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叫相依为命，而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的。
他们从黑发到白头，一路手牵着手。
我们经历过风风雨雨，吃过苦，但我们从来没有彼此脸红过、争吵过。相反，我们一天天珍惜眼前的人。
二十多年受尽委屈，他们为彼此忍辱负重，硬着头皮活下去。
这对夫妇就是罗烽和白朗，一对热爱创作的文艺夫妇。
青梅竹马，结婚红衣
1909年，罗烽出生于沉阳。三年后，白朗也来到了这个世界。两人是表兄弟。
一个原本叫傅乃琦，另一个叫刘东兰。他们从小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一起玩耍、一起长大。
说起来，罗烽的性格比较内向、冷静、安静，而白朗则比较活泼，爱玩爱闹。
两个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但是却玩得非常好。
然而，两人一开始就止步于“竹马爱情”，罗烽差点就成了白朗的妹夫。
白朗的母亲非常喜欢罗烽，所以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了他。两人年纪相仿，大人也觉得合适。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大女儿就病逝了，罗烽的婚事也未能成事。
但白朗的母亲仍然希望罗烽做她的女婿，所以她把白朗许配给了他。
这也算是从青梅竹马发展成恩爱夫妻吧。
1929年，罗烽20岁，白朗17岁。两人当年喜结良缘。
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已经是已婚妇女的白朗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贪玩，与罗烽相处时也很安静。
婚后，可谓相敬如宾，但又不失亲密感。
如果是文学方面的事情，两个人就可以聊不完，关系也会变得更加亲密。
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有爱人在身边，我就不怕风浪
1931年，在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的安排下，罗烽接手了北满洲的文艺宣传工作。
为了加快宣传材料的编辑印刷进程，罗烽每天早出晚归，忙碌不停。
白朗看到罗烽如此努力，不禁心疼不已。
于是，她问杨靖宇能否成为罗烽的助手，一是帮助他们工作，二是照顾罗烽。
杨靖宇自然答应了这个互惠互利的要求。
于是，夫妻俩共同承担了抗日宣传材料的编辑印刷工作。
那时候，他们的日常是：白天一起出去，专心工作；晚上一起回来，继续聊工作的事。
按理说，这样的日子其实也不错，毕竟爱人还在身边。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无论罗烽如何努力，也难逃灾难。
1934年6月，罗烽被汉奸出卖，被日军逮捕。
白朗虽然躲过了这场劫难，但她是罗烽的妻子，敌人和傀儡不会放过她，每天都会派人监视她。
但即便如此，白朗并不害怕。
白天她四处奔波，寻找救罗烽的人；晚上，她回家照顾老人，操心家务。
同时，她还要努力经营《国际协报》副刊。
直到1935年，罗烽终于被保释，悬着心的白朗才松了口气。
她曾写道：“十个月的悲惨生活后，他挣脱了敌人的魔掌，带着欢喜和病痛活了下来，谁都不能说他死里逃生了……春风徐徐，让我的心苏醒了。”心灵，看着春光在树林间跳跃，我唱起了一首优美的春歌，即使是北方的春天也是迷人的。”
或许，对于白朗来说，幸福就是和爱人在一起。只要有他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迷人的。
幸福的时光，转瞬即逝
虽然身处战火之中，但只要两人齐头并进，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能活下来。
同年7月，罗烽和白朗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在上海，他们和同样从事文学创作的肖军、肖红住在一起，四人住在同一屋檐下。
然而，尽管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四人却能够成功地创作出自己的作品。
尤其是白朗，她的《月夜到黎明》就是这个时期写的。
1936年，白朗加入上海作家艺术家协会，先后创作了《伊瓦鲁河畔》、《生与死》等不朽的短篇小说。
这段时间对于她来说是痛苦的、不甘的。她的作品充满了对祖国被侵略的仇恨。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充满爱国热情的罗烽和白朗加入了文艺野战服务军团。
他们开始日夜在街头游行，号召大家“站起来”，一起保卫国家。
可惜的是，呼吁的声音敌不过日军的轰炸攻击。
为了安全，白朗和罗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1941年，白朗作为家人随罗烽前往延安，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
