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一生精明，把毛泽东当做自己最大的对手，却不曾提防憨厚老实的朱老总。
《老子·德经》云：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朱德就是这样的人。他生性温和，但意志如钢；他精华内敛，谦逊之中含有过人的韬略和一招制胜的伟力。
南下失利的张国焘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就是他有与红二、红六军团进行联络的唯一密码，可以借用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影响并指挥这支主力红军。
这正是毛泽东最为顾忌的地方，因而一再要求张国焘上交密码。在1936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曾电告张国焘：“请将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
张国焘拖了20天，然后洋洋得意地回答：“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完全可以帮助他，勿念。”
后来，周恩来搬出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两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
这次，张国焘索性不予理睬。
怎么办？在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死扣上，朱德发挥了关键作用。
朱德回顾这段历史说：“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没有中央指示的。我们发报都是经过他（张国焘）。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都得听他的。”
不过，张国焘只知道两军会合可以增加他的军事力量，但没有考虑到两军会合也可能削弱他的政治力量。
在贺龙带领下，二、六军团将士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耐力连续翻过大小雪山，走完了会师前最艰难的路程。
不过，自立中央的张国焘还是仗着自己兵强马壮、权高势大，摆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势，等着贺龙、任弼时等二、六军团领导上门拜谒。
朱德却放下架子，主动带先头部队远出迎客。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贺龙、任弼时他们在长征途中，就从国民党的广播中听说了中央与张国焘分裂的消息。
当时他们认为是国民党造谣，没有相信。朱德、张国焘多次电报也没提到这件事。现在会合了，自然要询问一下。
1936年6月22日，朱德闻讯日夜兼程赶到玉隆，他与军团领导人交谈不到数句，就觉得出了问题，立即有针对性地说明情况。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以沉痛的心情回忆过这段插曲：
“当六军团六月二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决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时，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书此永志不忘。”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早早地来到了二、六军团，不过他是被张国焘赶出来的。刘伯承回忆：
“二方面军来了，张国焘又开会，说要好好联合二方面军，实际他的目的是共同反一方面军。这天又斗争我，我说：三个方面军应当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李特说：什么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在这里，只是半个方面军！徐向前同志说得很好：我们几个方面军好比是兄弟，老四与老大搞不好嘛，别人还说不清谁对。如果与老二也搞不好，那人家一定说老四不好。
张国焘对我说：朱德、贺龙和你都是军阀，这次搞不好要你负责！
我说：他和我都是共产党嘛，怎么都要我负责？
他说：就看你是不是挑拨了。”
刘伯承刚到，二军团保卫部长吴德峰就来请吃饭。吴德峰悄悄问道：“情况怎么样？”
刘伯承说：“要做团结工作。”
吴德峰又问道：可不可将这个意思告诉弼时？”
刘伯承回复可以。这样，任弼时及时了解到了朱德、刘伯承的立场，心里有了底。
6月27日，王震率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
朱德与王震谈了一个晚上。他向王震介绍了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告诉王震：
“张国焘原来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但我们主观上总是想要你们过来的，可是有个密码问题，电报密码在他手中，我们只能搞点情报对你们帮助。这段所谓中央和军委的指示都是假的，因破裂后，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
听了老首长的话，王震明白多了。他向朱德表示：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来的，不能反对中央。
6月30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率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刘伯承亲自前往迎接。
朱德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和中央会合呢！”
朱德又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朱德的话里藏有丰富的潜台词。
刘伯承补充道：“中央不在这里，中央在前面。”
贺、任、关惊愕地望着朱德和刘伯承。
朱德介绍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由会师到分手的情况。他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电台作了调整，与你们联系的电台调到了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接管了。换句话说，你们一年来都在跟张国焘打交道。”
任弼时长叹一声：“唉，我们还蒙在鼓里哩！”
朱德、刘伯承定下心来，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彻夜长谈。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
张国焘认为自己兵强马壮、权高势大，对着二、六军团俨然摆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势。
朱德悄悄地给贺龙出主意，让他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最好能把原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现改编为三十二军）要过来。
张国焘不是“家大业大”嘛，支援一下兄弟部队，再应当不过。
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心思缜密，提醒贺龙他们注意斗争策略：“对张国焘这个家伙不能冒火，冒火可能导致分裂。”
1936年7月1日，张国焘抵达甘孜，与贺龙、任弼时等二、六军团领导会面。
这些南昌起义的老战友、中国革命的老同事终于重逢了，不过重逢的状态很微妙，波澜即将再起。
贺龙对张国焘的印象一点也不好。
南昌起义前夕，要求进步的贺龙在武汉申请入党，不仅被张国焘一口拒绝，还扣上个“军阀”的帽子。
这就导致大名鼎鼎的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在起义时竟然还不是共产党员。
而当前敌委员会准备发动南昌起义时，张国焘又拿着“尚方宝剑”赶过来，要求推迟起义，差点使起义流产。
幸好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顶住了压力，中国共产党人从此走向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从来没有一帆风顺，大浪淘沙，血火炼金。这一切，贺龙是不会忘记的。
不过，此时的张国焘顾不上这些了，他一心只想着把二、六军团拉拢过来。
“一别十年，云卿，可想死我了。”张国焘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亲热地叫着贺龙的表字，脸上带着满面笑容。
“十年前在南昌时，你只是个‘中央代表’，现在可不得了，听说成立了一个什么临时中央，你还当了‘总书记’？”贺龙半开玩笑地刺了一句。
张国焘满脸通红：“已经撤销了，已经撤销了。”
面对着半抬半讽的贺龙，张国焘在言语上有些招架不住，而遇上任弼时，他更是心里犯怵。
任弼时和张国焘是老同事了，一起在莫斯科工作过。他对张国焘可谓是知根知底，张国焘有些底气不足。
当天晚上，张国焘在与任弼时的沟通时打起了小算盘：调换红二、红六军团首长，特别是调换政治领导。
他想把任弼时支开，自己给两个军团委派新政委。
“两军刚刚会合，现在就动干部不太合适。”任弼时毫不含糊地顶了回去。
一看话不投机，张国焘不好再坚持，转而与任弼时商量第二天开会师大会的事情。商量过程中还被任弼时索回了与党中央联系的电台密码。
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大会。主席台上，张国焘起身准备讲话，贺龙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贺龙是“军阀”出身，向来就是胆大包天的人物。张国焘有点怵贺龙耍“军阀”，起身宣布由朱总司令讲话。
贺龙看到张国焘不敢公开讲话，心中暗笑。他后来透露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吓唬吓唬他嘛，是他心里有鬼嘛！”
张国焘调换二、六军团领导未果，中央紧急出手。早就领教过了张国焘拉拢、分化、瓦解的功夫的党中央，果断地于7月5日下令：
以二军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团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陈伯钧为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委；罗炳辉、袁任远分别任三十二军军长、政委。
红二方面军的成立，使得贺、任、关与张、徐、陈取得相对平等的军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