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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首届国会议员选举的根据是临时参议院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简称《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简称《选举法》）、《众议院议员各省复选区表》（简称《复选区表》）、《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简称《细则》）等。
仅从上述的法律内容来看，北洋政府临时参议院为此次正式国会选举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其法律依据也是相当的完备。从民国元年（1912年）12月开始，新国会议员的选举已在全国各地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1、国会的“八百罗汉”
按照上述法规，北洋政府的正式国会将由参众两院组成，通称国会两院议员。其中参议员由各行省、各地方按配额进行选举（各省省议会各选出10名，特别配额为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中央学会8名，华侨选举会6名)，计选举274名；众议员由各省和地方按人口比例选出，其中每80万人口选出众议员1名，惟不满800万人口的行省亦举10名。照此比例，全国共选举众议院议员596人。
实际上，由于缺额的原因，1912年底至1913年春各地选举揭晓。各地方议会及其它选举会所举参众两院议员共有820人（其中参议院264名、众议院为556名)，这便是人们所说的首届民国两院制国会的“八百罗汉”。
在北洋政府的首次选举中，各党屡屡爆出丑闻，诸如假报选民；金钱收买制造伪票；甚而不惜暴力抢劫；捣毁票箱及选举机构等等。
尽管袁世凯所操纵下的共和党及他的党羽在各地的选举中做了大量的手脚，但首届国会选举的结果无疑却表明了国民党人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此次选举中，重新组合后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议席中共占392席（几近八百罗汉的半数），其中众议院得席269席。比当时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在两院中的席位总数尚多169席，国民党人以压倒的优势使共和党人黯然失色。
国会选举的大获全胜使国民党人“政党内阁”的政治目标再度出现了曙光。这也使袁世凯最初提出的在其“退老山林”之前，绝不使政党内阁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誓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宋教仁何以成为袁世凯眼中钉？
特别是在民国二年春的国会召开前夕，当盛传宋教仁将率500议员北上时，立即给北洋政府内的北洋系势力造成了相当巨大的压力——于是，“袁氏一闻此说，即张皇失措，日夕焦虑，求所以消弭之策”。
宋案发生的直接契机是关于“宋内阁”的宣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北洋集团的恐惧。在当时的国民党的主脑人物中，孙中山已于前一年的北京之行时，公开向社会作出了10年不参加总统竞选的承诺，并且接受了北洋政府的“全国铁路督办”的头衔。
此后他一直行动于国外，从事实业资金的筹措工作；黄兴亦于南京留守府撤销后，接受了北洋政府委托的“川粤汉铁路督办”一职，在国民党中仅是个挂名理事。
因此，在当时国内的国民党人物中，只有宋教仁以首席理事的身份主持着国民党的实际事务，并且坚持不懈地为实现“政党内阁”的政治目标而努力奋斗。国民党的成立及其在首届国会选举中的获胜则表明了宋教仁在革命党改造方面的努力收到了重大效果。
宋教仁的政争策略，对于袁世凯和北洋方面的威胁是严重的。
因为如果按《临时约法》中有关规定，国会中的多数党将当然地取得政权。因此，大选的胜利事实上宣告了国民党人已取得“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成功。而且宋教仁所挟持的是约法、国会这一类冠冕堂皇的武器。
这种“宪政轨道”内的竞争，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袁世凯处于了非常被动的境地；宋教仁也因此成了北洋方面最为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
袁曾不无忿恨地对身边的人称：
“中山漂亮，克强长厚，均不足虑，唯这遁初（宋教仁，字遁初）小孩子，倒有点讨厌。”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曾向杨度表示：“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
当然，这里的“他们”首当其冲的则是宋教仁。
当袁世凯将民初的责任内阁制视为洪水猛兽时，而宋教仁则将组织政党内阁，制定民主宪法，看成是国民党人抑制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专制独裁，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轨道的唯一途径。
其主张包括：
（1）由各省议会及蒙古、西藏、青海地方议会为选举机关，选举大总统；（2）地方保存省议会制，列举中央与地方的权限；（3）采取两院政府制；（4）力驳袁系报纸“正式大总统不举袁氏，则中国必亡的言论”；（5）议员入京勿为武力屈。
可以说，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宋教仁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都表现出了水火不容的矛盾和冲突。而在袁世凯看来，这个集团是“绝对不愿意在宪政轨道内行动的”。
1912年底开始的在各地的政治竞选演说中，宋教仁的中心内容就是：除了宣传政党内阁以外，便“演说现政府之种种失政”。
3、替罪羊赵秉钧
其批判内容，从北洋政府的独擅专权，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善后大借款”交涉。
