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在位的时候,举行过一次科举殿试,那是他当政的第三个年头(1400)。

结果一公布,整个帝国惊呆了:一甲三人,胡广、王艮和李贯,都是江西人。

而且,还都是江西吉安人。

不仅如此,二甲头名和第二名,依然是江西人。也就是说,这场科举全国前五名,被江西人包圆了。

然而,这还不算是江西人最高光的时刻。四年后,永乐二年(1404),朱棣在位的第一场科举考试,前七名,无一不是江西人。

连皇帝都没辙,想换个状元,换个榜眼,岂料换来换去,都是江西人。

明朝做官和晋升的途径,基本就是科举一途。江西人考试厉害,以至于当时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整个帝国,江西人撑起了半边天。

可怕的江西人!

江西人表现太抢眼,所以有人看不过眼。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河南人焦芳开启地域黑模式,专门黑江西,向皇帝建议停止授予江西人京官职位,为什么?

“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在焦大人眼里,历史上的王安石、吴澄两个江西人都是所谓的“祸害”,所以所有江西人就都是“祸害”?

这么粗鄙的推论,根本包藏不住焦大人的嫉妒心。

从宋代开始,江西崛起,经济、文化双繁荣。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3个是江西人。宋、明两代,江西籍进士人数,都是全国老二老三的地位。尤其是明朝前期,江西的光芒,足以刺瞎周围任何省份。

即便到了清代,江西在科举上发挥有所失常,但进士人数依然排全国第五,属于第一方阵成员。

南昌、吉安、抚州、建昌,这几个地方,哪一个不是全国进士排行榜的常客?

然而,只有经历过巅峰岁月的人,才知道跌落的时候有多痛。一个省份,亦是如此。

曾经人才辈出、光彩夺目的一个省份,在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却失落成透明省份,偶尔出名还要靠负面的天价彩礼新闻。

江西,究竟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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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王安石。图源:网络

1

江西的衰落,是从一场拉锯了十几年的战争开始的。

1857年,率军在江西抵御太平军的湖南人曾国藩,因为父亲去世需要回乡奔丧,这期间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了封家书。

在这封家书里,曾国藩说,自己在外数年,吃的亏,受的气,着实不少,对人对事,全然没有愧疚感,唯独愧对江西绅士

为什么自感愧对江西呢?曾国藩讲了两个原因:

第一,我打太平军的军饷,都是从江西劝捐来的;第二,江西人出了钱,把钱都投到战争上了,但我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

这两个原因,不能算是曾国藩的错,但确确实实拉开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序幕。

持续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对江西的破坏实在太大了。自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沿江东下,占领九江、湖口、彭泽开始,到1865年10月,其余部最后退入广东为止,在接近13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多次进出江西。江西成为主要战区之一。

在曾国藩深感愧对江西的前两年,他才在九江吃了大败仗,几乎跳湖自杀。

▲曾国藩画像。图源:网络

残酷的战争,使往昔富庶的赣江西岸人烟寥落,不闻鸡犬之声。江忠源为了抵抗太平军,曾在南昌城外实施焦土作战策略,把城外民居烧个精光,连滕王阁都未能幸免。

根据历史学家曹树基的测算,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刚爆发,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达到2400多万;1865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西人口锐减为1200多万。

也就是说,十余年间,江西大约损失了一半人口

在人口即是生产力的年代,一半人口说没就没,对这个省的影响绝对是致命的。

当然,太平天国战争对整个中国南方的破坏,尤其是江浙两省的破坏,一点儿不比江西弱。江苏、浙江的人口损失率,也比江西大。不过,战后,这两省凭借区域优势,通过外来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元气恢复比江西快得多。

江西迟迟未能从这一波人口创伤中缓过气来。直到1953年,整整100年过去,中间又历经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巨大消耗,江西人口离太平天国战争前的峰值还有近800万的差距。

一个地方,千万不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一定要成为商家必争之地。整个江西,地理位置号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说白了就是中间地带。这种“中间省份”,要发展成商货的必经之地,那就稳赚不赔;要碰上乱世,那就是“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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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文化地标滕王阁屡毁屡建。图源:摄图网

2

曾国藩愧对江西的第一个原因,同样细思恐极:江西变成军饷提款机。

曾国藩在江西打太平军时,江西士绅捐了八九十万两军费。但如果算上整个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西在军费上的募款(实际上是摊派),则高达1.3亿两,排在全国前列。

可怕的是,晚清的劝捐,就跟财政鸦片一样,一抽就上瘾,停不下来。平定太平天国后,地方士绅的捐输仍是清廷筹集各种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国内哪个省有战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江西弄点钱,最高峰时甚至出现了几个省同时在江西设局劝捐的局面。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实在看不过眼,多次向朝廷上书,说江西历经太平天国战争,实际上已经全省糜烂,民力难支,但浙江、安徽刚来刮过一轮了,陕甘云贵四省又来,“凡属殷实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户,殊觉无多”。再这样捐下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刘坤一曾任江西巡抚。图源:网络

不仅有摊派式的劝捐,还有强制性的厘金

厘金最早也是因应军费开支而起,一旦征收就停不下来。江西是全国较早征收厘金的地方之一,征收税率远远高于临近的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

清政府对厘金税率的规定是“逢百抽一”,即1%。但江西起初是征收2%,后来一路加码,加到了10%。当时人说,“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

