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度可悟、又可视的特点，体现着自然、社会的双重性。涠洲岛是我国广西北部湾地区最大的岛屿，也是我国最大和最年轻的火山岛，后发展为客家聚居地。涠洲岛许多地名带有地区特征，有着本地区的命名规律，反映着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特征。
关键词:地名文化；涠洲岛；地理环境；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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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注记地理实体或地域空间的一种符号，而且是一种既可视又可悟的文化景观，它所体现出的地域概念和地域精神是地域文化的重要内涵，所以研究地域文化不可忽视地名。无论从地理方位还是从行政区划来看，涠洲岛均属于广西沿北部湾地区的管辖范围，其地名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北部湾沿岸地区大陆文化的影响。
北部湾文化区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拥有面向东南亚的辽阔海域，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文化区域特征。广义的环北部湾地区是指海南省、广东省西部,广西的南部以及越南东部的广大地域；狭义上指以广西南宁、防城、钦州、北海四个城市为依托，以南宁为中心，分别向东南和西南延伸形成的扇形地域。目前关于环北部湾地区历史文化、经济圏旅游圈定位、资源开发、区域发展战略、边境旅游等的研究涉及面相当广泛, 注重学科交叉性和整合性。但是涉及文化方面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广西环北部湾沿岸地区的历史文化 ，对北部湾海岛（比如涠洲岛、斜阳岛）的研究目前见于地质地貌、海水气候、生态环境和旅游开发的较多，涉及文化的仅有斜阳岛疍民个案和涠洲岛啀话语音，单独对涠洲岛这一北部湾最大岛屿进行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与我国整个海岛型文化研究现状较弱是相一致的。
海岛型文化是有别于大陆文化的一种区域文化形式和类型，因为受海岛文化外源性特征的影响，其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更直接或间接受制于大陆外来文化而呈现出多元混杂的海岛性特征。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涠洲岛位于广西沿北部湾地区的海面上，作为独具特色的海岛型区域文化单元，它在历史演变和时代进步中融合了多元文化特质于一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涠洲岛文化主要由客家文化组成，但是受制于海岛地理环境和岛上族群来源等因素的影响，在共同的文化特质下，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异，反映在地名文化景观上也不例外。对涠洲岛的地名文化内涵及其地域特色进行分析，有助于在更深层面上理解涠洲岛文化的特质和风格。为此，笔者分别于2004年7月、2005年5月、2007年7月、2009年8月对涠洲岛进行了四次田野调查。本文的论述空间范围为自然地理上的涠洲岛（不涉及同一行政区划的斜阳岛），族群来源可追溯至两广的沿北部湾地区和广东、福建部分地区，数据库资料主要来源于《北海市地名志》，部分参考内部影印资料和访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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涠洲岛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形成
（一）地理环境
涠洲岛位于广西北海市正南方36海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南北长约6公里，东西最宽约5公里，陆地面积为26.88平方公里（含斜阳岛1.89平方公里），潮间带面积约3.47平方公里，地理位置为东经 109°05'—109°09'，北纬 21°02'—21°09'；是我国广西北部湾地区最大的岛屿，也是我国最大和最年轻的火山岛。涠洲岛（包括斜阳岛）孕育于1——13万年前的数次火山喷发，拥有我国最典型的火山机构（火山口）和最丰富的火山景观，火山地貌和海蚀、海积地貌以及丰富的海底珊瑚礁体群和候鸟资源构成了我国堪称一绝的海滨胜景。附近海域盛产的多种海洋生物资源为涠洲岛渔业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岛上特殊的土壤、气候条件，则造就了热带亚热带的植物景观，也是涠洲岛盛产经济作物的基础所在。