显然，宋教仁的这些政治活动，不但对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也表明了袁世凯对于宋教仁金钱收买政策的失败。这里，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由吴景濂提供的一个关于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在宋教仁南下之前对其进行收买的生动自述：
宋遁初（宋教仁字）养病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我（赵秉钧)屡去慰问，并代项城致意。遁初表示国民党及个人愿以在野地位帮助项城把国家事办好。项城闻之很满意。遁初将南下，项城嘱我壮其行色，赠以交通银行可以随意支取的银票若干万元存折一折，遁初受了，珍重道别。叵在南方，处处演说，号召国民党必争政权，并对项城种种诋毁，其尾随谍者悉录以报项城。
赵秉钧对宋教仁的这段自白是具有相当的可靠性的。为了国民党的活动经费，宋教仁接受了袁世凯的巨额赠款（亦说宋退回赠款)，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其以在野党的身份对于北洋政党内阁的宣传和对于政府政策的批评，对于久沐西方民主的宋教仁来说，本是一件寻常的政治“常规”。
但在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看来，宋教仁的政治活动已经对其所既握的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成了一个非除不可的眼中钉。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铲除宋教仁问题上，国务总理赵秉钧始终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因为，作为国务总理，他将是宋教仁“政党内阁”的第一“受害者”——国会选举后，宋教仁提出“争内阁不争总统”的口号，作为国民党的政争策略。事实上，国会大选后，国民党已内定宋教仁为正式国会成立后的第一任国务总理。
与此同时，《民权报》上甚至传出黄兴、宋教仁拟拥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黄为副总统，宋为内阁总理。“而默然第三者——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代替袁世凯”。袁与宋或赵秉钧与宋教仁的矛盾事实上已成了现任总理与未来总理之间的冲突了。
而且，根据上面所述，赵秉钧也是此前一直奉袁世凯之命同宋教仁打交道的人。宋教仁接受赠款却并不入袁世凯的彀中，赵秉钧因此受到了袁世凯的严厉斥责。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赵秉钧转而恼羞成怒，只得向吴（景廉）发牢骚：“老弟（指吴）你说叫我怎么办，怎么向项城交代？”
于是，一桩周密的刺杀案就这样开始布置起来了。
4、宋教仁遇刺经过
当时，曾有人告诫宋氏注意袁党暗杀。但他却说：“吾一生光明磊落，平身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哉！”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北站的沪宁道场候车时遇刺。其时，宋正拟登车，启程赴京参加3月份的正式国会，随行至车站送行的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刺客共发三弹，一弹击中宋教仁的腰部；另两弹，一自廖仲恺胯下穿过；一自黄兴耳边掠过飞入墙壁。凶手自行刺现场逃遁。
上海沪宁铁路医院为宋教仁进行了急救手术。但因其伤势十分严重——子弹从腰间斜向下掠入肾脏，大肠被穿了两个窿窟，且取出的弹头化验有毒。宋教仁终于在受伤后的第三天上午不治身亡。
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为中国的民主宪政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终年仅三十一岁。
在宋教仁临终前一日，他曾亲自口授了一封致大总统袁世凯的电报，内中除了将自已受伤情况作简短的报告外，着重表达其临终前对于中国民主宪政的期望：
…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私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犹祈鉴纳。
第二天早晨，宋氏临终前嗟叹道：“我调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
5、贼喊捉贼的把戏
宋教仁被刺案立即轰动了全国，同时也在北洋政府内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谁是凶手也成了一个举国瞩目的公案。当消息传到国务院时，正值赵秉钧主持国务院例会（当时的国务院每周二、四、六举行例会，由总理、各部总长、秘书长出席)，赵闻讯“大惊失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总统府对于宋教仁的死讯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震惊“。当秘书处送来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时，袁世凯十分惊愕：“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这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就越来越不好说话了呀！”
在宋教仁去世的第二日，袁世凯立即紧急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交涉使陈贻范以及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等人。
内中除了对暗杀和恐怖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外，并命立即悬赏，限期破案，同时饬国务院对宋教仁从优议恤：
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是，缔造共和，劂功甚伟，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竟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惨测。应即交国务院从优议恤，用彰祟报。…方今国基未固，亟赖群策群力，相与扶持，况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似此逞凶枪击，莸法横行，匪为国法所不容，亦为国民所共弃。应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忠魂。
