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病房无疑是一个结界
作者/慧超
（一）
想要深刻理解什么叫“零和博弈”，你只需要在中国的马路上开一天车即可。
这种博弈有时会演绎到一种非常极致的状态，就是两个驾驶员嘴里都恶狠狠地喷着“三字经”，然后互相开斗气车。
有时刷到网络上，那些在高速行驶中互相斗气的车祸视频，一个正常人不免惶惑：
他们是不是都有两条命？否则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一个“理性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想到马路上行驶着这么多一点就爆的“煤气罐”，会觉得开车出行其实是一件很惊悚的事，因为纵使你情绪稳定，遵纪守法，但免不了要和这些易燃易爆炸的司机打交道。
去医院的路上遇到修路，最左侧的直行道被啃出了一个巨大的坑，而我恰巧走在这条道上。
在我瞥见那个“正在施工”的小红旗时，老司机超哥就已经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了。
你懂的，我马上要被迫体验一次“老子宁愿撞车，也不会让你这个傻屌并过来”的极限游戏。
虽然所有人都能看到这条道在修路，但大家默认的是“你活该，谁让你走那条道呢，我凭什么让你并过来？”
你甚至能在轰油门的声音中，听见旁边车道司机心底的怒气。
说实话，类似的情况我经常会担心旁边那辆怒气腾腾的车，怕他一个油门控制不好，怼上前面不到10厘米的车屁股。真的大哥，没必要和前车贴得那么近，您再伤着自己个。
而诡异的是，很多时候粗暴拒绝你并道的司机，并不是真的赶时间，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特定环境下的条件反射。
比如我并过去之后，很快就超过了前面两三辆坚决不让道的车，限速60的马路上，他们的速度最多超不过40迈。
余光瞥到旁边那辆刚一直猛按喇叭咒骂我往前蹭的帕萨特，发现大哥正低头对着方向盘自言自语，不用想，那上面肯定放着手机。
确实是我错了，人家正忙着谈大事呢，我怎么能把车并到人家的办公室呢？
类似的无意义博弈，我发现在一个特定场合内会突然消融，就是医院。
医院像个结界一般，一旦走进这个场域，人们会突然变得彬彬有礼起来。不仅仅是对医生，对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会收敛起平素里尖锐的棱角，变得温和且有耐心。
我就亲眼见过，刚刚还在马路上用汽车喇叭，粗暴地呵斥过路行人的司机，停完车和我前后脚走进医院里，竟会主动帮一位陌生病患家属推床。
类似这般的温良礼貌，在住院病房里更为典型，大家素不相识，但相互之间处得简直可用其乐融融来形容。
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劝慰，不吝言辞地互相夸赞褒奖各自的子女、配偶，这样的融洽，这我们这个社会里，实在少见于除医院之外的陌生人关系。
陪床时，我甚至撞见了一场“赔偿风波”：中间病床那个老太太的儿子，不小心一屁股把旁边大姐的手机屏坐裂了。老太太坚持要赔钱，那个大姐则坚决拒绝赔偿，两个人为这件事吵了半天。
她们吵的时候，我就在想，整件事实在是太诡异了，它完全不符合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所积累的日常经验。
因为在昨天那个大姐住院之前，他们俩家素不相识。过几天出院之后，大家仍将回归陌生人的状态，相互之间不会再产生任何交情。
试想，类似的事情若发生在医院之外，如果是路上老太太将那位大姐的手机碰掉，导致碎屏，那位大姐会情绪激动地坚决拒绝老太太的赔偿吗？恐怕，两个人之间的争吵要换个样子了。
如此吊诡且不符日常经验的事情，背后的潜在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呢？
或许，是由于医院的这个结界所导致。
无论你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怎样强大的社会身份，在医院都统一沦落为了某种程度上的“弱者”。
无论你在现实世界中有着怎样骄横的习性，走进医院，不免都要在潜意识中收敛起自己的高高在上，重新审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这样的身份标签和自我审视，在所有人心里可能都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共振，从而催生出对陌生人难得的共情。这样的共情不仅仅消弭了冷漠，更在结界内形成了一种新时空下的“差序格局”。