涠洲位于北部湾海面北部，古时亦称“涠洲墩”、“大蓬莱”、“马渡”等名。“涠洲"即水围之洲，海洋包围的陆地之意。因为涠洲岛形如卧在海面的螃蟹，地势自南向东北倾斜，多平缓山丘，故别名“涠洲墩”。涠洲岛处于古珠母海“断网（望）池”即北海与涠洲、斜阳之间的海域之中，此海域古称“合浦水”，是史籍所载“合浦还珠”故事发生的地方，在明清以前一直是个富有神话色彩的海上秘境。明朝汤显祖曾有诗云：“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交池悬宝藏，长夜发珠光。”描绘了诗人登上涠洲岛南面岭巅，环顾四周、远眺珠池（交池）所见。涠洲岛附近海域古时虽已作为珠池，是古人心目中的海上秘境，但毕竟四面环海，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加上临近一向为官吏贬谪之所的大陆钦廉两地，历来被古人视为畏途。汉武帝统一岭南置合浦郡后，以北部湾沿岸的合浦、徐闻和今越南中部的日南等地为始发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涠洲岛因处于合浦经北部湾至各国贸易的航线上，又拥有天然良港——南湾港，成为航船不可少的停泊所和补给点。可以说从秦汉始至宋以前，涠洲岛只是作为合浦郡和雷州椹川司的管辖范围存在,采珠疍民或航海商贾途经此地的暂时歇息之所，尚无人居住垦荒。
（二）地域文化的形成
从秦汉始至宋以前，涠洲岛属合浦郡和雷椹川司管辖。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涠洲巡检司。明初涠洲属雷州府，明洪武七年（1374）巡司迁往雷州遂溪。万历十八年（1590）,明政府设涠洲游击，分涠洲陆营、涠洲左部则有有大小兵船12艘，涠洲右部，大小兵船11艘，总兵员1660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游击署移驻廉州府合浦县永安所。此后，涠洲岛处于雷州府和廉州府军事行政双重管辖之下。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陆合浦一带的居民首次迁至涠洲定居，建村在本岛中部,位于南湾之北约2.5公里处。大陆居民在到此之前，此村已是驻岛游击署所在地，村四周皆筑高墙，故名为城仔村。此后的明清年间，先后有沿海客家人上岛定居，祖籍多在广东湛江及遂溪、广西合浦和福建沿海等地。新迁来的客家移民大多沿袭了两广传统客家文化，并结合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带有海岛性征的客家文化体系。除客家人外，明末清初时还有少数疍民飘流至此暂时栖息，他们以舟为室，以捕鱼为业，居住在涠洲岛和斜阳岛附近海面。到乾隆年间，居留岛上的疍民已为数不少。据史料记载，这一带的疍民民是历史上先后从广东的珠江及沿海缘水而上渐次进入北部湾一带的。以上均为到涠洲定居的早期移民,以上所列村落建村时间处于公元1390至1810 年之间。在这五百年间，移民人数相对较少，岛上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参见表1）。
清朝初期，为切断台湾郑氏集团与大陆的联系，清廷厉行海禁，瀕海居民一律内迁30到50里，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于是在康熙元年至嘉庆十一年（1662—1806）岛上居民被迫三度内迁，驻岛行政机构裁撤，军事管制由雷州徐闻县的海安营游击和廉州合浦县的龙门协分管。嘉庆十一年（1806）,张保仔、郑一嫂等反清船民武装以涠洲岛为据点，清廷再饬岛民内迁，并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立碑封禁，并常派兵船来往艘査。在封禁的百余年间，涠洲基本上处于荒置状态,文化积累的进程被迫中断。
据史料记载，咸丰四年（1854）,广东、福建等省部分地区发生土著与客家的宗族大械斗，有李、陈、 阮、戴、黄、钟、江、邓等姓民众逃到涠洲，此后涠洲人口大增。咸丰末年（I860）,又有内地人400名因避战乱,不顾艰险和官府之禁，来岛定居。这一时期是两广以及福建客家移民大量迁徙入岛的时期。民国《钦县志·民族志》记载：“客家一系，陆续迁来者，因难缕述，光绪初，有恩平、开平人，互相械斗，政府出诏令其大量来钦，如黄、戴、古、张、除各姓，称为客籍。” “在北部湾海中的涠洲岛，现有常住居民1.58万人，80%为客家人，乃清末土客械斗时迁移岛上的，现岛内流行多种方言。”大量客家人口的迁入稳定了涠洲岛的客家文化体系，客家人成为岛上的主体族群，客家文化也成为涠洲岛的主导文化。
