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梦
导读：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的一生都是靠不停的劳作在养活自己，他努力的想改变却始终未能改变什么，只是时代的发展让他从“农民”变成了“农民工”。我最后一眼见到他是在苏州的一个殡仪馆，他静静的躺在那里，静静的封存了他生前所有的故事。在这个夏日斜阳的午后，突然想起我的父亲，突然觉得正是父亲劳碌的一生、挣扎的一生默默的影响着我和哥哥的命运。
01
70年代中旬，秦巴山区的小村庄，我出生在那里，我的记忆便从那里开始。那个时代的农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农活，童年记忆里父母总是在忙碌，除了田地里的农活之外，饮食和起居也是相当的不易。
山区的农民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口大水缸，村里的人习惯在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去小河边挑水，来来回回三、五趟，水缸被装的满满的，伴随着鸡飞狗跳的声音我们也被大人喊醒，于是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我是长大了才理解因为全村几百户人的饮用、洗涮、牛羊蓄口的用水都是要靠这条小河，所以起得早才是硬道理。农村的重活一般都是男人干的，所以挑水劈柴这当然是我父亲的事情。
父母总是吵架，加之贫穷和劳作，还有各自内心的悲鸣，也或许长期面对田地和牲畜不需要表情，大人们都很冷峻，父母的脸上很少看到温润的笑容，我们也莫明其妙的害怕大人。
从小学开始，几乎和父母不再沟通，因为大人要干活而我们小孩要上学，我们每天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一家人围坐一张小方桌，进行简单的交流。
遇到学校要交什么费或是考试成绩发下来了这几天，我们在饭桌上更是很谨慎，我们宁愿两碗饭下肚后有多远滚多远，只要不在家里到处都是小伙伴，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除了稍大一点的孩子吃完饭要帮做家务之外，我们那个年龄的小孩大概都是这样想的吧。
02
从我记事开始80年代初，有一个叫养路段的机构开始拓宽和修缮我们村通往小镇的那条唯一的公路。没有水泥和石灰，没有挖掘机、搅拌机的燥音，十几个工人、铁锹、洋铲、小推车，还有印着“养路”字样的白色搪瓷口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总有一些莫明的崇拜，觉得这是一群吃国家粮的人。
泛着泥土新香的沙石，这群忙碌的身影为这个叫麻地湾的小村庄，开启了通往外界的平坦大道。赶集在我们家乡叫“逢场”，而那个集市也只是在每个月的1、3、5日才开市，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集市为什么不是每天而是必须要约定俗成的在每月的1、3、5，大概农民是没有时间天天去赶集，或者农民跟本用不着那么频繁的交易吧。路修好了，村子里的交通工具“鸡公车”、“拉拉车”也便开始上路了。
每逢赶集而又正好是周日，父亲是一定会带着我和哥哥的，农村人赶集都是要图个早，初升的太阳照的小河泛着凌凌波光，新修的沙石公路上三五成群肩挑背扛的赶集人，偶有一辆“拉拉车”那一定是大宗物品要送往集市去交易。
而我的父亲是骑着他的飞鸽牌自行车去赶集的，清晰的记得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两手紧紧扶着那铮亮的车头，哥哥双腿岔开坐在自行车的后座，双手牢牢抓住父亲宝蓝色的中山装，飞鸽自行车的铃铛在那个没有任何噪音的沙石公路上非常的悦耳，沿途的人们纷纷避让远远的喊话招呼父亲，养路段的人停下手上的活给父亲发烟，两手不空的父亲会把香烟架在他的耳朵上继续前行，我的麻花辫迎着彩霞在春风中荡漾，那种不一样是我们对父亲最初始的感觉。
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我们家房后的山坡上有很多人在砍树，父亲的声音很大，象是在指挥着怎么倒，怎么搬。
