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被枪毙于汉口，因老蒋在历史中的印象不佳，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老蒋以不抵抗为名，设局铲除异己。
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却也是狭隘的历史叙述。
事实上，严办韩复榘，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谋划展开之际，偏安山东的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无心守黄河，以致黄河防线形同虚设，日寇第10师团于1937年12月23日由青城、济阳间轻而易举地渡过黄河。形势危急之下，韩复榘没有抵抗，匆忙从济南撤退，只留所部第20师留守济南，做做样子，结果济南于26日失守。
31日，老蒋电令韩复榘将所部主力“分布于泰安之临沂一带泰山山脉地区之各县，万勿使倭寇唾手而得全鲁。”
但韩复榘仍然不予理睬，一路退至鲁西南的城武、单县、曹县一带，且不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告。
当时，李宗仁打徐州会战的决心很大，而且军令部此前曾发布明令，“各战区守土有责，不能退入其他战区”，于是李宗仁劝告韩复榘重返泰安，不可擅自进入第一战区防地。
韩复榘素来骄横，对于李宗仁的劝告，他不仅不买账，而且还鼓唇讥讽：“南京失守，何有于泰安？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韩复榘的态度首先激怒了李宗仁，后者遂于1938年1月3日用长途电话向最高统帅部报告，称“韩向方无战意。”
当时，韩复榘不仅消极抗战，而且有“密谋倒蒋”的传闻。传说韩复榘与“四川王”、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密谋，并积极联络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准备合作倒蒋。
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韩复榘置抗战大局于不顾，在许多人看来，其罪可诛。
值得注意的是，杀韩并不是老蒋的私谋。
1938年1月8日，老蒋在汉口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有两个：研究对日战略以及讨论对韩复榘的处置问题。
出席会议的白崇禧、何应钦、陈诚等人均认为，“若让韩部自由进出而不加制裁，军纪荡然，民心丧失，如此不独参加抗战的180余师及40余旅丧失信心，全面战事亦无法指挥”，故“一致主张严办，以振纪纲。”
这等于是众将一致要求拿韩复榘祭旗，而老蒋又早有铲除异己，杀人立威的想法，所以，不管是出于大义，还是私利，韩复榘必死。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衬出韩复榘缺乏大局智慧，在那样一个历史关口，其德其智都无法匹配一方诸侯之实。
杀韩之议，获得一致通过后，老蒋决定立即在河南省会开封，以召集第一、第五两战区军长以上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将韩复榘拿办。老蒋诱杀韩复榘的计划，事先只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几人知道，连当时的军令部长徐永昌也丝毫不知情。
因为密不透风，所以阴谋的味道很足。
1938年1月10下午，白崇禧与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随老蒋以“往陇海线一带训话”为名飞赴河南开封执行诱杀韩复榘的计划。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在汉口机场，老蒋特别嘱咐白崇禧，“最好二人各乘一机。”
白崇禧心领神会，知道蒋的意思是怕遭遇敌机，他们两人同归于尽，于是白崇禧便乘C46运输机先行，老蒋则于1小时后乘“美龄”号专机起飞。
谁知道，白崇禧的座机飞抵开封上空时竟遭到刘峙地面防空高射炮的射击，差一点被打中机身机毁人亡。
刘峙在国民党内有“福将”之誉，也有“猪将”之名，其人行事容易犯迷糊，一生闹过不少低级错误。这次“烽火戏诸侯”，便是因为他顾此失彼，一边封锁开封上空发放警报，一边又忘了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差点误伤白崇禧。
因为这次事故，白崇禧对那一天的印象特别深刻，因此也就留下了珍贵记录，杀韩复榘，是他们共同组的局。
1月11日下午，老蒋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主持第一、第五两个战区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名为北方抗日将领会议。
会上韩复榘与老蒋的“对骂”在坊间曾广为流传——
会议开始后，老蒋针对韩复榘训话：“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我问韩主席，你不放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直往后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由谁负担？”
韩复榘当即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呢？”
老蒋顿时怒不可遏，用力一拍桌子，厉声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有人讲，这一段是后人杜撰的，但白崇禧等人的传记中，都采信了这一段，因为他很符合韩复榘的性格。
韩复榘在开封落入死局，刘峙充当了勾魂使者，戴笠扮演了催命打手。
令人唏嘘的是，韩复榘被宣布逮捕后，他的手下第一大将孙桐萱竟找到李宗仁、白崇禧，希望李白能出面向蒋求情。
李白是杀韩的第一推手，这样的求情无异于催命。
韩复榘被杀后，有一种声音很强烈——如果不是杀了韩复榘取得杀一儆百的效果，要取得台儿庄大捷是不可想象的。
《徐永昌日记》中有这样记载：“近日我军在晋鲁军事，均有转机。敌军伤亡颇重，月余以来，鲁豫晋战事均激烈，但我军无未奉命而退者。至今在晋作战之军队20余万人，虽屡被敌军猛力压迫，尚无一人渡河。凡此大半由于韩复榘死后，一般将领畏法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