书的二哥。
二哥对志摩很失望，因志摩在给他的信中依旧坚持不要这个孩子，让我打掉。二哥不忍心只得将大着肚子的我接到巴黎。
1922年初，我又随七弟辗转到德国，在德国生下老二，取名彼得。
身为丈夫的徐志摩却从未出现。
我再次见到他是1922年2月24日，我还在医院。
他出现的第一面并未寒暄，而是直接将离婚协议书递给我，我坐在病床上为他生了两个孩子。
结婚8年，我的讨好、贤惠、温柔只换来了薄薄的两张纸。
我没哭，干脆利落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拿着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才想起来要看看孩子，仅仅隔着玻璃向内望了两眼便走了。
甚至没问，语言不通没有能力的我该如何养活这个孩子。
王者归来，逆袭成功
离完婚后，我也收拾东西带着彼得出院了。
一个中国女人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远在柏林，虽说身边有七弟照顾，但他还要忙于自己的学习，我不想耽误他。
于是再次向二哥伸手，借了些钱，雇了个保姆，白天照顾彼得，我则申请了柏林当地的大学，开始入学学习幼儿教育。
我不再畏惧，以前总是畏惧丈夫不喜欢，畏惧世俗的眼光和议论，畏惧看似艰难的外语。
生活似乎总是充满坎坷，正在我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噩耗再次向我袭来。
1925年，3岁的彼得感染了肺气肿，起初保姆没放在心上，等到我将他送到医院时情况已十分危险，最终没能抢救回他幼小的生命。
彼得走后，屋子里再次剩我一个人，我不再对生活充满希望，被丈夫抛弃的负面情绪再次反扑我。
我在屋里喝酒喝到昏天黑地，我开始自言自语，开始怨恨徐志摩。
1926年，我被家人接回上海，家里父母先后过世，我的人生完全失去了色彩。
二哥张君劢早已留学归国，他再次找到我，看着眼前消瘦枯槁的妹妹，他流下泪水。
正是二哥的眼泪拯救了我，我明白不能再让家人担心，我还年轻应该振作起来，和二哥交谈后，他很高兴我能明白过来。
清醒过来后，我开始找工作，凭借熟练的德语和英语口语能力，很快应聘上东吴大学的德语老师。
此时徐志摩已和陆小曼结婚，因陆小曼当时的风评徐家老爷子并不接受她这个儿媳。
徐父徐母依旧只认我这个儿媳，公公徐申如还将上海的一座房子给我，公婆带着阿欢依旧跟着我生活。
1928年，在二哥的推荐下，我进入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担任副总裁，凭借着德国受到的敬业、一丝不苟的工作熏陶。
不到一年，我让原本入不敷出的女子商业银行扭亏为盈，成为商界神话，在上海金融界一举成名。
徐志摩再次找到我，这次脸上充满讨好的笑，他说：“实在没想到这几年你变化这么大，我很抱歉也很欣慰。”
“不变也不行啊，难道等死了，当年在国外人生地不熟，不改变只能饿死。”我轻飘飘地说道。
此时他和其他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可几人都不善经营 ，想要邀请我担任总经理帮忙打理。
我答应了他，不是旧情复燃，只是当时他与陆小曼结婚后，陆小曼挥金如土，他的经济一度需要我接济。
答应他只是念在他是阿欢的父亲，想让他生活好点，没想到，1931年，他因搭乘飞机，遇上事故而死。
陆小曼拒绝领取他的遗骸，我让弟弟带着阿欢去打理了他的后事。
1953年，我已经53岁了，想趁着年轻多走走，在香港遇到了苏纪之，他为人温暖谦和，与志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他也是离婚后带着子女生活。
在他表明要追求我后，我写信给远在美国的阿欢，询问他的意见。他回信道：“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同年我与记之结婚，婚后他处处为我考虑，待我情真意切。
1972年，记之离我而去，我搬去纽约随阿欢一起生活。孙子孙女重孙子一家人其乐融融。
1988年，我闭眼前我很感恩老天，这辈子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