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双盲试验当做尺子，用以衡量看待中医，这种观察问题看待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
双盲试验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因为双盲试验是对的，中医没有双盲试验，所以中医是错的。这一说法，是把双盲试验当成了尺子，符合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在这里，双盲试验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然而事实上，绝对正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先不谈双盲试验是否科学严谨，只是把双盲试验当做尺子用以衡量判断中医的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就是错误的。
首先我们应当知道，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范围，中医西医的争论是两个范围的争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两个范围的争论，我们看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
上小学时，课本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是古时候有两位将军去买盾牌。工匠拿出一面盾牌，往中间一站让二位将军看。这时，将军甲看到了盾牌的正面，将军乙看到了盾牌的反面。
一会儿，将军甲开口说，“这面金盾牌不错啊。”
“这明明是银的，你怎么说是金的呢？”将军乙有点疑惑不解地反问道。
“明明是金的！”将军甲说。
“明明是银的！”将军乙说。
就这样，一个说金，一个说银，争论的不可开交。
这就是范围论说的两个范围的争论。
从这个争论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范围争论特点:
第一，甲乙双方观察的是同一个事物；
第二，甲乙双方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第三，甲乙双方的结论是对的，同时也是错误的。
两个范围的争论并不是偶然现象，它广泛地出现在科学、哲学、文艺等其它领域。
我们看第一点，甲乙双方观察的是同一个事物，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事物是什么样子，恐怕许多人都忽略了。
范围论认为，我们观察的客观事物是由两个以上的部分构成的整体，也就是说客观事物是立体的，而不是一个平面。大到宇宙星球，小到微观粒子，都是由两个以上的部分构成的整体，即使一张白纸，它也是由两个面组成。
另外，由于抽象的事物，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因此，抽象的事物也是由两个以上的部分构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
在中医西医的争论中，双方观察的对象相同，都是治疗疾病的药。
同盾牌一样，它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化学合成制剂的西药，一个是自然界生长的中草药，也就是说，药也具有整体性。
由于事物的整体性，就会出现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个事物的情形。甲乙两将军，虽然观察的都是盾牌，却看到仅仅只是盾牌的某一个面，而盾牌有两个面，无论双方是谁，在看到自己的那一面的同时，都无法看到对方的那一面。范围论称这一现象为观察的范围性。
由于甲乙两将军观察的仅仅只是某一范围的东西，所以得出结论也仅仅只是某一范围的结论。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结论。
这两个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结论，从甲乙两将军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结论都是对的。中医西医的争论就是这样的争论，他们观察的都只是构成药这个整体的部分，中医观察的是自然界生长的中草药，西医观察的是化学合成制剂的西药，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观察不到对方的那一部分。因此，就不可避免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西医新药必须进行双盲试验，而中医中药则直接临床试验。
有人会说，凡争论，正确的结论只能有一个，而你说的争论是两个结论都对，可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有的，这就是物理学上的关于光的本性的争论，即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争论，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两个范围的争论。在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争论中，双方观察是同一个物质即光，但是，双方观察的却是光的不同状态，因而是一个两个范围的争论。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论，结束了长期争论不休的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争论，认为光既具有微粒性，又具有波动性，两个结论都是对的。
两个结论都对，是两个范围争论的特征。
现在到了谈两个范围争论的第三个特征，两个结论是对的，但同时又是错误的。