说起来，人真是环境的产物。
（二）
虽然“看病贵”是结结实实压在每一位患者身上的高山，但生活在医院的病房里，你反而会经常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别样的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某种意义上是由他人更深的不幸所映衬的。
世俗社会的普通人，幸福感并不由自己的内心所控制，而往往取决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水位，以及周遭参照群体的处境。
作为发小的狗蛋买了辆保时捷，虽然你的财富没有任何损失，但内心的幸福感会被狠狠地碾压一番。
这种心理，社会学将其称为“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即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人群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
在病房里生活，内心所升腾起的满足感，其实就来自于“相对剥夺感”的反作用力。
在医院呆上几天，急诊、手术室、重症病房里，很多人的表情、动作和对话，有时你只是匆匆路过无意间瞥上一眼，只这一眼，也会铭诸肺腑——人间的不幸竟会表现得如此具体。
突遭恶疾，人难免会怨天尤人，问一句“为什么会是我”？但在医院里，永远会有比你更不幸的人，当你目睹那些更骇人的疾病，更煎熬的痛苦，更凄惨的境遇，曾经的问号就会变成感叹号：
“幸好不是我！”
妈妈住院短短两个星期，从神经内科转到血液科，我已经见证了四场死亡。最年轻的一位，只有50出头，他的女儿今年刚考上大学，但这就是人生，死亡会突然造访，蛮横地夺走你的一切。
病患们会短暂地谈论起这一切，唏嘘感叹，强调一番“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福气”。
在病房里，身份、职称、名声、财富等世俗意义上的评价标准都短暂地丧失了现实意义，变得轻飘又可笑。人们最羡慕的是检验结果的好转或阴性，每一位被获准出院的患者都像中了大奖。
（三）
但钱依然很重要。钱，依然是人们话题的核心。
从一餐饭的价格，到住院期间每日的花费，人们不厌其烦地交流着“钱真毛”的这个核心主题。
而且真的很奇怪，我发现无论在那个科室，作为患者的母亲，在主治医生眼里，似乎都退化成了一个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尤其在涉及到治疗费用的问题上，我发现医生完全不会询问我母亲的意见。
他们总是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沟通具体的检查和费用问题。
有一次我不在医院，医生给我打电话说要沟通一项检查。我说您直接和我母亲沟通就好了，但医生仍坚持要和我这个病人家属沟通。
到医院之后才知道，医生建议我母亲做一个基因检测，这个检测医保不会报销一分钱，而这项检测的费用是5300元。
我那时候仍搞不懂，医生为何非要坚持和我确认这一切。我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我的意思是，我妈并不糊涂，我不在的时候她完全有能力理解这一切并签字。
医生用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她说：
“很多老人一听这个价格，就决定不做了”。
这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医院所遭遇的另一层困境：
即便你意识清楚、行动自如，但很多事情，你会丧失掉自主决定权。
所以其实医生的那句解释，还有另一层含义：很多家属一听这个价格，就拒绝给老人做了。
转到血液科那一天，一位大姐正在呜咽地抽泣，很难判断她的大概年龄，因为她的头发几乎快掉光了，两个医生站在病床前，正在安慰、鼓励她。
几句话就听明白了，这个大姐应该是确诊了白血病，但她所哭泣的，似乎并非是自己的不幸，而是自己的疾病给家庭造成的困境。
“现在都欠那么多饥荒了，以后可咋办呢？我真不想治了！”
“孩子要上学，他照顾我又没法干活，这以后孩子学费都没处去借呢……”
她的主治大夫是个女医生，面对这般具体的困境，似乎也没有太多办法，但我发现一个细节，这个女医生总是翻来覆去地和病人强调：
“你老公都没放弃呢，他那么愿意花钱给你治病，你自己得有信心才行！”
虽然素不相识，但我和母亲也加入到了劝解的队伍中。我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获得治疗机会的，既然有治愈的机会，就得把握住。
