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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彬仔(化名)在纽约目睹了父亲出车祸的全过程,他死在他眼前。

自那之后,彬仔停了在唐人街面包房的工作,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里,对墙壁说话。

2009年,他几乎全裸着跑出家门,慌张地说身后有日本杀手在追杀他。母亲用身体挡住房门,他捉起一把刀,刀口对准的是自己。

那是彬仔第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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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的拘束衣,示意图)

此后近十年间,彬仔往返于医院和社区的康复中心,但效果不佳。有一次他跪在医生面前,求医生“给他打一针”,因为“活着实在太痛苦了”。

彬仔的母亲黄玉萍(音)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儿子。她在一家日托中心打着最低薪资的工,不会说英语,也无力全天候地照顾他。

绝望的情绪弥漫在母子之间,黄玉萍自己也开始吃抗抑郁药,她说:

“那些日子,我祈求老天爷让我早点死,这样我就不用看到儿子受苦。”

这种情况到七年前才发生好转,那时黄玉萍了解到下东区有一个康复中心,接待的基本都是中国移民。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替儿子报了名,如今的彬仔时常蜷缩着陷进椅子里,脸上的表情很难让人看清。

他总是显得闷闷不乐、百无聊赖,但每周五天,他都风雨无阻地出现在这。

七年了,彬仔再没住过院。

这一切都仰仗于康复中心主任,玛格丽特·赖(Margaret Lai)的悉心照料。每当她见到彬仔出现烦躁情绪,就会给黄玉萍打电话,讨论如何处理。

黄玉萍说:“如果没有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赖主任在下东区开的这间康复中心,是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中国移民而专门设计的。

这个不到五十平的小房间里,各色福字与中国结点缀其间,墙上是手写的标语,音响里传来几十年前的流行歌。

(康复中心的墙面)

这里常年收治着十几个病人,和彬仔一样,他们曾在医院与医院间辗转,最终在这里看到希望的曙光。

他们经常围着桌子打太极拳,学习如何管理情绪,和家人共处。

最典型的情景是这样的:赖主任在白板上写下“尊敬长辈”、“阅读报纸,跟世界保持联系”等建议,带着一群病人大声朗读。

赖主任最强调的一点,则是“守时”——其实就是按时看病吃药。

她用广东话问病人们:“如果你们错过了吃药时间,会有什么后果?”

“住院!”他们异口同声地答。

“你们想住院吗?

“不想!”

“那应该怎么办?”

“按时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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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主任带病人们打太极)

考虑到在场的多数是中老年人,这一幕显得多少有些滑稽。

然而对于这些身处异国他乡,无法理解纽约这个钢铁丛林的移民来说,这也许就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救治了。

可是,就连它也随时有可能倒闭。并且你已经找不到纽约第二家类似的机构了。

赖主任身高还不到5英尺(1.52米),嗓门不大,但只要一开口,就能让所有病人都安静下来。他们都听她的。

赖主任今年已经68岁了,早该退休了,只是放心不下这些病人才撑到现在。

(赖主任在办公桌前)

去年中心唯一一名社工辞了职,仅剩她一个人勉力维持。曾有病人求她每周七天都开门,她没同意,说自己该退休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病人们好像一下没了主心骨,语无伦次地说自己无法想象没有赖主任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赖主任安抚道:“放心,如果不能确保你们今后还能得到良好的护理,我就不走。”

但她其实比谁都清楚,这个诺言靠她自己兑现不了。

中心始终缺一个会说中英双语的社工,招聘启事贴上去一年了,只收到三封简历,没一个符合要求。

招不到人最大的原因,还是薪资太少。

赖主任没有透露社工职位的具体薪资,但她明确表示,就连她自己赚的也并不比纽约的临床社工高多少,而后者的大约7.6万刀一年。

社工的薪资显然不会比赖主任本人还多,再考虑到纽约的物价......

(寸土寸金的纽约,示意图)

退一步说,就算能开出不错的薪资,能不能找到会双语的人才也是未知的事。

据曼哈顿另一家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伊莲·何(Elaine Ho)的说法,这种人才基本只能社工专业的留学生中找。

他们又不是美国公民,那就得为他们提供工签、绿卡赞助,这就是至少几千刀的花费,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负担不起。

由于招不到人,赖主任目前管着所有的事:带病人、填写政府监管机构要求的各种费心耗时的文件,以及最重要的,筹集资金,因为国家资金根本不够用。

这就要说到纽约对于精神病患的处置历史。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精神病院虐待病人的各种丑闻层出不穷,民间于是发起了“反机构化运动”,意思是让病人回归社区的康复中心来稳定病情,而不必一直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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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精神病院的糟糕设施,示意图)

在如此背景下,赖主任开设了她的康复中心,但这里与其叫“康复”中心,不如叫“稳定”中心。

因为它的重点在于稳定病情,而非治愈,病患需要常年来参加活动。其实赖主任带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病人,已经来了三十多年了.......