在甲乙两将军的争论中，我们说将军甲的“这面盾牌是金的”这一结论是对的，仅仅只是就将军甲观察的正面而言的。我们说将军乙的“这面盾牌是银的”这一结论是对的，仅仅只是就将军乙观察的反面而言的。因为盾牌有正反两个面，就整体而言，甲乙两将军的结论都是错的。就是说，结论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同样，我们说“双盲试验是检验药物有效性的标准”这一结论是对的，仅仅只是就化学合成制剂的新药而言，我们说“中医中药可以直接用于临床试验”这一结论是对的，仅仅只是就自然界生长的中草药而言的。因为药物是由化学合成制剂的西药和自然界生长的中草药两大部分组成，因此，就整体而言，无论是西医双盲试验还是中医的临床试验，却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结论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超出范围无处不适用无处不正确的结论是不存在。
试想想，将军甲能说我的结论是对的，将军乙的结论是错的吗？将军能接受这个结论吗？不能！因为它与客观事实不符。相反，将军乙也是如此！
同样，在光的本性问题的争论，我们能说微粒说是对的，波动说是错的吗？不能，因为波动说也是科学实验证实为对的。相反，波动说也是这样。
同样，在中医西医的争论中，我们能说西医的双盲试验是对的，而中医的临床试验是错的吗？中医能够接受这个结论吗？不能，因为它与客观事实不符。相反，中医也是如此！
因此，先不论双盲试验是否科学严谨，只把双盲试验当作尺子衡量看待中医，这种观察问题看待问题的方法就是错误的！
双盲试验唯一能确证的，就是西药不是安慰剂
在中医西医的争论中，中医说中医对，西医说西医对，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是没有穷尽的时候的，其根本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因为，在两个范围的争论中，双方的结论是属于主观的东西，其本身恰恰是需要验证的，因而无论哪一方的结论都不可充当衡量判断对与错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凌驾于中医西医之上的。
那么这个凌驾于中医西医之上的，判断对与错的标准是什么呢？
反中医者总是说，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那么好吧，我们就看看科学的标准吧。物理学应当是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就看看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争论中是以什么为标准的。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微粒说还是波动说，都不是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恰恰相反，这两个却是要被验证的东西。
它是通过科学实验这一途径验证的。1801年，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的双缝干涉实验，证明光是一种波。1807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发现光电效应，再次证明光的确具有微粒性。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论”，1916年的密立根实验和1923年的康普顿效应，证明“光量子论”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由此我们看到，在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争论中，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既不是微粒说也不是波动说，而是通过科学实验这一途径进行验证的。
科学实验是一种实践的活动。由此可知，只有体现实践活动的东西，才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有效途径。
这个体现实践活动的东西，在中医西医的争论表现为临床试验。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一尝。你要知道一种药是否有效，唯一的方法就是让病患者服用，看看效果如何，这个过程就是临床试验。双盲试验也不例外。
西药是化学合成制剂，刚研发的新药，其安全性和药效一概不知，所以要先在动物身上试验，目的就是为了测试新药的安全性。但是动物试验毕竟不是临床试验，所以动物试验安全后，才能进入Ⅰ至Ⅳ期的双盲试验阶段。
所谓“盲”，就是不知道。为了测试新药的真实效果。研究人员将病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实验组服用刚研制出来的新药，对照组服用外观一样却无任何作用的“安慰剂”。这两组测试者，都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是新药还是安慰剂，他们都认为自己吃的是新药。这为“一盲”。另外一方面，研究者在分析测试结果时，也不知道哪一组服用了新药，哪一组服用了安慰剂。这又为“一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双盲试验只是说明新药不是安慰剂罢了。
验证新药安全性和药效的是临床试验。验证新药是否安全，需要临床试验；确定人体对新药的最大耐受剂量，需要临床试验；评估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需要临床试验。Ⅰ至Ⅳ期的双盲试验，实质是临床试验。只要你验药，就离不开临床试验，因为临床试验才是验证药物有效性的唯一途径。
就这一点而言，那些说中医中药没有经过验证，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胡编乱造。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表明，中医中药不仅经过了临床试验验证，而且是经过了上千年百亿次的临床试验验证。