清同治六年（1867）重开岛禁后，法国错士神父带领1000多名因宗族械斗流离失所的广东客家人上岛定居，自此天主教文化开始在岛上传播、扩散开来。涠洲岛的村落大多形成于清同治年间，从同治初年到同治末年这段时期，人口主要由两广的客家移民构成，天主教和移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则从同治后期开始,此时岛上的村落格局已基本形成，岛中岛东南部的土地已被占据，因而教会选择在岛东北部一处尚未开垦处落脚，开始发展势力。教会以贱价大量收买岛上土地，出租给教徒耕种，并配以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这对一贫如洗、背井离乡的移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今天的盛塘村人口绝大部分即由当年随神父来岛定居的客家人后裔构成，因90%的村民是天主教徒。除盛塘外，岛上另一教徒集中区在岛中的城仔村，也是因为那里地势平坦，耕地较多，当年被教会强行购买用来发展教徒所致。其后，天主教堂、圣母堂及其附属的修道院、学堂、医院、育婴堂等设施相继建成，天主教势力在岛上迅速发展壮大，并向四周传播、扩散开来，邻近的斜阳岛也被纳入了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涠洲岛成为清末环北部湾地区最重要的传教基地。天主教带来的西方文化的渗透，促进了涠洲岛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在天主教进入涠洲之前，岛上的客家移民多信仰妈祖，现岛上的天后宫始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比圣母堂建成要早142年，比天主堂要早144年.天主教势力入侵后，一部分人转为天主教徒，现在岛上有天主教徒3000余人，约占全岛人数的20%。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即以天主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及以客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儒家文化，中西文化在碰撞整合中相互补充，互为借鉴，和平共存，既体现了海岛文化包容性的一面，又奠定了涠洲岛多元文化 共生的内在机制，涠洲岛的多元文化格局至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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涠洲岛地名的命名规律和特点
地名，可以理解为人们对地理实体的命名，而且是在改造、认识地理实体和了解它的特征后对地理实体的命名。乔丹在《文化地理学》中认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因果的相互作用，考察人类如何与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文化，人类文化如何在其环境背景中取得发展，而人类的谋生方法又在如何影响着文化的其它方面。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地名”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地埋实体的一个认识和改造过程，是对地理环境的一种适应过程，是一种“人地关系”。虽然有些是直接创造和认识的产物，有的是间接创造和认识的产物，但都不脱髙人们对周边环境的创造和认识这一实质特征。地名产生之初，它是人们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一个直接反应，也可以说是对自然界本身的一个认识过程，也就是文化生态形成的过程。随着社会的进步，地名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可能脱离原来的地理实体特征，更多地受制于其它历史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带有了社会性特征，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为一种既可悟又可视的地名，它是用语言符号来表示的专有名词，正是人们的文化活动与自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地名反映涠洲岛地理环境特征