“对！那多少人想活还没机会呢，钱没了咱可以再挣！”一个声音在门口响起，是一个憨厚的中年男人，年龄大概在45岁上下，不用说，肯定是这位大姐的丈夫。
这时，那位女医生已经重复了三四次的话再次响起：
“你看，你老公这么愿意花钱给你治，你得治，这么年轻不能放弃！”
事后我回想，无论是否有意为之，但这位女医生其实用这样的“造势宣传”，无形中在病房里营造了一种特殊的“舆论氛围”，那位大姐的丈夫，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潜意识里会更坚定为妻子治病的决定。
而这件事如果深入去想，医生的“言论助攻”其实有着不寒而栗的一面：
“你老公又这么愿意花钱给你治”的背后，或许是另一些不忍细想的凉薄案例。是的，即便你意识清楚，纵然治愈概率很高，但治与不治，很多时候并不是患者本人所能决定的。
生命无价。但在医院里，每个人的性命，至少在自我心中，会有一个时刻，于冥冥中计算出一个价格。它包含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也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那个血淋淋的问题：
“他愿意支付多少钱，来救我的命？是30万、50万还是100万？”
这个“他”，可以是妻子，是丈夫，也可以是儿子，是女儿。
（四）
相处几天之后才明白，那位啜泣着想要放弃治疗的大姐，家庭确实困难。
她甚至刷新了我对“几百块钱”的固有认知。
闲聊中得知，这已经是她一个多月以来的第二次住院。第一次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时候，治疗检查花了3万多，而她竟没有交医保，以至于这些钱需要自己全部承担。
说起来，我这人身上确实也有“何不食肉糜”的可恶姿态，因为听到这里时，我当时竟脱口而出：
“居民医保一年不就几百块钱嘛，怎么还没上呢？”
大姐以沉默来回应我的问题，她的丈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解释道：都觉得正当年，身体没大事。
之前有新闻曝出“居民医保一年减少了2500万人”，坊间各种流言四起。
对于中产阶层而言，这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因为身处水泥森林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连一年380元的居民医保都“交不起”？
确实有人交不起。
虽然我们花的都是人民币，但彼此间的“计量方式”并不相同。
之于京沪的朋友，380不过是一家三口勉强在外面吃一顿饱饭。
之于在北方贫瘠土地上刨食的乡民，380块可能不是一个数字一顿饭，而是一组组实实在在的物资：是机犁四亩地，是六亩地的玉米种子，是七桶大豆油，或者二百斤的化肥……
像这对夫妻一样，他们要赡养两位老人，又生育了两个孩子，一家六口的医保一年是2280元。真的，这不是一个底层家庭可以轻松支付的一笔钱。
有句流传甚广的话：“医院的墙壁聆听了比教堂更多的祷告”。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人对着墙壁祷告，但医院的墙壁，肯定承受了这世间最沉重的叹息，以及最凄凉的沮丧。
你会看到很多人靠在电梯间的墙壁上，一面打电话一面悲痛地抽泣，你也会听到这世间最生动，也是最尴尬的谈话——借钱。
我撞到过一次这样的谈话，我听到的时候，这通电话显然已经完成了寒暄铺垫，和提出借钱这两重前奏，剩下的是对方的婉拒推辞。
我甚至十分清楚，电话那头的人，正在以何种理由拒绝借钱，因为这个面向窗户的大哥，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和对方通话——
他听完对方说的每一句话，自己都会再把这句话重复说一遍，仿佛是为了更坚定地说服和安慰自己。
“对，孩子上大学正花钱呢，每个月都得两千多。”
“是呀，小艳（音）都俩月没开支啦，就靠你自己这点工资。”
“那可不，你这还有房贷要还，我大娘这每个月看病也不少钱呢！”
作为无意间的旁听者，我都觉得很尴尬，幸好他面对着窗外萧索的景色，只留了一个卑微的背影给我。
医院确实是一个结界，但其实在更广泛的现实世界里，有条件进入这个结界的人，已属幸运。
毕竟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它从来意味着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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