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在追究宋案凶犯问题上最初表现出了相当“积极”的态度。他和上海国民党人几乎同时提出了赏格，敦促江苏都督程德全从速破案，“穷究主名”。在各方面的督促下，由上海闸北警局，上海租界巡捕房以及江苏都督府组成的联合侦察组开始了紧张的侦察和缉捕工作。
一个来自古董字画商人王阿发的告发，使这桩骇人听闻的谋杀案的侦破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展。但也因此向人们揭示了北洋政府在宋教仁案问题上最初的表现完全是故作姿态的。
根据王阿发的举报，上海巡捕房于3月23日夜，即宋教仁逝世次日，在上海湖北路迎春坊228号将宋案的策划者之一应桂馨捉拿归案。应犯亦即应夔丞，捕前系江苏驻沪巡查总长，中国共进会会长，接受北洋政府和江苏都督府的双重领导，公开职责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调处各地的土匪闹事。
3月24日，上海巡捕房搜查了应桂馨的住宅，西门文元坊的江苏巡查长公署和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当场搜出公文、函电数箱，五响手枪一支。刺杀正凶，山西籍流浪军人武士英，亦于应宅内被当场缉获。
对于应桂馨的审理使宋案牵涉到了北洋政府。在应宅搜出的公文中，有大量的应与北洋政府国务院交往的函电，其中包括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亲笔书信以及应和国务院直接联系的电报密码本。
大量函电的内容不但说明了应桂馨与宋教仁被刺案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其行动系直接受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指使。应桂馨在被捕后，对自己刺案的犯罪事实，“一一供认不讳，亲自签字”。惟正凶武士英被捕后，经外交团允许引渡，移交给江苏地方检察厅，囚禁于海运局营仓，忽于审讯前暴死于狱中。
从4月份开始，随着有关材料的公布，宋教仁被刺案已经真相昭然：
刺案的第一凶手是武士英，指使这场刺杀案的正凶是应桂馨，应的行动直接受北洋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指使，而洪的行动直接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这样一来，总统袁世凯对于这个案件所负有的责任就是不可推卸的了。
在4月下旬举行的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打出的一幅挽联便极具挑战的意味：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6、幕后指使的杯葛
在宋案发生之前，袁世凯与宋教仁的矛盾冲突是十分明显的。
袁对于宋教仁的忌恨无疑是导致宋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但是，到底是袁世凯本人直接策划了这桩刺案，还是一向善于察言观色、善解人意的北洋骨干赵秉钧、洪述祖等人主动地为袁世凯和北洋集团除去了宋教仁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这在后来一直是时人和历史学家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白蕉在其所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有关于宋教仁被刺一案的记载，其中明确表示，该案的发生是出乎袁世凯意料之外的：
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仅毁其名而已，洪即唆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为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在国民党人张继的回忆中，这样记载着宋教仁案发生后北祥政府方面的情形，其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与洪述祖之间的一段谈话：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偕程仲直（克）先生访赵治庵（秉钧)，王奇裁（治馨）亦在，王云：“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
遁初被劫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这还不是我们的人为总统出力？’袁有不豫色，洪出府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3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追棹宋教仁大会上，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字奇裁）作为特邀代表，也同样地提到了洪述祖向袁世凯请示诛杀宋教仁的问题：
…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政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余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
当然，这里的材料并不能完全成为袁世凯没有涉及这桩谋杀案的确实证据。仅洪述祖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其进言，请求诛杀宋教仁，而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已经足以表明了袁世凯对于宋教仁被杀案所负有的重大责任。因此，《民立报》的一篇时论在上述材料公开后，曾经指出：“洪述祖敢于在总统面前进其邪说，请收拾反对党一二人，以警余余。总统非特不加严究，且仍令混迹内部。即此，已无以对我国民。”
