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修史书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差，可信度最低就是官修明史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清朝是关外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能够入主中原偶然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加强思想和文化统一，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文字狱、销毁篡改明朝史书、诋毁明朝君臣，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丑事，败绩与不堪更是大力进行拆改隐藏，乃至于彻底不记载，甚至乎让一些人从历史上“消失”。
在被消失的人其中就有一位在明金战争中大放异彩，七次打败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牛人——袁可立。努尔哈赤在袁可立的面前屡屡碰壁，以至于袁可立这三个字成为满清不可提及的一个人，此人如此骁勇善战，但在明史里却几乎消失不见。主要成就是被清朝忌恨故明史无传。这可谓明朝众将臣少有的无上荣誉！
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袁可立在天启二年至天启四年任登莱巡抚，是明末不可多得的能臣干吏。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被称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清官廉吏和抗击后金名臣，万历十九年八月，袁可立进士及第之后第一份工作进入司法口，以苏州推官（正七品）出仕，掌理刑名、赞计典。就是在推官这个佐贰官的官位上，袁可立做出了成绩，做到了大明三百年第一推官。
为老百姓平冤昭雪，不避权贵。他有着断案如神的能力，在各地都曾为老百姓平反冤案，比如湖州，苏州。这两个地方都是富庶之地，错综复杂，但都被他摆平了。琉球人也被他救过，因此为他建庙奉祀，以感袁公之大恩大德。后来袁公巡视京西，又处理为非作歹的士绅，有“袁青天”之美名。
天启二年四月初十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袁可立在登莱巡抚任上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其实主要是做了一件大事:“策反镇守辽南盖金复三州的清军将领刘兴祚，即努尔哈赤侄女婿刘爱塔暗通明朝，并策动后金辽南金盖复三州叛乱”，之后借机派兵收复并在金州和旅顺修城固守。就此让努尔哈赤饮恨沙场。
在此期间，袁可立麾下主将毛文龙恢复的辽东半岛一系列的城市，都是作为袁可立的下级而完成的。到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再次启用、获得了总督登州的大权之前，毛文龙的东江军始终属于登州战区的辖制，不属于关宁军的管辖。袁可立辞去登州督师的职务后，天启皇帝让袁可立为兵部侍郎乃至尚书的职衔，并以兵部尚书致仕 。天启七年八月加太子少保。崇祯朝之后袁可立就从历史消失了。
袁可立在登莱巡抚的时候，先是剿灭招降为患多年的乱军，在当地招安流民，发展经济。接着训练出了一支5万多人的水师陆战军队，4000余艘战船。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治下军民面貌焕然一新，袁可立就开始率领士气高昂的军队与金军作战。
天启三年七月，努尔哈赤攻占旅顺，复州和金州卫。袁可立于是率军出击努尔哈赤，一战收复辽东要塞金州卫。随后袁可立又命张盘尘世带兵，接连攻克复州、盖州两卫及旅顺、红嘴、望海、永宁等要塞，史载：使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
努尔哈赤当然不甘心失败，于是带着军队奋力反击，期望夺回失地，但无一例外被袁可立击败。袁可立这次的收复辽南之战，是明末史上明军屈指可数的主动出击并胜利收复大量国土的战役。后来所谓的“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不可比拟的。因为那些并不是进攻型胜利，是防守型胜利可惜的是，当时明军后方东林党和阉党争斗不断，而袁可立又不参与党争，被两党给孤立，仅仅在前线待了不到三年就被迫罢官。
袁可立在登莱巡抚任上不到三年，竟然接连七次击败努尔哈赤交战，袁可立运筹帷幄，驭事多方略，节制悍将毛文龙，“舳舻相接，奴酋胆寒”，对敌形成大兵压境之势，使得努尔哈赤非常讨厌袁可立，因为对方不仅在明面战斗中让他吃瘪，暗线中同样也让他头痛，最可气的是袁可立竟然能把自己的女婿给策反了。努尔哈赤的女婿叫刘爱塔，汉名则唤刘兴祚。刘爱塔在1605年被金兵俘虏，成了首批投降后金的汉人。因为他非常能干，他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军事防务，刘爱塔在后金崛起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拉拢刘爱塔努尔哈赤将女儿嫁给了他。
而在袁可立劝说之下，晓之以情，终于使得刘爱塔成功回归大明，最后始终活跃在抗金的第一线，在与金兵作战中英勇战死。此事对后金军心打击极大，使“伪将人人自危”，对于努尔哈赤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成了整个清廷的禁忌，之后没人愿意再提起。
接着，袁可立打下金州，收复旅顺。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并形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使得擅长骑兵作战的后金处于被动，战略物资短缺。趁秋熟之际，后金来抢秋粮，数次被袁可立调动水陆多路军队，杀得大败而归。袁可立之战，贵在主动，赢在布局。而在袁可立被罢官后，苦心经营的战线也随他的罢官而废弛了，之前收复的据点又相继沦陷，辽东的形势再次急转直下。
按常理来说类似他这般显赫的经历，足以立传了。可康雍乾时期编修的《明史》中，袁可立三个字仅仅不痛不痒的出现三次。
只因他太牛了，所以满清只能尽可能地抹黑他，抹杀他的事迹，禁毁有关于他的传记和著作，使得他在历史上成为了一个无名小卒。在满清入主后，清修《明史》，对袁可立、刘爱塔等人都不立传，并在其后文字狱中毁其相关文献，袁公诗稿也遭禁毁，只有几首刻在石上的诗留了下来。即便是到了光绪十七年的时候，大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而崇祯不重用袁可立很大原因在于，袁可立是孤臣，他既非东林，又非阉党，加上河南的乡党，基本是上也都有阵营，他势孤力单。又加上言官将他整得一塌糊涂，以致从登莱巡抚任上调离，入京当了闲差。而本就有嫌怨的阉党，自然也落井下石。而且出仕之后，只当了6年地方官，便被致仕，在家闲了二十多年。在朝中和官场，没有足够的积累，缺乏根基。1633年十月，心力交瘁、万念俱灰的袁可立薨逝于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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