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雍正刻薄寡恩，生性多疑，但在考察吏治方面的确有一套方法！
雍正是45岁才坐上皇帝宝座的，一个在朝廷历练了几十年的皇子，面对朝廷纷纷杂杂的政事，自然心有城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政方式。
密折制度，就是雍正用活了的一个方式方法。这种方法的实行，无异于让皇帝有了“天眼”。
雍正一朝的许多重大事项，都事先通过“密折”讨论，然后再去实施。
比方说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疏浚运河等重大政策，就是雍正同官员通过密折反复协商斟酌定下来的。
这种奏折制度使得效率变得更高。
雍正二年（1724年），李绂向雍正提出疏通淮扬河的建议，雍正觉得有道理，就命他与河道总督齐苏勒商议，齐苏勒认为疏通淮扬河的工程量很大，不能轻易作决定，准备先进行实地考察，再提出意见。
齐苏勒的奏折上呈后，雍正御批：一般来说，管理江河的官员都希望有工程上马，如果草率行事，白白浪费人力物力却没收到好处，会成为历史上的笑话。但如果确实对国家百姓的生活有利，也不要因为害怕就中途停止，总需要你详细周密计划妥切，将最终的利益全部搞清楚，准备详细地一件件上报给我。
雍正四年（1726年）有官员上折，指出治水工程中准备材料时所存在的弊病，雍正隐去上折人的名字，把它下发给河道总督齐苏勒，让他“尽心尽力地进行准备计划”。
齐苏勒针对皇帝下发折子中的说法 具体解释了原委。
雍正阅读后，对齐苏勒的解释十分满意。
工程，按一般的思维来判断，必是产生投机钻营、贪污受贿的地方，因此这种事很敏感。作为一个聪明的决策者，雍正收到密折后并没有大发雷霆拍案而起，而是理智的分析，把事情弄明白。
毕竟这些臣下的密折多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而已。
不但如此，雍正还要求臣工们不拘形式，凡天文地理、风土民俗都可以在密折中进行反映。
这些大数据，对于雍正这个决策者来说十分有用。
吏治方面，对于考察一个官吏的“德、能、勤、绩、廉”，密折制度更是发挥了他的优势。
雍正的铁杆李卫，在云南任盐驿道时，雍正在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的奏折上批道：“最近听说李卫行为放纵张狂，操守也大不如以前好了，确实是这样吗？一点有不要顾及谁的面子，也不要有报答恩惠或报复积怨的心理，据实奏来。”
当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对新会黄岩镇总兵董一隆的品行优劣了解不多，叫李卫“仔细观察寻访，秘密地汇报上来”。
有一个更有意义的“闭环”考察，让人读来忍俊不住的同时，又对雍正的做法点赞。
广东提督王绍绪是雍正的宠臣鄂尔泰推荐的，雍正虽觉得王绍绪思路敏捷，办事可靠，但好像爱搞小恩小惠，作风也有些拖泥带水，因此在给王绍绪的顶头上司、广东将军石礼哈的密折中朱批指示他注意观察打听，然后据实汇报。
石礼哈密奏说：王绍绪为官做事虽然稍嫌琐细，但是对皇上很忠心，而且他不贪污受贿，工作上也很勤勉。
雍正得到了石礼哈提供的消息，还是不放心，又秘密询问两广总督孙毓珣对王绍绪的评价，还密令广东巡抚傅泰去基层调查王的行为。
傅泰向雍正汇报说：王绍绪品行端正，也不贪污受贿，只是办事不够果断，显然是性格懦弱造成的。
雍正不但让傅泰监视王绍绪，还同时命他监视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按察使楼俨。
傅泰密报王士俊有办事才能，也很勤于政事，是个称职的官员，但他的言行中有骄傲自满的情绪。
他说楼俨对审案判案并不十分在行，而且年龄偏大，身体不好，精力不济，做起事来难以周全。
傅泰监视着众人，同样也被别人监控。
王士俊就是受命反过来监视傅泰的人。
王士俊向雍正报告说，傅泰心里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也根本看不出一个封疆大吏的智慧来，偶尔发一番议论，也没有任何出色的地方。
近来还听说，广东海关有5个文书职员，这5人都被傅泰勒索了三百两银子，才得到了这个职位。
所以说傅泰的人品，十分值得怀疑。
雍正看了王士俊的密报，觉得很有道理，就严厉地申斥了傅泰，并把他降级调回京城任职。
在清宫的密折档案中，记载了雍正对官员的考察，精细到了何种程度。
雍正要重庆总兵任国荣留心文武官员的声名。
任国荣上奏说：
四川学政宋在诗“公正而且廉明，有很好声名”。
川东道陆赐书“办事谨慎小心，还过得去”。
永宁道刘嵩龄“是个明白人，就是身体太弱”。
永宁协副将张英“声名一般”。
漳腊营游击张朝良“为官清廉，熟悉行军打仗的事务，就是没文化”。
就这5个人的实际情况，雍正一一做了评价。
雍正评价宋在诗说：“小心以自保，只是具有点小才能。”评价陆赐书说：“办事老练，没有什么出色的才气。”
评价刘嵩龄说：“看他外表很精干，引见他时不像是有病。”
对永宁副协将张英雍正评价说：“原来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而且有莽撞、好生事的缺点。”
而雍正对张朝良评价道：“这个人的好坏，以前不知道。”
由此可见，从大小官员的政绩、人品等方面，雍正事无巨细，都十分关注。
这样的皇帝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密折制度被雍正掌握的淋漓尽致，国家大小事务都能通过这一形式被雍正掌握起来，值得称赞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