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原副院长

最近,微信朋友圈被一个“黑中医”的视频刷屏了,它的片名叫《神医宇宙:违背祖宗的决定》。这个精心制作的“视频合集”,是一个“黑中医”的恶作剧,很多人看不出其险恶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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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假作真时真亦假,以假乱真

这个视频看上去似乎是揭露有些骗子借“祖传秘方”欺骗大众,但是其“包袱”的宗旨是嘲笑中医重视历史传承,并且恶意中伤有些电视台为宣传中医提供平台,要“杀一儆百”,让中医进社区、进学校等普及知识的行动,以及各种努力化为乌有,继续一百年的“失语状态”,可谓“一石多鸟”,手段高明之至,远在一般“中医黑”故意抹黑、嫁祸中医的水平之上。

在这个视频里,十几位身着不同民族服装的“神医”,异口同声宣称:自己为了老百姓的健康,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把秘方贡献出来做成造福大家。

该视频的右上角,应该显示电视台的标志,却都经过遮盖处理而没出现,只是暗示各地的电视台,都成了这些骗子的舞台或帮凶。

这些骗子是否借助各地电视台播出这样的视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只要仔细推敲一下,他们泛滥于各地电视台是不太可能的。各地电视台也不至于见利忘义,争先恐后为骗子提供表演舞台,更不至于水平差到看不出骗子的拙劣手法。

退一步说,在不同的电视台推销一个假东西,需要找不同演员、重复上演同一个剧本吗?各种推销产品的广告,一般只需要一个代言人表演一次,然后在各种媒体重复播放、“广覆盖”就可以达到目的,而不需要每个电视台重复录制,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这也是不可取的“广种薄收”。

02.抹黑中医不必真有其事,突出效果

虚拟的作品就可以让人真假难辨。比如,鲁迅的“人血馒头”事件,“蟋蟀一对要原配的”,就属于子虚乌有的编造,前者嘲笑有病乱投医民众的愚昧,又嫁祸出偏方、秘方的“中医”;后者嘲笑中医引经报使配药物的说法,让人觉得中医处方毫无道理,又借助难以办到来抬高庸医的身价。手法很高明,至今很多人仍然把这些捏造,当作反对中医的根据,用名人的身份增加其“可信度”。

在五四前后,在鲁迅的眼里,中医属于旧医学,讲生理的时候就需要“打一打”。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余云岫,已经在1916年出版了《灵素商兑》,开始了向中医理论的“正规进攻”,鲁迅对中医采取“打医生”的策略,只不过是一种“声援”而已。

1926年,鲁迅在《父亲的病》之中,对于中医与西医的评价是显然不同的。他说:“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鲁迅在文中,把“巫医不分”扣在中医的祖先头上,而且把当代的“岐黄传人们”仍然等而同之,看不到时代的进步。其实,历史上是中医第一个喊出反对巫术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中医扁鹊。《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医学家,有齐医、楚医、秦医医缓、医和,晋医医衍,都是君侯国里的官员,有级别、有俸禄,所以《国语》记载医和说“医固官也,医之上者,上而医国”。他们这些官医与巫师分灶吃饭,各有自己的“业务范围”。因此,晋景公于公元前581年做恶梦之后,害了一场大病,他贵为国君,能够“医巫并用”,所以既请桑田巫占卜,也请秦国的医缓诊治。桑田巫的占卜结果,是“大衍之后,在晋绝嗣者为祟”;医缓经过诊察,断定是“病入膏肓”,针药难于治疗,必须注意生活调养。

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根据自己行医经历,以及医学与巫术的斗争情况,更是明确提出“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由此可以看出,医学科学与巫术的斗争,在春秋末期已经十分激烈,并且形成势不两立之两大职业。医学家敢于大胆地反对巫术,靠什么?当然不可能靠无神论,而是靠自己的医疗水平,也就是靠“竞争优势”,当时医学已经胜过了巫术。《黄帝内经》也把“拘于鬼神者,不可言至德”写入中医的经典之中。也就是说,在古希腊的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向众神”宣读医生《誓言》的时候,中医学已经同巫术分道扬镳了。鲁迅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说民国年间的中医仍然“见鬼”,是医巫不分,实在是一种故意泼脏水,是一种污蔑。

当然,现在看来,信巫与信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有市场存在,所以巫术、巫医仍然没有灭绝,这只能怪医学落后。因为,有的时候,医学治疗的效果,还赶不上巫术。世界上那么多医源性疾病,就是鲜明的证据,中医、西医都非尽善尽美。

03.名人反中医属于偏见,与时代有关

鲁迅在对于中医存有偏见之后,就借着一个笔名(当时见到他的人都称他为周树人,只有《新青年》的少数几个编辑知道他就是鲁迅),骂开了中医。他说自己学习了西医的生理解剖和化学之后,进行反思,结果就“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他的所谓中医是骗子的论调,是自己“悟得”的结果,而不是历史事实;中医医生与患者的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生死考验,难于割断,不容玷污,即使在在鲁迅的眼里,当时的医患关系也是融洽的。但是鲁迅别有用心地说这种关系是一种欺骗的结果,“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就这样把一贯倡导“仁心仁术”的中医,不容声辩地推到“骗子”的席位上了!

另一个不为人重视的事实是,鲁迅当年骂中医时的身份是笔名,不是真名实姓。他当时既没有想到《呐喊》可以风靡一时,也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旗手”,自己的一言一行会被放大,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否则,他会加以慎重考虑,不至于如此出言不谨。

鲁迅对于中医与西医治疗原理、效果的看法是错误的,完全不能用来判断是否属于欺骗,是否是骗子,以之来评价中医与西医,完全是错误的。

鲁迅错了不要紧,关键是被一些“别有用心攻击中医的人”加以利用,把鲁迅的污点、错误放大,最大化,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说:“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乌鸡白凤丸的制作,都是写明了“去毛爪肠”才入药的,鲁迅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把一盘脏水泼了过去,尽管他泼的是他喜欢的乌鸡白凤丸!

鲁迅依靠“医学上的知识”,主要是用来宣扬西医知识,批评中医落后陈旧。鲁迅希望在小说里表现自己的爱憎和观点,以便实现他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望,所以他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04.虚构的故事情节,也能抹黑中医

“人血馒头事件”,就是他提炼的一个“病态社会”的典型材料,主要是为了说明民众的愚昧无知,也从一个侧面控诉黑暗势力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对于“偏方”出自谁之手,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也是反中医人士“悟出来的”一个用意。鲁迅在《药》里没有格外指责中医,因为这件事可能就是虚构的。

鲁迅说:我“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由此看来,虚构故事是为了表达思想,完全没有必要一一加以考证,那样不仅失之拘泥,而且完全违背鲁迅创作的初衷。小说毕竟不同于杂文,不是写实,而是创作。鲁迅说:“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我们认为,1933年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尽管是回忆,“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他的原意,对他不当的地方进行批评,才符合他的思想,毕竟历史又过去了90来年,我们不能要求鲁迅先生在那个时候正确认识中医。

2007年,“东方科学七君子”在发表“迎奥运宣言”的时候,提出来把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骂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的话,从中学课本里删去,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也是负责任的行为。不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损于鲁迅形象的缺点,这个缺点经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用来攻击中医。

中医失语百年,其指导理论阴阳五行等被认定为“不科学”,与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思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今天,在迎来民族复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我们应该彻底肃清一切丑化、抹黑中医的思想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