地名文化的形成，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地名文化景观是不同的。涠洲岛地理条件复杂，多山地丘陵，海湾港口、沟渠水塘。这些地理环境特征常常以文化转移的方式大量反映在地理实体的命名上，计有地理方位、地形，自然资源等按其地理性质命名的地名。这类地名数量最大，广泛分布在涠洲岛各村落、地点的命名上。
以方位而言，以自然地理实体为中心，取东南西北方位命名的地名非常普遍。如港湾名；南湾、北港、 西拱手、东拱手，是以岛中心的城仔村为参照定其方位。“村”有位于岛西部的西角，而位于西角偏东南一个小山丘上的村子则为东角山村。可见，村名取名的参照方位并不一成不变，既会以整个岛为参照系，当然也会在小范围内彼此作为参照系。此外，还有彼此相邻的两个村，来源时间和族源均相同，因而村名相同，只在前面加上“上”、“下”来区分方位，例如上坑仔与下坑仔、上牛栏山与下牛栏山、上横路山与下横路山、上后背塘与下后背増、上梓桐木与下梓桐木。方位地名共有16处，在地理类地名中所占比例最大。
就地形而言，直接以山体作为村名的地名不少, 如横岭（村靠沙岭横面）、公山（村最高处有一小山， 而村民来自四方）、东角山（村在一个小山丘上）、山仔（村坐落在小山上）、湾背（位于南湾岭背上）等。涠洲多港湾、海湾、沟渠水塘，以此为地名的也很多，如湾仔、水湖口（村边一个水湖）、后背塘（村建在一个水塘的后面）、石盘河（村前有条石底深沟通往海边）、沟门（附近4个村的水沟流向此处汇集，注入大海）、井仔（村内多井，“仔”即“小”之意）、滴水（村边有岩石滴泉常年不涸）等，皆是与水有关的村名。岛上多丘陵，地势常常坑洼不平，石坑较多，故有许多以“坑”为名称的村名，如上坑仔、下坑仔、坑尾、苏牛角坑、黄牛角坑、蕉坑。也有的村名直接以象形的地势取名，如上石螺、下石螺，因该村地形似石螺而得名。还有以村中种植树木为名的，如上梓桐木和下梓桐木，均是因为村中有梓桐木树而得名。
通过对涠洲岛53个村落（含居委会）地名的统计（表1）分析发现，地理类地名（因山、因水、因地形、因方位、因物产，排除重复出现的）命名的共计32个，占全部地名的60.4%。可见，以自然地理特点命名的村落占涠洲岛大部分。这当中有12处地名命名方式为“双因”而统计容易重复。例如“上下后背塘”因方位、因水；“上下坑仔”、“上下石螺”因方位、 因地形；“上下梓桐木”因方位、因物产；“上下横路山”因方位、因祖地；“苏牛角坑”、“黄牛角坑”则因地形、因祖地。在地名前加上方位，这种命名方式的双源化特征，能够使初上海岛的居民更加容易以此辨明彼此所处方位和环境，避免面对陌生环境的茫然无措感，从而増强对海岛特殊地理环境的文化适应能力。这种命名规律不但符合涠洲岛地形复杂的特点，而且留存时间长，具有稳定性，可算是涠洲岛命名的主要原则。
另外，统计表明（表1）,与水有关的地名只有10处，占地名总数的18.9%,占地理类地名的31%,这 两个比例都不算高，可见涠洲岛的海岛性特征在地名上表现得并不鲜明，倒是在聚落布局、建筑风格、服饰饮食等其它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点和广府文化区（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粤西地区）水文化地名占优势的情况有所区别。毕竟，虽然涠洲岛的文化外源地以两广沿北部湾区域为主，但是客家文化占主体，而非广府文化。客家人深入岭南内陆, 居地为山区，河谷盆地面积狭小，因而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形成了以山地文化和传统华夏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特质，在地名上喜欢使用客家方言表示山区地理环境。涠洲岛以山和地形命名的地名较以水命名的多，符合岛上多丘陵少河塘的地理环境。其中以“坑”为首尾的地名为最，如坑尾、上坑仔、蕉坑、苏牛角坑等，不仅反映出地势不平的地理特征，而且反映出该地客家文化的渊源。“坑”是浙南、闽北、江西等省区常用的地名用字，岭南山区客家人使用频率也很高，可算是客家人由闽赣迁至广东再迁至合浦、涠洲一带的标志。涠洲还有用“背”为首尾的客家地名，如湾背。使用客家方言地名反映山区地理环境，亦算是对涠洲岛客家文化的极好印证。
（二）地名反映移民族群来源与居住心理
前面说过，涠洲岛是个典型的移民岛，人口绝大多数由明清两代两广和福建南迁的客家移民构成，张、李、吴、林、王、黄、刘为当地大姓，这些移民到达新居地，常常将原居地的地名直接移植过来。通过了解移民现在居住地的地名，可以从中追溯出其移民的路线和其族群来源地。这也是海岛“外源性”特征的一个反映，反映出海岛文化开放性的一面。
