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否形容一个苹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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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空间与数学学习困难”门诊,今天早上正式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迎来首批患者。门诊室外区域,保安审慎地检查预约信息,仅有经过确认后的家长与孩子方能进入诊室。

“医院能治数学不好?”“读培训班的钱省下来看病吧。”社交媒体上,近期如火如荼的讨论始终围绕着该门诊的核心问题:数学学习困难,是不是一种疾病?能不能诊疗?午间,在首次门诊结束后,发育行为儿科精神卫生专业副主任医师马希权、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院博士赵冰蕾接受了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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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数学成绩不好都能来看门诊?

“说实话,完全没有想到会引发如此热烈的关注和讨论。”马希权十分感慨,作为精神科专业医师,此前,他已先后参与开设睡眠问题、儿童情绪等门诊,“空间与数学学习困难也是一种症状、一个分支,我们也按照一般的临床实践思路来进行评估、诊疗与干预。”赵冰蕾更是有些哭笑不得,“确实收到了不少询问:有人私下联系是否能加号,结果他的孩子才2岁。‘别过来了。’我说,还没到上学的年纪,家长真的无需如此焦虑。”

每周二上午,8个号源,目前放出的前3周均已在国庆节前约满。今天,除了因故自行放弃的家庭外,6名孩子在家长陪同下先后接受了评估诊断。其中,最远者从南通、昆山赶来,年龄集中于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二年级,男女比例均衡。

5名医师形成团队,共同问诊。将近30分钟内,他们分别与家长、孩子进行交流。“家长介绍孩子平时的表现,孩子也会谈谈自己的困扰。在了解初步情况后,孩子需要完成关于心理、智力、注意力、空间及数学能力等的多维度评估,大约耗时一两个小时。根据报告结果,我们会判断是否符合门诊的诊疗领域,给予分流(如转诊至注意力缺陷门诊等)或诊断。”

对于并不了解医学专业的普通家长而言,孩子的数学成绩成为判断的唯一标准。那么,是否数学成绩不好都能来看门诊?马希权解释,门诊对象包括在数学学习中,对几何、代数等与空间向量相关的知识,特别是涉及图形空间关系和抽象符号理解困难的孩子,“具体来说体现在常见的4大方面:数感差,即数量大小的估计、符号管理、基本计数困难;检索数学事件、进行计算,理解、记住规则和公式困难;难以掌握数学概念或复杂的数学程序,逻辑困难;涉及几何、图形和表格理解等空间困难。”

此外,也有些数学成绩尚可的孩子,其实是在补偿性学习。“有本身成绩能冲刺清北的学生直言,试卷如果没有立体几何,他可以拿满分;如果出现了立体几何,有多少分就扣多少分。”马希权说,空间能力和物理、化学学习也存在密切关系,如视空间能力不仅影响学生对物理化学问题中空间关系的理解和表征,还影响运用这些表征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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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后,医学能带来哪些帮助?

赵冰蕾带来一组数据: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德国、印度、以色列等国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数学学习障碍的患病率约为3%至6.5%,我国之前的研究显示,数学障碍患病率与其他国家基本持平,约占儿童总人口的3.3%至6%。

“不过最新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在中国大陆的小学生中,数学障碍总体患病率为8.97%,小学低、中和高年级患病率分别为11.57%、10.07%和4.76%。大量小学低年级的儿童存在数学学习缺陷,主要是由于计算能力差;当进入小学的中或高年级后,计算技能显著提高。因此总体来看,数学障碍的患病率可能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今日首诊之后,是否有符合典型症状的孩子?一例评估让医生们影响深刻。“能否形容一个苹果的样子?”“柠檬和橙子,哪个水果的颜色更偏黄色?”“能否在地图上标注出重庆、武汉、上海的地理方位?”这名由外婆陪同前来的孩子,即是医生所说的“心盲症”,又称想象障碍、幻像可视缺失症,症状为无法在脑海中形成图像。“虽然表现为数学成绩不佳,但其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活中的其他不便。”

回国加入交大团队之前,赵冰蕾在英国长期专攻工作记忆与空间想象的神经机制研究。“2015年,埃克塞特大学医学院认知与行为神经病学教授Adam Zeman首次对心盲症给予名称与定义,但它并非是新兴出现的病症。”如今,赵冰蕾团队将国际学界通用的视觉想象生动性量表(VVIQ)进行了汉化,并且创建了中文版网站。基于1105个中国样本,发现视觉想象能力群体在中国的分布情况和国际上有所不同:心盲症群体的比例为2%,而超想症(与心盲症相反,拥有极其生动的心理意象,视觉想象能力很强)群体的比例为15.76%。

诊断之后,医学可以带来哪些帮助?马希权介绍,训练方法主要包括视觉空间训练、算盘训练、身体活动与空间训练、计算与空间技能结合训练等。“比如心理旋转任务,给孩子一个2D或3D图形,让其进行思考和旋转;或是参与拼图活动,帮助理解形状、空间关系和整体结构。障碍赛或定向运动也能有助于增强空间意识与认知能力,但这些都绝非能一蹴而就的,预计在3至6个月后可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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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障碍也并不一定是“笨孩子”

近年来,此类关于学习困难的门诊并不罕见,在儿中心也早已有之,各地更有医疗机构分别设立了注意缺陷多动门诊、抽动障碍门诊、自闭症疑难杂症联合门诊、语言发育迟缓门诊等多个分支,为处于迷惘和焦虑中的家庭带来专业帮助。然而,马希权坦言,诊断之后,还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认知普及与政策支持。

早在2013年,香港教育学院就开设了“教育言语及语言病理学暨学习障碍理学硕士”课程,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在欧美国家地区,对于已确诊为学习障碍的孩子,在阅读量、作业量、考试时间上,都会给予重新评估。“可能是书写、阅读、数学等某一方面的学习障碍,但并不一定是‘笨孩子’,如果家长、老师一味将其归于学习态度等,可能造成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引发更多困扰。”

赵冰蕾说,诊断数学障碍之前,还需要注意是否与其他临床或非临床问题混淆,如智力障碍、未校正的视觉或听觉的敏感性障碍、其他精神或神经病性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等)、心理社会的逆境以及对学业指导的语言不精通、或不充分的教育指导。此外,数学障碍通常与其他神经发育障碍并存,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发育性语言障碍和孤独症谱系障碍等。

“有些家长愿意得到这份诊断书,仿佛有了这顶‘帽子’、这个标签,压力反而小了很多,也让孩子能得到认可;而也有家长会担心,诊断结果会不会伴随孩子终身?会不会影响升学就业?”马希权坦言,“我们并不能逐一了解家长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但家庭的共同成长也很重要。在‘鸡娃’之外,如何帮助孩子积极面对人生的诸多挑战,或许也是一门值得学习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