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引言】

1980年，我终于盼来了提干机会。没想到这个喜讯传来的那天，却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我心爱的姑娘选择了我的连长。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24年后的重逢，让我明白了人生更深的意义。

我叫林志军，1961年出生在河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是老八路，解放后一直在村里当民兵连长，虽然是个干部，但从不摆架子。

母亲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人，靠着纺线织布补贴家用。我们家虽不富裕，但在村里也算过得去，最起码能让我和妹妹都上完初中。

1976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去插队。记得那天，我背着母亲缝的蓝布包袱，装着几件旧衣服和一本《毛选》，坐上了去延安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的知青，有人唱着《北京的金山上》，有人在擦眼泪，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飞驰的田野，心里想着将来的日子。

到了插队的地方，我被分到了山沟沟里的一个生产队。白天干农活，晚上就去大队部听广播，偶尔能听到首都台播送的新闻。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一次我和几个知青去公社开会，听说部队在招兵。当时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又激动又忐忑。

1977年初春，我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让我吃尽了苦头，但我咬牙挺了过来，还被评为训练标兵。

分配到连队后，我更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那时候，我们连队住的还是泥砖房，冬天冷得要命，但没人叫苦叫累。

转机出现在1978年夏天。那天，文工团来连队慰问演出，我第一次见到了孙雨萍。她穿着白底碎花连衣裙，头上别着一朵小红花，唱《军港之夜》时的歌声清澈动人。我被她的歌声深深打动了，演出结束后，我主动找借口帮她们搬道具，就这样认识了她。

雨萍是军区文工团的独唱演员，父亲是团职干部。她性格开朗，说话时总是带着甜甜的笑。每次文工团来慰问，我都找机会跟她说说话。慢慢地，我们熟络起来，她告诉我她喜欢听《梁祝》，我就省吃俭用买了一台收音机，专门收听音乐节目。

那时候，我们连长是张建国。他是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我们这些士兵也很关心。有一次我发烧，他半夜还特意来看我，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这样的领导，自然得到大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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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底，连队进行军事大比武。我带领的班取得了全连第一名。那天晚上，张连长在连部找我谈话，说要推荐我提干。这个消息让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躺在板床上想着美好的未来。第二天一早，我就给雨萍写了一封信，分享这个好消息。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雨萍的感情也在慢慢升温。每次她来演出，我都会送她一些自己叠的千纸鹤。她说喜欢，就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看着她开心的样子，我心里也跟着甜滋滋的。

1980年春节前，我接到了提干的正式通知。那天，我激动地跑到邮局，给雨萍打了个电报。没想到一周后，她来连队时的表情却很复杂。

我们在营区后面的小树林里谈了很久，她说她父亲觉得我条件不够好，希望她能找个条件更好的对象。

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说："我现在不是要提干了吗？以后条件肯定会更好的。"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志军，对不起，我爸爸已经给我介绍了对象...是...是建国连长。"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打在我头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张连长比我大六岁，早就是干部了，家世也好。想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最近连长总是有意无意地打听雨萍的事。

那段时间，我的心情特别低落。白天训练时还能打起精神，但一到晚上就睡不着觉。我开始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忘记心里的痛。战士们都说我变得更严厉了，但我知道，我只是在跟自己较劲。

春天来了，杏花开得正艳的时候，雨萍和连长的婚期定了下来。我主动请缨去外地执行任务，就是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临走前，我把那台收音机送给了新分来的小战士。那些年轻人不理解，他们不知道那台收音机里装着我多少美好的回忆。

在外地待了三个月，回来后我被调到了营部。新环境、新战友，我慢慢走出了阴霾。我开始认真琢磨业务，带领士兵训练，一点一点在军营里站稳脚跟。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198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那时候，我们营里来了一批新兵，有个叫小王的特别调皮，总是惹是生非。我没有批评他，而是跟他谈心，了解到他是因为想家才会这样。我让他给家里多写信，还教他打篮球。慢慢地，他变得懂事了，还当上了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