移民多聚族而居，以念祖思宗为传统的客家人喜以姓氏为起首作为村落的名称。岛上最常见以屋为通名、以姓氏专名的村名，如邹屋、丘屋、张屋、李屋、吴屋、阮屋，均以村中绝大多数人的姓氏为名.还有一个“老张公”村，以张姓居多，因处于吴屋、李屋中间，曾名为老中公；建国初，因“中”与“张”谐音，故 改名老张公.其中的张、李、吴等姓氏经过六七代人的种族繁衍，如今已成为涠洲的大姓。移民初到一处新址定居时，聚族而居并以姓氏为村名，无疑有利于宗族向心力的凝聚和同姓宗族的繁衍生息。
移民有时把原籍的地名原封不动地搬到新居地，这为追溯其族群来源地带来极大的方便。这类地名在涠洲岛也很常见，如斑鸠冲、荔枝山、白沙寮、乌家寮、新寮、横路山均是沿用祖地命名，而且都集中在合浦一带的乡镇。这类村落的族群来源一般都比较清晰明了，而且多数村民为同族同源，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因而比较团结并利于沟通。
移民初抵新居，总希望安居乐业，于是喜欢以安、仁、丰、兴、福、和、龙等词命名周围地物。例如涠洲岛的新安村，据传当初只有名叫秀年的一户村民，故原称秀年村，后因别处村民陆续迁入，村民数量增加，取其新迁安居之意，故更名新安村。还有东安村, 原村名为麻疯寮，是因为附近曾有麻疯患者居住，建国后改为东安村，取岛之东面安居乐业之意.
通过考察岛上村落地形特征可发现，以上所列因姓氏、因祖地、因祥愿命名的地名均为缓坡、丘陵或平地，无山无水。可见，相同地理环境条件下，因文化模式（族群来源）不同，所塑造岀来的地名文化也是有所差异的。
（三）地名反映村落生产生活方式
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地理环境所表现出的地名文化也会有所不同。例如涠洲岛上也有一些地名是与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考究该地地名可以从中发现该地经济开发的过程、方式和性质，间接显示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
以土地利用方式而言，这类地名多与当地居民所擅长种植的作物名称有关，如竹蔗寮，居民多由福建迁来，惯于种植竹蔗，且村内建有几座粮寮，故而得名。再如蕉坑,一因地势不平，石坑较多，一因坑内多种香蕉，故有此名。也有的以作业工具为名，如百代寮村，过去以做海为生，因而惯于编织百袋网捕鱼，故名百代寮，因“袋”“代”同音，俗趋简易而取今名.同样以生计方式命名的村子还有上牛栏山和下牛栏山，因为当时村民多在近村的海滩上用石砌牛栏放牧，因而得名。以“塘”命名的村子则表示该村的附近修建有水塘。冠有“塘”的村名在合浦各乡镇分布非常广泛，带有农耕文化的鲜明印记，说明此地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如上后背塘、下后背塘、坡塘，这三个村子都以农业耕作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非常符合“塘”地名景观的文化内涵。根据对《北海市地名志》等历史资料的分析，以上所列举村落的族群来源均为客家人，来自福建和广西合浦，同样秉承客家文化，因为村落环境对生计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地名文化景观。
地名还反映商业贸易、交通往来。如岛中部的仔村，与城仔、白沙寮、荔枝山、西角相邻，建村时间又较这些地方晚，过去附近一带村庄常聚集于此地做买卖，民房逐渐增多，逐渐成圩成村，故而得名。同样的还有北港村，也是因村北有一小港，渔民经常在此聚集交易，有的因此定居下来，形成村落。由此衍生出北港面、北港石等海上地名。相类似的还有南湾（居委），这里是历史上最早的移民上岸点，沿涠洲岛南湾港东北侧海岸辟建，因集市、贸易集中于此，民房増多，逐渐形成街镇，现在是涠洲镇政府所在地。镇上有涠洲岛最大的渔港（南湾港）和农贸市场，众多酒店、宾馆都集中于此。涠洲岛反映商业文化的地名较少，仅上面所列三个，可见此地历史上是以农业、渔业为主，商贸并不发达。
除生计方式外，居住形式也是地名反映的一个重要内容。涠洲岛上最典型的便是以“寮”为尾的地名，共有六处：百代寮、新寮、白沙寮、乌家寮、茅寮、竹蔗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茅寮村，即初以“茅寮”为居而得名。“寮”在南方一般用来表示小屋，是一种比较原始简陋的居住方式，以茅草木架措建而成。海南黎族过去有放寮的风俗，青年男女所居曰寮；现在闽浙湖湘等地都有，地域特点不明显，仅表示一种居住建筑。过去岛上的疍民初上岸时皆居住在茅寮（也称水棚），通常是临岸而建，屋身由许多根柱子支撑，整个房子悬立在水面之上，茅草作顶，外观质朴，内部简单，沿木梯而上，室内铺木板，需赤脚进入，人们喜席地而坐。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茅寮既可避免舟居摇晃的不适，棚下架空可以増加通风效果和避免蛇等动物进入，冬暖夏凉。由于建筑材料以木、竹 为主，容易遭台风和海浪损毁。因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茅寮几乎绝迹，疍民都住进了南湾街统一规划的砖瓦平房，独立成街。“寮”作为一种对自然地理坏境简单适应的历史建筑，只以地名的形式保存下来, 成为反映涠洲地域文化特色的“活化石”。
