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边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人，才高八斗，无所不知。似乎象一台信息量极为丰富的电脑。这种人通常都会被大众赞美，以至于人们愿意用博学、百科全书式学者的称号来形容他们。
比如人们熟知的钱钟书先生，大概就是如此。读过《管锥编》或者《谈艺录》的人自然会想，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有知识？要知道，钱钟书先生写这些丰富的书，基本不用查阅资料，一切的材料都堆积在他的脑海里，钱先生就是一个伟大的图书馆。
还比如秦晖先生，在没有听他演讲之前，人们就把他解读成一个知识的巨型仓库，而他的惊人的记忆力，几乎就是一个奇迹。如果有幸听了他的课程或者读过他的著作，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专门为知识而生的天才。每一个寻求知识的人，在他的面前，会不由自主地惭愧。
我还认识一个叫做杨鹏的学者，对《论语》《道德经》《易经》有着深刻的研究，同时对《圣经》也是烂熟于心。他的经济学底子、历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底子也十分惊人，以至于他产生了一种宏大的学术使命感，他给自己定下的学术任务，是要发现中国的上帝。
这些读书人都有一个宏大的格局，大有包罗万象的气势。不过爱因斯坦似乎不太赞同这样的知识格局，他甚至说，凡是百科全书上面能够查到的知识，他都不会装在自己的脑海里。有一个现象需指出，中国的读书人里面，不乏钱钟书、秦晖或者杨鹏这样的知识型学者，但这么多年下来，中国的读书人却没有在任何方面建构起基本的思想基准和理论范式。
比如面对大自然，亚理斯多德找到了一套清晰的认识自然的方法，为科学的展开建构了方法论基础。而中国读书人则只能面对复杂神秘的自然现象，展开模糊的天人合一的体悟。比如面对人类社会熙熙攘攘的市场交换，亚当斯密建构了市场的自由秩序理论体系，而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似乎都在努力把市场和商业行为压到人性的底层，要么回避市场，要么唯利是图，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分析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构建出一套市场交换的理论模型。
难道是中国人不够聪明吗？显然不是。所以，必须要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有人思考，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至于我们虽有知识，却无体系，虽有发现，却无模型，虽然深深体察到世界的复杂，却无法从复杂的生活中抬起头，看见那些比复杂的生活和纷繁的知识更加重要的真理。
“大道至简”，先人的体悟，显然是有深度的。可是一代代的后人，却不知道怎么走向简约，反而朝着复杂的生活越走越深，简直已经被生活埋葬。怎样分析这样悲怆的局面，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是从复杂中挖掘复杂，还是从复杂中抽身而出，寻找一种简单的方法，人们必须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