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一野为何仅诞生1位大将和7位上将？

在我军历史上曾有着这样一个奇观，1949年解放军进行全军番号的正规化整编时，西北野战军获得了第一野战军的称号，而其下辖的部队中，也将全军从野战军到兵团再到军、师、旅、团等各级建制的中的“第一”都揽入怀中。

但在1955年的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这支第一野战军却仅仅诞生了1位大将和7位上将，其高级将领数量相比于其他野战军都要少了许多。

要知道这支部队的最高首长，正是大名鼎鼎的原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元帅。

不仅是高级将领少，解放战争中决定性的大战役也鲜有他们的身影，以至于毛主席曾经多次想要调几员猛将入西北帮助彭老总，可都被彭总婉言谢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作为全军之冠的一野，为何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取得其他野战军那样的耀眼战绩？彭总又为何多次婉拒毛主席调派帮手的好意？

西北野战军的故事，要从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说起。

1946年6月，处心积虑暗中备战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对我军的全面进攻。

但在我军的顽强抵抗下，蒋军的攻势未能取得大的胜果，反而伤亡惨重、损失颇大。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改变作战方针，从“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集中其手里的优势兵力，分别从山东和陕北对我解放区发起攻势。

蒋介石的计划很明确，就是要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取得突破，继而从两翼合击我华北解放军，牢牢得将华北掌控在自己手中。

蒋军在陕北方向的攻击重点，自然就是中共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这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寄托。

蒋介石自然了解这点，深谙权术的他十分善于使用心理战术，从精神上瓦解对手的斗志。

在国民党高层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更是公然表示，占领延安就能“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所以为了能顺利拿下陕北，蒋介石调集了34个整编旅约25万大军，其中大多数为其嫡系的中央军，装备精良、满编足额，而领军之人也正是他的心腹爱将胡宗南。

1947年3月，胡宗南亲率15个旅、总计十余万大军向延安发起进攻，当时我军在陕甘宁根据地仅有两三万武装，正是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应运而生、临危受命。

面对来势汹汹的胡宗南部，中央军委紧急将陕北的野战军和民兵武装进行整编，组成了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和习仲勋出任军政主官。

整个野战军下辖两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总计约2.6万人。

由彭老总出任西北野战军的最高长官，其实是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因为当时毛主席面对重兵压境，知到不能硬碰硬的他，已经决定保存有生力量、放弃延安，向陕北其他根据地进行转移。

因此，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一场延安保卫战，顺利掩护党中央撤离。

而要以2.6万人对抗十倍于我25万大军，就需要一名胆识过人且军事素养过硬、指挥造诣出神入化的沙场宿将，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在当时我军中，最合适的人员无疑是作为抗战时期，八路军实际最高指挥长官的彭德怀最为合适。

彭德怀从湘赣根据地时期就追随毛主席一路走来，经历许多大战恶战，见惯了各种危局险境，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不二人选。

同时，延安毕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万千革命人士的精神寄托，意义十分重大。

不管出于何种考量，从此地撤离都会全国的革命势头和情绪产生不利的影响，因而在撤离之前，也需要用一场大胜鼓舞全国军民的士气。

且此次作战的指挥官必须是我军阵中有极高地位和影响力的人，才能彰显我军与反动派抗争到底的决心。

综合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考量，毛主席最终选择了彭老总出任西北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官。

彭老总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和厚望，其先是假意以小股部队袭扰蒋军，诱使其派出追击部队北上安塞。

而自己以主力大军伏兵于陕北的高山密林之中，成功在青化砭伏击了冒进的蒋军整编第三十一旅，歼敌3000余人，并生擒了其旅长李纪云。

随后在胡宗南集结10个整编旅意图将我军全歼于蟠龙以西地区时，彭老总又将计就计，在途中的羊马河再次设伏。

全歼了蒋军精锐的第135旅，活捉其旅长麦宗禹，歼灭敌军近五千人，俘获了大量辎重补给。

连续两场失利让蒋介石勃然大怒，严令胡宗南部迅速北上，与从榆林南下的守军围歼西北野战军主力。

而彭老总避实就虚，派出少数部队依托地形节节抗击胡宗南部，而自己则率主力精锐奇袭蒋军后方，一日之内就拿下其存放军械辎重的重镇蟠龙，歼灭7000余敌军并在此俘获其一名旅长。