在延安的那些年，罗烽和白朗一度感受到了苦难的快乐。
从前线下来后，一个继续从事抗日工作，一个继续创作，过着平静安定的生活。
当时的作家董兴全也说：“这段时间，罗烽夫妇生活得很好，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只是有点短暂。”
1950年至1955年，白朗进入创作黄金时期，陆续出版了《为了幸福的明天》等小说。
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努力，不仅写着自己经历过的岁月，也写着她读过的感人故事。
当时，她握着笔，想着就这样一直写下去。
但殊不知，美好时光如此短暂，未来，她将在崩溃中抛弃自己心爱的“笔”。
合影|1933年萧红（右）、白朗（左）、关大伟合影
吞下苦涩，顽强生存
平静的日子悄然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狂风暴雨。
1955年，罗烽和白朗被列入“反动集团”。
紧接着，1957年，两人被划为右派，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化为乌有。
在上级的安排下，罗烽被派往阜新矿区进行劳改，白朗也跟着他。
到达阜新后，半百多岁的罗烽被分配到煤矿做辅助劳动。没过几天，他就被分配到矿区，下到了矿井里。
白朗则相反，患有严重的哮喘，不得不在一家地毯工厂工作。
但比起自己的身体，她更担心的是罗烽。
当时的罗烽不仅受到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也受到压制。
但是可以瞒别人，却瞒不了同床的老婆。
只是白朗无能为力。除了更好地照顾罗烽，她什么也做不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2年，两人才得以摘下“正帽子”。
罗烽拍了一张当时的照片，背面写着：“1962年春，大病初愈”。
这句话一语双关，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明白。
然而，这个“大病”才好几年。
短暂的平静过后，将会有更猛烈的风暴。
精疲力竭，劳累过度生病
20世纪60年代，社会动荡，十年浩劫爆发，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是安全的。
1969年，遭受残酷折磨的白朗被迫精神崩溃，她也患上了精神疾病。
她时而滔滔不绝，时而笑得发抖，时而放声大哭。到了最后，她一刻也没有完全清醒过。
但偶尔，她似乎又醒了。
她会折断假牙，折断钢笔，发誓再也不写一个字了！
这个时候，她似乎明白了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
但同时，她也很绝望。
当时，她曾说过最爱《咏梅》，“但陆游的原话最能描述我长久以来的处境和当下的心情。”
她神志不清，但她却看清了一切。
但不管怎样，罗烽一直在她身边。
他带着白朗往返于沉阳、北京、大连之间，并将她送往医院救治。
同时，他不得不接受上级突如其来的强制命令，被迫带着白朗前往富县跳槽定居。
此时的罗烽或许比之前干活的时候更加疲惫，但他依然不能倒下！
1970年，他在《金州再迫迁复州湾途中遇雨》中写道：“春花秀半岛，云游万里，祖国繁盛四海，孤山千里之外，细雨倾金城，虚幻如游子”。和尚，所以我在徘徊，飘浮在空中。”
然而，人并不总是钢铁制成的。无论他们多么坚强，迟早都会倒下。
1973年，罗烽半身瘫痪，双臂突然疼痛。从此，他的余生只能拄着拐杖。
荣辱荣辱，钟声万千敲响
1979年3月，罗烽和白朗平反了，恢复了名誉，得以重返文坛。
同年10月，两人一起参加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他们一人拄着拐杖，缓缓走进会场；另一个坐在轮椅上，被推了进去。
看着盛大的开幕式，两人心情都很踏实，辛苦的日子也结束了。
1982年，罗烽和白朗得到了国家分配的房子，他们终于有家可归了。
在新家吃饭时，罗烽非常激动地说：“我终于可以坐直吃饭了。”
终于，他们都可以挺直脊背了。
但是享受美好生活没多久，罗烽就坚持不住了。
当白朗的病情稍有好转时，罗烽因常年抑郁、大脑软化而开始失去理智。
而这一次，轮到白朗来扛起家庭的责任了。
然而，即使她能养家糊口，也无法阻止病魔向罗烽袭来。
1991年10月23日，罗烽因病去世，享年82岁。
晚年回忆起这段时光，白朗说道：“他后来发疯了，打人打事谁受得了。离开也没关系……”
相比于流连于世，“走开”确实是一种解脱。
1994年2月7日，白朗也去世了，享年82岁。
后人按照遗愿，将全部手稿、书信、照片等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
俗话说“生时不带一毛钱，死时也不带一毛钱”。生活中的罗烽和白朗也是如此。
他们把一生的大部分心血都留给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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