实际上，Ⅰ至Ⅳ期的双盲试验本身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现有两点：第一，由于“人群的异体性，人体的异质性和疾病的异现性”（樊代明），双盲试验很难保证样本的一致性；第二，前三期临床试验样本的数量十分有限，Ⅰ期临床试验病人２０至１００人，Ⅱ期临床试验病人１００至５００人，Ⅲ期临床试验病人１０００至５０００人。这两点对双盲试验来说都是致命的，双盲试验仅仅只是短时间小范围的临床试验，它与中医中药上千年百亿次的临床试验，简直无法对比。双盲试验对新药的安全性和药效只是一个粗浅的认识。
双盲试验唯一能确证的，就是西药不是安慰剂，但这对新药的安全性和药效来说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新药的真实情况并不能通过单一的双盲试验来认可，它还需要Ⅳ期以后的长期的大范围的临床试验来验证，也正是在这一长期的大范围的临床试验中，90%的西药被淘汰的原因。
中医中药是经过临床试验验证过的，它的标准是疗效
实际上，除了在我国一些反中医的专家学者，把双盲试验看成是测试药物有效性的金标准外，一些权威性的文献，则认为虽然双盲原则意味着科学性较强的试验设计，但他不是试验总体质量的主要指标。比如《柳叶刀临床研究基本概念》中是这样表述双盲试验的：
“一些研究者、读者、编辑过分强调盲法在防止偏倚中的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只有使用双盲的随机对照试验才是高质量的（认为双盲是随机对照试验的一个必要条件）。” “事实上科学研究远比此复杂。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即使没有应用盲法，方法上也可以是完全正确的；相反，虽然应用了双盲，方法学上也可能不正确。……虽然双盲原则意味着科学性较强的试验设计，但他不是试验总体质量的主要指标。而且许多研究也无法采用双盲。这些研究应该从总体价值上进行评价，而不是仅看是否采用了无法实施的双盲原则。诚然，这并不是说盲法不重要。”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虽然双盲原则意味着科学性较强的试验设计，但他不是试验总体质量的主要指标；
第二，许多研究无法采用双盲，应该从总体价值上进行评价，而不是仅看是否采用了无法实施的双盲原则。比如中药根本就无法实施西医设计的那种双盲原则。因为，中药化学成份极其复杂，并不是由单一的化学成份构成，往往是由多种化学成份组成的复合体，一般将中药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分为有效成分和无效成分两种。有效成分指的就是具有治病效用的化学成份，无效成分是指没有治疗作用却与有效成分共存的化学成分，这也就是反中医者说的安慰剂。这就是说，中药的具有治病效用的化学成份和安慰剂是共存于一个统一体的，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西医的双盲原则是测试不出哪味中药是不是安慰剂。因此，双盲试验是不适合中医的。
当然，像钟南山研究板蓝根那样用现代医学研究中药，是无可厚非的，但废医验药有点走极端。因为，你观察的仅仅只是某一范围的东西，得出的结论也仅仅只是某一范围的结论。因此就中医中药本身而言，这种所谓验药的意义在于，它仅仅只是对中医中药的证伪。因此，用现代医学研究中药，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它是替代不了中医中药的，中医中药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第三，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即使没有应用盲法，方法学上也可以是完全正确的；相反，虽然应用了双盲，方法学上也可能不正确。这就是说，双盲试验并不是对所有药物的硬性规定，药物疗效应该从总体价值上进行评价，而不是仅看是否采用了无法实施的双盲原则。
实际上，中医测试药物的标准是临床试验。唯一不同的是中医中药可以直接用于临床试验，而不需要动物试验。这只能说明中药比西药相对来说要安全一些，这种安全上的自信，来自于上千年百亿次的临床试验。而这种临床试验，是以难以想像的艰辛和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最终尝断肠草而亡，这一神话传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先祖对中药的认识。东汉《神农本草经》的出现，表明早在一千九百年前，古代医圣就已经把长期的临床经验，升华为中医的医学理论。
因此，就现有的中药而言，它已经验证过了，哪些中药有毒，哪些无毒；哪些中药可以配伍使用，哪些则不可，都归纳为一定的准则，为后世医生悬壶济世提供了依据。中药的安全性经过了上千年百亿次的临床试验，其安全性已基本解决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中药不用验证了，实际上，只要有患者服用中医医生开的中药方剂，那么这实际上就是通过临床试验验证中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中药每时每刻都在通过临床试验验证着，只是在这个不断验证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像西药那样大面积地被淘汰以及反应停那样的西药事故而已，它给人以错觉，好像中药没有验过似的。测试药物有效性的标准是临床试验，无论西药中药概莫例外。中医中药不是没有验证，而是不断地在验证着。
其实，同双盲试验相同，中医中药也经常不断地在做随机对照试验，尤其是新方更是如此。同西医的双盲试验一样，也是将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按常规治疗，治疗组服用新方，然后观察治疗效果，进行对比。《中医杂志》不论是国家级别还是省部级到的，可以说每期上都可看到随机对照试验的案例。中医中药不是没有验证，而是不断地在验证着。