（四）地名反映涠洲建置沿革和地方历史事件
文化生态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一地理环境条件下，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地名文化也是不同的。地名虽然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发展而代有更替，故可从地名嬗变来复原地方建置沿革,探索地方历史事件，因此具有重要社科研究意义。
城仔是涠洲岛上来源最早的村落，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此村曾为驻岛巡检司所在，因村四周皆筑高墙而得名。涠洲岛当时属雷州府管辖，巡检司为明初所置，原仅置巡检员一人驻岛，后因防倭寇入侵，改驻游击，名为海防，实守珠池，游击署即建于城仔村,万历二十八年(1600),游击署移驻廉州府合浦县水安所，清乾隆时遗避尚存。城仔虽然不是直接因游击署得名，却与其所形成的地理环境有关，而且遗迹尚存，可谓涠洲建置沿革的明证。类似的还有岛东北的公局村，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宣统年间，清政府首置处理日常民事机构的“公局”于此，即当时廉州府下属的“合浦县靖海团涠洲局”，因此而得名。
清同治年间法国天主教势力的入侵是涠洲岛历史发展上的大事，直接反映在地名上的便是岛东部的盛塘村。盛塘，约建于清同治十年(1871),村民基本上是广东 、福建过来的客家人，因发生宗族械斗流离失所而跟随法国神父来涠洲定居建村。光绪八年 (1882),村中建起了一座天主教堂，因此得名天主堂村，建国后改为圣堂村，后来为了消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痕迹，再次更名为“盛塘”，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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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文化生态学中的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创造文化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地理学及有关学科其实早就注意人地关系的各方面的表现，并探索其因果。”地名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出现后才产生的；随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地名也由少到多，由简到繁。地名的产生，一开始就是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着文化生态学的深刻内涵。而地名文化景观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地表痕迹，是文化赋予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通过对涠洲岛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可发现,涠洲地名文化景观的形成是由自然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文化景观既能反映涠洲岛的地理环境特征与村落生产生活方式，还能见证移民的族群来源以及建置历史沿革与地方历史事件，有助于在更深层面上理解涠洲岛文化的特质风格。
来源 |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 第3期
作者 | 彭静
选稿 | 郑雨晴
编辑 | 林丽婕
校对 | 郭娟
责任编辑 | 黄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