蒋军锋芒之下，彭老总三战三捷，活捉其三名旅长、歼灭上万敌军，不仅成功掩护了党中央的战略转移，还极大的消耗了蒋军的有生力量，为西北战局打开了新的局面。

延安保卫战后，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军依托陕北沟壑纵横的险要地势，以及根据地良好的群众基础。

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屡屡挫败胡宗南部，在以少打多的不利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胡宗南晚年曾对周围人说，他这一生有过两个克星，在政治上是周恩来，在军事上则是彭德怀。

可尽管西北野战军以弱势兵力，将胡宗南二十余万精锐中央军牢牢地拖在陕北，可为何在后来授衔时却没多少大将和上将呢？

• 这其实并非存在不公，而是西北野战军（一野）的战绩和战果相较于另外三个野战军，的确要逊色不少，但这绝非一野的将领无能，而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西北诸将未能在军衔上有所收获是因为战绩不够，而战绩不够则是因为当时的西北战事规模不大所致。

而西北战事的规模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西北贫瘠落后的发展现状。

自唐朝时期关中自然环境崩溃以后，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一落千丈，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是我国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

而近代以来的军阀割据导致的长期战乱，也使得西北的经济民生进一步凋敝。

• 中共在全国的发展有赖于稳固的根据地建设，而根据地的发展则直接依靠于当地的人口，正是因为有了人口、有了群众基础，我党才能解决军事上所需要的物资问题和兵源问题。

淮海战役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百万群众，用小推车支援了我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但这在是因为淮海战役的发生地、中野和华野的所在地是中国最为富庶的东南地区，可西北野战军的立命之所却是全国最为贫瘠的西北地区。

当时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一共只有不到150万人口，在古代社会，一个政治势力的动员率也就百分之几而已。

即便到了近代，更为先进的组织体系之下也很难达到10%的动员率。

这就决定了西北野战军的兵力上限至多也就十余万出头，而我党一贯又是以爱民、惜民著称，根本不会将民力压榨到极致，这也进一步压缩了西北野战军的上限。

而在延安丢失后，这种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进一步恶化，由于当时的西北地区其人口大多聚集在少数大城市，我党的根据地人口也大多集中在延安附近。

所以当失去延安后，我党治下根据地的群众不过20万左右，这就使得根据地所能支撑的军队上限至多也就是数万而已。

所以西北野战军从成立之初只有2.6万人，后续扩军后也不过四五万人左右，在其全盛时期，在逐步解放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以及获得其他地区的支援情况下，其巅峰兵力也才刚到15万人，而同时期的中野有三十万人，华野有六十万人，林彪的四野有近百万大军。

兵力的限制使得彭老总手上的可用之兵始终只有数万上下，这就决定了西北野战军很难组织起像三大战役那样的大规模主力会战，只能依靠灵活机动的优势不断袭扰蚕食胡宗南部，一个团、一个旅的慢慢消灭。

这就导致了西北诸将的战功，在账面上远远比不上其他野战军，所以才在1955年授衔时高级将领相比之下要少一些的缘故。

同样也是因为西北地区难以供给庞大的军队，当毛主席曾经想派遣陈赓所部入陕协助彭老总时，彭老总出于后勤压力的考虑才委婉拒绝了主席的考虑。

而主席想要调派得力干将给彭老总打下手时，也是因为西北的战局始终是一个个小规模战役，用不上那些兵团级的优秀将领，放在西北纯属大材小用。

一心为公的彭老总认为他们应该在更大的舞台才能发挥他们的价值，才能更好地贡献革命事业。

西北恶劣自然地理条件给西北野战军带来的影响，还不只是在军队规模上的限制，更为直观的劣势是奇缺的物资补给。

首先是在日常的粮草供应上，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在撤离延安后，失去了根据地支持的西北野战军很快就面临了严重的粮草不济问题，其多年来储备的粮食数月内就几乎告罄。