母亲则带着一帮婶婶姨娘在厨房里忙活，院子里架起了一口大锅，红萝卜、大白菜堆了一地，我们家的门板被拆下来当作临时切菜的操作台，大人们都在忙着，这种场景只有在婚丧嫁娶的时候才见到，我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母亲在忙乱中也不忘提醒我把那些陌生人叫二婶，叫大姨，这才让我稍微有了点存在感。没几天功夫我们家前山后院的树全被砍光，那些平时让我畏惧的黑压压的山坡只剩下光秃秃的脊梁，我好象有一点莫明的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就再也没有安宁过了，隔三岔五我们家就会上演这样的一幕，砍下来的木头都被锯成规整的长度，在院子里摞成高高的小山。
而那些人又背着铁锹和锄头上山，我看见父亲拿着明晃晃的卷尺在山坡上走来走去，一边丈量着土地，一边和那些人讨论着什么。做完家庭作业之后，我和哥哥悄悄上山，挤在大人堆里似乎也听懂了一些，夜雾笼罩着山岭，叔伯阿公燃烧的烟头就象萤火虫一样在山谷里忽暗忽明。
哥哥比我大五岁，是他告诉我父亲要把整个山岭全部种上天马（麻）和乌药，砍下来的木头还要种上木耳和香菇。我第一次听说那么多没听过的名字，我也不晓得什么是天马（麻），估计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就在那一年，很多的乡亲们都开始砍树，都开始重演着我们家的那一幕，父亲总是被人叫走，而他每次出门都带着手电筒、钢卷尺、温度计和湿度计。
从我们在路上和在学校被尊重的程度，我惭惭明白我的父亲正在带领村里人作一件大事情。那一年大丰收，白花花的天麻晒的满院子都是，父亲哼唱着小调蹲在地上细心挑选按大小分类，我和哥哥则在一排一排的木耳棒子里窜来窜去，红色的蜻蜓在我们头顶飞舞。
03
地处秦岭山脉和巴山山脉环环相拥的汉中盆地，我们唯一通往外界的只有一条铁路，交通和信息被蜿蜒的大山隔在了外面。
80年代的中旬改革开放的春风才缓缓吹进我的家乡。村子里的小百货店突然多起来了，开始有外乡人来这里走村串巷的收购药材和铜钱，父亲经常把一些穿带时髦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带来家里，让我们喊叔叔。而我们也常常得到叔叔们实惠的打点，村里的小朋友开始追随那个子不高的我的哥哥，我则会追在后面疯跑但莫明的感到骄傲。
后来我要去镇上读初中，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就不多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父亲突然变成了一个电影放映员，于是全校的同学都知道放电影那个人是我父亲。虽然住校，但几乎每天我都可以远远看到我的父亲。
我们学校院子外面那条马路，是我父亲每天要到电影公司去取胶片的必经之路，而我们的教室就在靠公路最近的三楼，不知道是我的同学还是我自己掌握了一个规率，只要每天下午第三节课下课了，站在楼道里准能看到我的父亲。在那个色彩并不丰富的年代里。我可以一眼就在人堆里认出他来，我的同学也可以。
父亲常常穿着前后印有夸张大字的文化衫，黝黑的脑门上喷的过多的摩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的自行车后面总是驮着绿色的电影胶片箱子，当他看见我在楼道里的时候，他会咧开大嘴向我喊话，并挥舞着手势，那么远的距离其实我跟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是在很长一段时时间后，我才敢当着那么多同学做一些夸张的手势表示回应。有时候我的同学见到他也会转告我，你爸好帅啊，衣服上还印着“站直了，别趴下。”
初中毕业我要到更远的城市读高中，我和父亲的联系彻底中断。那几年我只有寒暑假才能回一趟家，过年只有我和妈妈还有哥哥，唯独不见我的父亲回来。我问过我的母亲，可能农村人教育孩子都会说“你好好上学，家里的什么事都不要你管”，也可能我的父亲经常出远门，说不定哪天自己会回来，所以我也不再过问。
在我有资格涉及谈论家庭重大问题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父亲这一次是真的走了，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们家里不缺钱，全村甚至知道我父亲名字的人都认为他是个有钱人，在那个年代里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破椯烂瓦、茅舍三间这是大部分家庭的生活写照，而我们家却修起了三间两层的红砖大瓦房，高高的挺立在青青小河边，成为了那个村的地标。