最高的年份,江西一省所征收的厘金,占到了全国的11%

最要命的是,针对江西士绅的捐输,针对江西商货的厘金,搞得当地各阶层苦哈哈,但最终没有一毛钱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

江西平均每年的厘金收入是100万两左右,这笔收入的分配是这样的:上交朝廷占掉35万两左右,军费开支占掉30多万两,其他费用占掉30多万两,剩下用于本省的比例不到1%。

有历史学者因此认为,战后的江西疲于应付朝廷的各种财政需求,无法集中人力和财力进行地方社会重建工作,导致社会经济恢复缓慢,终于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对江西来说,如果说上述原因是制度性悲剧,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基本决定了本省的衰落不可逆转——那就是近代中国的商路与贸易重心转移,堪称江西没落的历史性悲剧。这个趋势与战争、摊派、重税对江西的敲骨吸髓几乎同步进行,简直是雪上加霜。

具体来说,鸦片战争以前,江西南面依托广东,北面连接内地,是内地商货集结南运广州的一大干道。赣江上形成一些繁盛的商埠,经济总体比较发达。

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埠与商路变迁,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加上后来外国轮船获许在长江上通航,全国的内外商货流通改道,赣江的重要性一去不返,传统由江西至广东的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江西,一下子从经济干道变成商路死角,地位陡然失落。

被抛离了地缘优势的江西,近代以来眼睁睁看着东南沿海一圈省份勃兴崛起,自己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没落。

▲随着商路转移,赣江逐渐没落。图源:摄图网

3

当然,正如江西在宋、明两代的辉煌,其在近代的黯淡,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人身上。

我们常说,近代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几个字说起来轻松,但对当时人而言,真是血淋淋的转变。

最明显的转变,至少有两个:

一是军功时代的来临。乱世之中,动不动就跟外国人宣战,还有国内此起彼伏的造反叛乱,军事人才显得尤其耀眼。众所周知,湖南就是凭借湘军崛起,军政人才辈出,几乎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国运。江西恰好相反,军政人才奇缺,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在江西所向披靡,正是因为江西“既无用兵之材,更无带兵之人”。

二是洋务时代的来临。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受到西方冲击,从而作出回应的过程。这种回应,就是向西方学习,从机器、实业到制度、文化,哪个地方出的洋务、实业人才多,哪个地方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基本上,中国最早的洋务派都是军功人才转型而来的,江西没有什么“中兴大臣”,在这方面相应也落后了。

在这样一个靠军功和洋务说话的新时代,江西的精英到底在干嘛呢?

忙科举啊。

学术界曾有一个观点,近代中国落后,恰恰是因为近代以前的中国太牛了。这叫文明的包袱,也叫传统的禁锢。江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宋、明两代的科举之盛,造就了江西发达的文教传统。科举越是成为江西的优势项目,他们就越不愿意放弃。19世纪后半期,江西的兴学读书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盛。可惜的是,当时江西人所兴之学、所读之书,仍是传统的那一套,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基本背离。

太平天国战争那十几年,科举考试中断了,这对江西人来说,那种痛苦简直难以名状。所以,战乱一过,江西人口虽然锐减一半,但科举人数却呈现一个空前罕见的高潮,成为全国唯一科举生员人数不降反升的省份

还有一个数据,能够说明江西人对传统科举的趋之若鹜:太平天国后,全国捐监(花钱买监生资格)人数约为53.3万,其中江西就达5.8万,占全国总数的10.8%。除了八旗子弟,江西位居全国第一。

当时代潮流已经转向军功与实业的时候,江西人的兴奋点仍旧停留在传统的科举功名上,这还怎么与时俱进?

江苏、浙江这两大科举强省,在晚清的科举成绩也很炫目,但是,这两个地方地处沿海,受到西方冲击的力度更大,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科举出身者更善于自我调整,更乐于接受新事物,因而产生了状元实业家张謇、进士出版家张元济等牛人。相比之下,江西传统精英的泥古不化,还是挺可怕的。

整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期间,江西境内既无传播新思想的报纸,也无介绍、研究西学的书籍。难得出了几个新式人才,也基本在本省无所作为。比如瑞金人陈炽,他的《庸书》《续富国策》等宣扬维新思想的书,在外省反响巨大,多次重版,但在本省却不能出版。

再比如修水人陈宝箴,是晚清少见的开明督抚,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湖南,把湖南的维新事业打造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近代江西历任大员中,多为顽固守旧、庸碌无能之辈,对洋务、维新事业不仅不予扶持,反而严加抵制。期间虽也有沈葆桢、刘坤一这样的洋务官员主政江西,但因其主要致力于镇压太平军和奔波于防军救灾,并未把江西带上近代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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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陈宝箴的主要历史贡献在湖南,而不在本省。图源:网络

整个近现代史100多年,可以说,江西唯一被人津津乐道的亮点,是诞生了全国最多的开国将帅。这是因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在江西的山区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使江西成为了革命人才的熔炉。

总而言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困境,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机遇。关键是如何突围与发展的问题。

历史指向的是过去,但它赋予现代人面向未来的智慧。但愿江西好起来!

参考文献:

刘义程:《发展与困顿:近代江西的工业化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林白、朱梅苏:《中国科举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温锐:《背离与错位——近代江西衰落原因的再认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黄志繁、杨金鹏:《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社会重建困境与近代江西经济衰落》,《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