以如今的眼光看,其实很难说这种治疗方式是合理的。

到2000年后,纽约开始以治愈病人,让他们回归社会为目标。到2010年拟定了一个叫“个性化康复导向服务(Personalized Recovery Oriented Services,PROS)”的指导方针。

此后PROS治疗下的患者就不需要每天去康复中心了,经过几年治疗,最终也能回归社会。

无论是从财政还是治疗效果上,PROS都显著比之前的“稳定”方案好很多。

(一次典型的PROS聚会,示意图)

所以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采用PROS,2005年全纽约州采用老方案的机构足有190个,到今天就只剩11个了,面向亚裔移民的更是只剩赖主任这一个。

问题是,无论PROS有多少好处,都得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患者至少得明白治疗师在说什么,理解为什么他们最终需要独立生活、回归社会等等。

然而赖主任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些老一辈移民,往往对心理疾病认识不够,又对“精神病”三字讳莫如深。不拖到发病绝不去看医生。

据赖主任聘请的客座精神科医生陈新林(音译)说,“当病情还处于早期或中期时,人们会尽量保守秘密,绝不说出去。”

“老一辈人还爱采用民间偏方,比如吃香灰喝符水.......他们认为自己是‘魇住了’,用偏方就能驱走鬼魂。”

(香灰,示意图)

“还有人根本没想到精神疾病这一层,认为自己是身体出了问题,拖到很严重才去看医生,这才发现是精神问题......”

要他们去参与PROS,向外人吐露自己的“秘密”,真是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这些病人也不是没有尝试过融入社会,可社会不想要他们。

他们不会说英语,唐人街也没有几个老板会容忍店里存在这样的风险因素。

几年前,彬仔曾经试着去唐人街的面包店应聘,不要工资。结果只干了半天就被老板发现情况,干净利落地遭到了解雇。

赖主任这间小小的康复中心,是他们除了家里之外,唯一能敞开心扉的地方了。

记者访问的那天,有两名成员缺席了,其中一个是小丽(音)。她早上给赖主任请假,说医生增加了药量,她的头脑很乱。

赖主任嘱咐她做一些呼吸练习,好好休息,多喝水——像一个真正的亚裔长辈。

另一个人是阿文(音)。他独居,没人知道他的行踪,打电话也不接。

赖主任给他哥哥打电话,病人们在底下大声猜测,或许是发病了、住院了、迷路了,最坏的情形,是死了。

这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前些年疫情导致线下见面中断,一名病人怎么打电话都不接。赖主任担心起来,给他家的楼管打了电话。

最后警察消防都来了,撬开门发现他躺在床上,已经没了呼吸。

(示意图)

这也正是赖主任坚持老办法的原因,她知道,如果不天天见面,就可能突然失去某个病人的音讯。

病人们猜着猜着,赖主任的电话响了,是小丽的丈夫打来的,说小丽出现了幻觉,被送到医院了。半晌没人说话,都惊呆了。

几分钟后,电话铃又响起来,这次是阿文的哥哥,说阿文已经找到,原来是发病了,大发脾气,拒绝跟任何人交谈。

就这样,大家还松了一口气,因为至少没人死掉。

记者问赖主任,如果这些病人永远面临着复发的风险,如果他们永远无法独立生活,她又该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生的工作呢?

赖主任回答:“他们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无论多么微小,都让我欣慰。你只能以年为单位衡量他们的进步。”

接着,赖主任带领病人进入了他们最喜欢的环节:唱歌。她有个笔记本,里面记着84首老歌的歌词。

那天赖主任将笔记本递到彬仔面前,希望他唱两句。照他往常的性子,他会摇摇头,心虚似的瞟向别处。

但那天,也许是因为记者在场,彬仔将笔记本接了过去,慢慢地翻了几页。只听一个颤抖的男声在小房间里响起: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ref:

https://www.curbed.com/2023/08/chinese-mental-health-outpatient-treatment-schizophrenia-fundin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