所说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难怪，在王治馨的上述谈话正式见报后，袁世凯极为恼火。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在其回忆中，记述着袁世凯见到王治馨的这个讲话后的情形：
次日，袁以此剪报给我（张国淦)说：如此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言时词色甚厉。
不久，当王治馨在京师总监任上的时候，袁即以贪赃罪亲手治死了他。对此，后人一直颇有猜测，以为这是“袁氏杀之以灭口也。”
因为，这的确是一件颇有蹊跷的事，王的贪污总值不过500元，这对于当时北洋政府的官场来说，的确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小数。
宋案材料公开的次日，江苏都督程德全立即致电袁世凯，报告了宋案的初审情况，指称刺宋凶手为北洋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所指使，证据确凿。袁世凯于即日下令通缉洪述祖——但此时的洪述祖已由天津潜身南下，躲进了青岛德租界。
此后，该案所涉及到的袁世凯和赵秉钧等人都纷纷发表通电，声明自己与宋教仁案无涉，竭力地为自己开脱。特别是在4月28日袁世凯致谭人凤的通电中，袁除承认应桂馨、洪述祖等人与宋案有关外，特别就“毁宋酬勋”一节进行了辩驳。
就宋案对于整个北洋集团的影响来看，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这一点：
即洪述祖、赵秉钧与袁世凯的个人关系。民国元年，赵秉钧在国务院向张国淦推荐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时，特地补充了这样一句：
“洪述祖为袁世凯所想的办法，也就是袁世凯所要想的办法。”
据此，我们就完全可以认为，刺杀宋教仁，正是民国2年在袁世凯与宋教仁的关系微化时，由洪述祖为袁世凯想出来的也正是袁世凯自己所要想的办法。
从这一点上看，无论袁世凯是否亲自确定了这一桩谋杀，他都不能脱去对于整个事件所应负的责任。其实，上海的国民党人很清楚袁世凯在宋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也便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利用这一事件倒袁的政策。但至于如何倒袁，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却存在着激烈的分歧。
7、要不要讨袁？
孙中山是武力讨袁派的主要代表。在3月25日于黄兴寓所召开的在沪国民党首脑会议上，刚刚自日本闻讯返国的孙中山便提出了兴师讨袁的主张。他认为，宋案的发生，完全是因为袁世凯阴谋消灭国民党的势力，以便帝制自为，而目前全党同志对此极为悲愤，人心殊为可用，必须趁机调集各省兵力，一致声讨致罪。且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久，对于各方面的阴谋布置尚未妥贴。
因此，国民党人须借宋案引起的民气，推翻袁世凯，切不可贻误时机。
以黄兴为代表的法律讨袁派则提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
黄兴指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于宋案问题，宜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由于袁世凯帝制自为，逆迹尚未昭著，南方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强整备，才能作战，倘贸然发难，必致大局靡难。因此，他主张在倒袁问题上，应以法律为主，宜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孙、黄各持己见，争论不下。孙氏“一面派人赴各地联络军人；一面还专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先生辩论，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
国民党内部在倒袁方式上的这种分歧显然是由于孙、黄两方面对于革命党人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认识的不一。
和孙中山相比，一向致力于军事的黄兴对于当时革命党人能够掌握和运动的军事实力和底细更为清楚。因为，在此前他曾和各地拥有实力的国民党都督们都有过通电联络，但得到的答复多半是十分令人沮丧的。
而孙中山的武力计划对于黄兴来说几乎是一个根本无法接受的方案：在国民党人力量最强的南京第八师中，煽动营连长，戗杀师旅长，发动第八师，实行武力讨袁。
外交形势的恶化也是影响革命党人武力倒袁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华民国成立一年多来，并没有能够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
自1912年六七月以来，随着英、日、俄等国在中国干涉的加剧，中国蒙、藏地区形势日益告急。显然在这一形势下，要通过内战的方式来解决因党争而产生的国内政治危机，其风险是很大的。
由于上述的各种因素，黄兴的法律倒袁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从而也就失去了利用“宋案”真相被揭露的初期举兵讨袁的大好时机。
唯考虑到在北洋势力范围下，根本不可能使涉案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他北祥人物得到可靠公正的审判。因此，国民党人的目标则集中于争取在上海成立特别法庭，并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到上海出庭受审。
但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政府司法部对组织“宋案特别法庭”一事拒绝副署，从而使该案件的审理因此陷入了僵局。及至5月间，袁世凯在确定了国民党人在反对善后大借款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态度之后，其对于“宋案”的态度也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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