当大家正在讨论城里的亲戚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的时候，我的父亲用牛车拉回了一台37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惊动了几十里外的乡里。我们家怎么会缺钱呢？还是我的哥哥为我整理了记忆的碎片，完整的向我叙述了父亲那些年、那些事。
0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第一个响应政府号召，承包了几十亩山坡种药材，那些来帮忙的人都是要发工资的，父亲完全靠信用社贷款在支撑，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将荒山改造成良田，并且用砍下的树枝载种了香菇和木耳。我们那里的气候和盐咸性沙地最适合天麻和乌药这些名贵药材的生长。
父亲看到自家的天麻发出了嫩芽，就鼓励其它人种植并免费做起了技术顾问。那一年只要跟随父亲的人户户大丰收，家家笑开颜，父亲也为此名声大震家喻户晓。第二年我们村几乎所有山岭都种上了药材，但那一年的丰收却是我父亲今生的劫难。
在那个没有任何机械辅助工具的年代，药材收获的时节需要太阳快速晒干，偏偏在那个时候连绵大雨下了三十多天，看着即将霉烂的天麻，父亲号召大家伙用家里的柴火杜将药材烘干，药材倒是保住了，但由于烟熏火燎，更有不少被烤成半糊，药材的卖象让上门收购的小贩望而怯步，很多束手无策的乡亲开始把这些明贵药材以番薯的价格贱卖。父亲出了一趟远门找来了以往合作的生意人，谈好以稍微低于市价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所有的存货，先支付一部分现金，其余款项将折算成来年的药种，并在种植的时候全部送来。
这个会议是在我们家后院召开的，父亲在乡亲们万般无奈的狐疑下、也在买家七嘴八舌、信誓旦旦的怂恿下，在担保人一栏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种植时节到来了，满怀期待的乡亲们并没有盼来那些人，只有我的父亲变卖了家里的一切，一家一户陪不是，默默的承担着担保人神圣的责任。
05
承包电影院那是因为信用社不停的在催交还款，并且每年要承受高额的利息，只有看电影这种马上可以收到现金的行业才可以抵挡我们家的燃眉之急。
父亲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学历，但参加电影放养员培训班那一期学员里，他学的最好。电影放养员，这在农村是一个时尚的职业，电影换置胶片的间隙，我的父亲能够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着喇叭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或者给大家说一个笑话，这让他的影迷们都很敬仰。随着村子里逐渐有了电视机之后，大家慢慢的不在情愿自己端着板凳赶几公里路，坐在冰天雪地里看电影，农村电影放映员的职业生涯慢慢被发展中的文明而取替。
06
没有人说的清父亲离开家乡的准确时间，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是去找那些骗他的人。后来时间久了，关于我的父亲，江湖上流传着很多个版本，有人说在山西的煤矿上看到过他，他是一个小包工头混的还不错；有人说在秦岭山脉的深山处看到过他，他种了一大片乌药还养了一群土鸡；也有人说在云南看见过他，他和一个大老板在一起搞房地产……种种说法都是听说，我们找不到他的任何线索，但我们似乎并不紧张，因为和他一起生活的日子，他就是这样突然的回来，又突然的离去。哥哥常说，他跑不动了总要回来的吧。
我们都长大了各有各的事业了，总觉得该找找他了，我们寻遍了所有可能与他联系的亲戚和朋友毫无消息，早几年我们曾通过报纸刊登过寻父启事也没有音讯。
07
在2012年12月19号，江苏省太仓市派出所打来电话，接到父亲在外打工意外死亡的消息，我和哥哥分别从不同的城市赶到了那里，在殡仪馆我们见到了他，我的父亲正安详的躺在那里，只是永远封存了他生前的故事。
按照穆斯林的规距，我们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我父亲的遗体接回了我的老家。就象他生前的任何一次出行一样，他突然回到了我们的世界。人生有很多种可能，父亲没有文化，但是他的一生，农民看不懂他，我们也看不懂他。在那个时代里，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我和哥哥又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