因此，在这次新冠中，质疑张伯礼让患者喝中药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的人，是对中医中药的无知（对堂堂的院士这样说似乎不妥）。中医中药的安全性问题，是一个中医医生最基本的常识。不要说一个堂堂的中医院士，就是乡镇卫生院的中医医生看病，他首先注意的就是，他开的药方是否安全。可以说，疔效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药方的安全性，一般来说是有把握的。
有人会说，中药抗疫的三个药方没有验证就用于临床，难道不是不负责任的具体表现吗？其实不然。虽然中药抗疫的三个药方是治疗新疾病的新药方，但是组成每个方剂的中药或方剂，并不是新的药物，而是现在临床上经常使用的，也就是被临床试验验证过的。因此，中药抗疫的三个药方敢于用于治疗新冠，安全性是有十足的把握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医黑之故，现在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西医无论怎样治都是对的，即使治死了也是不可避免的医疗事故；而中医治好了，那是患者自愈，治不好那是延误病情。试想想，在这样的氛围中，面对前所未有的疾病新冠，安全上没有十足的把握，谁愿冒身败名裂之险。
总的说来，中医没有双盲试验，并不是中医不敢或不愿，而是双盲试验根本无法测试中药是不是安慰剂。而且，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并不是靠单一的双盲试验确定的，而是通过大范围长时间的临床试验来确定的。这一点，中医西医概莫例外。因为临床试验才是验证药物有效性的唯一途径。
天使与魔鬼
范围论认为，结论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一旦超出范围就成了错误的东西。结论超出范围应用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一现象，范围论称为超范围现象。
所谓结论，是指在我们认识所涉及的一切领域，无论是科学、哲学、文化、政治等领域，所发现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以及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东西，比如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定律等等，以及社会科学中的观点理论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理的东西，我把这些统称为结论。
因此，双盲试验也是这样。西医是双盲试验特定的范围，双盲试验生于此，长于此，不可离开此，一旦离开，就成了谬误。
双盲试验，在西医这一范围内它是对的是天使，一旦超出范围应用，把双盲试验当做一把尺子用以衡量评判中医，它就成为魔鬼。
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排斥和打击，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信双盲而不信疗效。张伯礼治好了一名患者，患者说，别看你治好了我的病，我也不相信中医。我曾提问，９０％的疗效好呢？还是５０％的疗效好？有网友回答：当然５０％的疗效好。因为５０％的药(西药)验过，而９０％的药(中药)没有验过。把双盲试验当做尺子衡量评判中医，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就连钟南山院士也认为，中医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医，还是非常固执的，顽固的抱着四诊八纲不放。不知道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什么是中医?不就是中药加四诊八纲吗？四诊八纲指中医通过望、问、闻、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八纲指的是八纲辨证，是对疾病从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个方面归纳、分析进行诊断的一种方法。只有通过四诊八纲，才能辩证施治。由此可见，放弃了四诊八纲，就等于抽掉了中医的灵魂。如果真如钟南山院士所愿，中医也就名存实亡了。
第二，害人。这次疫情中阻止武汉用中药抗疫，就是证明。
阻止武汉用中药抗疫，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把双盲试验当做尺子衡量评判中医的必然结果。
把双盲试验当做尺子衡量看待中医，必然会得出中医不行的结论。正因为此，当张伯礼用中药治疗新冠时，才会有人说，中药不行，才会有大面积服用中药对老百姓负责吗的质疑。阻止中医中药抗疫，是极不该有的，却恰恰发生疫情最严重的武汉，这是极为反常的事。自己治不了，又阻止别人救治。这种行为，是对生命的漠视与践踏。是一种犯罪行为，是与杀人没有区别的。
阻止武汉用中药抗疫，之所以堂而皇之成为既定事实，是把双盲试验当做尺子衡量评判中医的必然结果，正是这种错误的思维模式导致。不改变这种思维模式，如果再发生疫情，阻止武汉用中药抗疫的现象还会发生。
事实证明，中医是消灭不了的
在民国“废止中医案”中，是中医救了汪精卫岳母的命，2003年是中医救了钟南山院士的女儿的命，这次新冠疫情，中医又力挽狂澜，救了无数人的命。人们总是在万般无奈之时，想起中医。
世代相传，中医已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想抹去它是不容易的。
事实证明，中医是消灭不了的。
西医是一个特定的范围，双盲试验生于此，长于此，不可离开此。双盲试验，在西医这一范围是天使，一旦超出范围，把双盲试验当做一把尺子用以衡量评判中医，就成为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