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国时期魏国的杰出诗人阮籍,其性格却如同千变万化的流水,充满了复杂而令人难以捉摸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文学巨匠的性格如此多变?是他个性中的独特因素,还是时代的巨大冲击让他成为一个既神秘又颇具矛盾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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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之恩,他岂能背弃?

公元220年,曹丕去世,其子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此时的魏国已基业定,国势日盛。朝中重臣中,曹操的心腹谋士陈群早已去世。

唯有阮籍的父亲阮瑀与另一建安七子陈琳尚在人世。 阮瑀此时已是魏国丞相府掾属,地位崇高。他与曹氏父子关系极佳,受到曹叡等人的信任和恩遇。

或许正是借助这层关系,阮籍得以在魏明帝时期崭露头角,开始在朝中小有名气。记载显示,魏明帝曹叡十分看重他的才学与诗词,多次召他入宫吟咏御前。

对于阮籍而言,曹氏政权是父辈事业的延续,是恩人和益友。正值壮年,他也必然怀揣着为国效力、济世安民的抱负。

这样的阮籍,自然不会也不敢背叛曹魏正统。所以起初,他对政局谨慎小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深思熟虑每一步,虽有高论,也只与知己畅谈,不轻易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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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名教扭曲

公元239年,魏明帝驾崩。临终遗诏,令年仅8岁的幼主曹芳监国,大权落在曹爽与司马懿手中。

此时的司马懿,已经通过北伐战功积威张势,朝中势力雄厚。而曹爽则只是曹叡的宠臣,无过人之处。两人势不两立,权力之争一触即发。

最终,在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发动政变,夺去曹爽的军权。曹爽与其兄弟曹训被迫与小主曹芳一同出奔郊野,想要召集部曲反攻。然而大势已去。他们很快就被司马军所擒,全家老少悉数被赐死。

这只是悲剧的开始。得到权力的司马懿发动了更为惨烈的血洗。太尉王凌、楚王曹彪等重要功臣被杀;忠心侍奉曹氏的文钦、李丰也难逃一死;甚至连年仅十几岁的曹芳也被废为庶人,日夜束缚。

在这场运动中,名教遭到严重的扭曲和利用。司马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大肆杀戮,凡是异己都会被贴上违背名教的罪名。太尉王凌不臣,楚王曹彪谋反;忠臣嵇康被斥为不孝;曹髦拥兵自重......种种罪名虚构,数十万人被牵连杀戮。

这一切都让阮籍心生疑虑:名教不过是权力争夺的工具,儒家思想已无法指引人心。我该何去何从?

失望之中,他投向老庄

在司马氏的政治运动中,阮籍的父亲阮瑀已于公元231年病故。阮籍失去了这层关系的庇护。

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后,他只能暂时远离政治,隐居清谈。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51年,阮籍还是被迫出仕,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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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司马氏门客,这与阮籍的初衷背道而驰。他开始陷入痛苦的自我挣扎,也逐渐对儒家思想失去信心,转而沉浸在老庄哲学中寻求精神寄托。

在庄子的逍遥游思想中,阮籍找到了新的出路。他希望通过“齐物论”的视角,忘记外在的荣辱得失,在老庄哲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土。这也驱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由谨慎内敛到放诞不羁

阮籍接受老庄思想后,开始效法庄子的为人。不仅在司马氏面前毫无顾忌,而且时常大醉数十日,不理朝政;还公然拒绝过司马昭为魏明帝求亲,将礼数看得如粪土。

这样的行径令阮籍受到许多儒生的非议。钟会、何曾等礼法之士,多次向司马昭进言,要治阮籍的罪。然而司马氏没有加害阮籍,反而加以庇护。因为他们需要阮籍的声望为自己党羽锦上添花。

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阮籍由一个谨慎自持的儒者,变成了一个放诞不羁、不受约束的狂客。他用这种疯癫来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来反抗权力的压迫,从而获得少许精神上的自由。

名教沦丧,精神枷锁增多

曹魏正始年间,司马懿父子通过残酷的政治手段,基本掌控了魏国朝政大权。但为了稳固统治,他们也试图修补自己残暴夺权的恶名。于是开始大肆征召著名儒生入仕,以求名正言顺。

这使得许多本欲隐逸的人也无法逃避政治。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向秀等都相继出仕。他们表面上职位尊崇,但生活并不自在,反而受制于更多繁文缛节。

就连阮籍这个“司马氏狂客”,也不能免俗。他不仅要低三下四侍奉司马懿,讨好司马昭;还要时刻提防来自钟会等人的暗算陷害。光是应付这些奸佞小人,就已经占据他大量时间精力。

这种从政的烦扰对阮籍的创作也有负面影响。他的许多作品带上了迎合权贵的色彩,不再那么纯粹自由。

比如,创作《咏怀诗》就是受司马昭之命。司马昭让阮籍写一首咏史的诗,结果阮籍写出“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土断空”这样的景象。让司马昭大为光火,差点要治他的罪。于是阮籍只好又重新填词,调整了内容,才免于一死。这种创作,完全是失去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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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天堂不复存在

还有更大的苦恼在等待阮籍。公元251年,他热爱的老师嵇康因“谤讪时世”被司马师赐死。而他所崇拜的老庄思想,也在儒生攻击声中日渐没落。

嵇康是阮籍最看重的知音良师。两人思想契合,感情极深。嵇康遇害的噩耗让阮籍悲痛欲绝。他甚至在丧礼上哭得失声,引来路人侧目。

这份悲痛不仅来自挚友离世,也是见证老庄天堂不复存在的惆怅。嵇康死后,竹林七贤的精神也随之沉寂。取而代之的是,儒生们放开嗓门痛斥老庄的“异端邪说”。

无论在政治还是思想上,阮籍都失去了精神寄托。他原本指望老庄哲学可以带来一方精神天堂,没想到连这最后一片乐土也失守了。这让他的反叛神态从悲壮变成了绝望。

结语

阮籍的这一变化,折射出那个时代士人内心的困惑与痛苦。他们面临名教的沦丧,却无力回天。投奔权力,背离自我;清高隐逸,难逃毒手。在这绝望的处境中,阮籍选择用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来躲避现实的重压,从而获取内心的解脱。

他变得放荡不羁,但他的品格不应因此受责难。因为这种变化背后,是他在那个疯狂时代中对真善美的绝望追求。正是这无奈与痛苦的反响,成就了阮籍卓越的艺术造诣,留给后人无数动人心弦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