时任西北野战军一纵政委的廖汉生后来回忆，一开始部队还有小米可以吃，可没多久就吃完了，全军上下就只能吃黑豆，黑豆吃完了就吃南瓜，最后甚至一度只能靠南瓜子果腹，西野将士的生活之艰苦，闻知令人动容。

其次，在军械弹药上西野也匮乏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

廖汉生回忆西野第一次攻打西北重镇榆林时，全军唯一的重火力，是从山西友军那儿搞来的一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野战山炮，而炮弹更是只有少得可怜的20发。

“第一炮打上去一个白疤疤，20发打完了，凌霄塔依然如故，叫固若金汤。”

当时的西野每逢大战，一门野战山炮至多配备5发炮弹，每门迫击炮也只允许打15发炮弹，而同时期的华野其部队标配是每门迫击炮至少300发炮弹，每门山炮或者榴弹炮至少500发炮弹。

据后来统计，西野的王牌主力一纵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一共只消耗了6063发山炮炮弹，这是个什么概念？

当初东野血战四平之时，开战12分钟的火力侦察与试探，就打掉了超过6000发榴弹炮炮弹。

作为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彭老总在本该大展拳脚的解放战争却只能屈居贫瘠的西北，带领少数部队打小仗，他周围的人曾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为他抱不平。

“彭总，你这人命苦啊，把你留在西北，我们也跟着受苦咯。”

可彭总却不以为意，反而时常教育周围喜欢抱怨的同志，说“我这个副司令的部队就应该多吗？”

还表示希望自己带的部队更少一些，这样别人带的部队就能多一些，就能发挥更多的价值，取得更多的胜利。

彭老总多次拒绝毛主席调兵遣将、为他增强部队实力的好意，便是基于这样不计个人得失、总是站在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高尚情操。

尽管条件艰苦，但西北野战军面对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部中央军，却始终能把握战场的主动权，将这支蒋介石的嫡系牢牢钉死在陕北的林野之中。

其不仅未能完成蒋介石最初从西北向东，合击我军主力于华北的战略构想，甚至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也因西野的强大牵制力而不得脱身，未能达到支援其他战区的机动效果。

试想一下，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华野和中野以60万人对抗蒋军80万人，在劣势兵力下吃这锅夹生饭已属不易。

此时任何一支生力军的加入都将成为直接改变战局、影响胜利天平的关键一手。

如果西野未能在陕北给足胡宗南部压力，令其疲于防守而无暇他顾，那么这样一支二十万人的机动部队若驰援徐蚌战场，中国的历史或将彻底改变。

实际上，蒋介石确实曾想在淮海战役之前秘密调遣胡宗南部助战，但彭老总看破形势，为了支援友军的大规模会战，集结西野主力发动冬季攻势，累计歼敌近3万人。

搞得胡宗南焦头烂额，疲于防守之下实在抽不出军队南下参与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会战。

胡宗南晚年回忆其西北往事，总是失落而无奈地表示，“我的主力始终被牵制在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

所谓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彭老总和西野的将士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才在西北山林沟壑、沙漠戈壁中坚守了数年，始终以劣势兵力与数十万蒋军周旋。

并最终解放了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一的西北五省，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有国军将领在战后痛定思痛，总结为何蒋家集团在巨大优势之下，不过三年便被解放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打得只能偏居台湾一隅，靠着外部势力的干涉苟延残喘。

其结论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总是为了美差、肥差争得头破血流，而到了需要牺牲、需要奉献的关键时刻却没人能站出来。

而共产党的军队呢？他们总是主动将苦差事和艰巨的任务揽到自己头上，并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两相比较之下，国民党焉能不败？

《彭德怀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