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已出版《图解中国传统服饰》
每逢节庆时所作的喜庆布置，有一个成语叫做“张灯结彩”，“结彩”的形式十分多样，其中有一种是跨街搭建的临时装饰建筑，类似于牌坊，一般称作“彩牌楼”“彩楼”“彩门楼”等。
（1922年北京搭建的彩牌楼， 《顺天时报》）
（1924年越南启定帝四旬大庆节礼）
（年画《搭起彩楼迎壮士》王振生）
（1936年宁波灵桥通车典礼上搭建的彩牌楼）
彩牌楼起源于何时，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但在清代的庆典绘画里随处可见，样式基本都是模仿固定建筑的牌楼制作，可见当时应用之广泛与流行了。
（清《万寿图》局部）
（清《万寿图盛典》局部）
（清《康熙南巡图》局部）
根据北京市级非遗项目“北京扎彩子”“彩子李”第五代传承人李连贵回忆：
一个彩子活儿从制作完成到拆除，短则几日，长则个把月。但是制作过程却要经历多道工序，复杂的还需要多人辅助才能完成。第一步打绳（搓绳），过去有子儿绳（麻绳），现在没子儿绳了，用塑料绳，几股一撮，细如中粗小线儿；第二步测量场地；第三步找竹竿绑架子（系扣），门儿多大就要多长的竿儿，把彩活的架子绑好；第四步拉串儿；第五步绷地儿，即拉串儿后铺在绳底下的布匹；第六步绷带，露着竿儿不好看，把竿儿给绷上，这叫“绷带”；第七步别花，不是整块的，比如三个楼子的过街牌楼，三个门儿，那就得一块儿一块儿到现场现拼，拼完以后，再翻个绣球，就齐活了。
（北京市级非遗项目“北京扎彩子”）
“扎彩子”是老北京民俗行当，也称“京彩”“彩子行/活”等。形式上分成“硬彩”和“软彩”两种，“硬彩”除了本文提到的彩牌楼，还有各种亭台楼阁、彩棚等临时建筑，“软彩”则是悬挂装饰在建筑门楣和前脸上的绣球等物。
（扎彩子，老北京三百六十行）
（万寿彩排图）
与“北京扎彩子”风格类似的还有山西的彩楼，非遗项目有“韩式彩楼”“清徐彩门楼”等，但近年也作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跨街门楼，似乎依然还在寻找传承的道路。
（风格相对传统的山西彩楼）
（另一种风格的山西彩楼）
更久一些的渊源，大约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欢门彩楼”“山棚”“绞缚楼子”等，参照的图片一般是《闸口盘车图》《清明上河图》等。不过这类都是贴着店铺门面，而非跨街，功能上更像是建筑的临时性外设装饰。后世的牌坊中也有一种“门脸牌坊”是起这样的作用，在名称上也常常不作很明确的区分。
（《闸口盘车图》局部）
（《清明上河图》局部）
（门脸牌坊）
到了民国时期，搭建彩牌楼已经成了一种流行，几乎每逢节日、纪念日，以及各类庆典、游艺活动、展览会，从官方到商户、再到民间都会搭建彩牌楼。
样式上有两种明显不同的风格，一种是延续中式牌坊造型，但又不再受传统牌坊形制的约束，尤其是不在受到牌坊等级的限制，并且添加了夜景可见的发光装置。有的愈加开阔，以配合民国时期的城建改造后的道路，有的愈加高耸、华丽异常，明显带有炫技耀财的成分。
（1929年西湖博览会搭建的彩牌楼）
（1934年汉口国货流动展览会搭建的彩牌楼，《汉口商业月刊》）
（1929年上海北站的彩牌楼，《文华》）
（1933年全运会彩牌楼夜景，《商报画刊》）
（1946年上海宁波同乡会门前的彩牌楼，《艺文画报》）
另一种则是中西合璧，几乎打破了牌坊原本的形式架构，喜欢叠加许多层风格不同的建筑造型，多在一些闽粤港资料里看到，总让我有一种仿佛看到歪果仁笔下走样的东方风格的感觉，显得十分卡通，但又可以看出当时搭建这类彩牌楼的工人技艺之高超。
（1908年美国舰队访华时厦门搭建的彩牌楼）
（1921年广州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所建彩牌楼）
（1931年广州市国货展览会搭建的彩牌楼，《老广州》）
（1933年广州博览会搭建的彩牌楼，《老广州》）
（1920、30年代冯强胶鞋厂的广告彩牌楼，《广府搭棚艺术》）
（1935年广州第一糖厂开幕彩楼，《新中华》）
（1937年粤湘鄂赣四省特产联合展览会的彩牌楼）
（1953年香港九龙为英女王加冕巡游搭建的彩牌楼）
广东地区这类临时庆典建筑搭建行当一度十分兴盛，“1912至1925年，棚铺大小共有80余家”。除了本文提到的跨街门楼以外吗，他们还负责临时戏台一类的搭建，故称“搭棚”，并拥有自己的棚业公会。
搭棚工日晒雨淋，工资却不高，据老搭棚工梁源回忆：民国八年(1919),他才15岁，从肇庆来广州省城大东门外东兴棚铺当学徒，没有固定薪金。每年之中，由老板发给8至10元(毫银),以后逐年增加，3年以后才叫入行，名叫“挨师”,6年后叫棚工。一般搭棚人，广泛的称谓曰“搭棚佬”,或被外人尊称曰“师傅”,其实内中分工是：棚工负责上棚操作，如扎篾(扎架),装配棚面。真正的师傅负责在地面规划、指挥一切，如把长的、短的适用材料，通过学徒仔或挨师的传递，供应给棚工。但在平时搭棚师傅也和其他棚工一样托竹、托木，要笔直行动，途中难以歇肩，鼎力也要“挨”到目的地。学徒仔之中，有不少不堪其苦“挨唔得”,转了行或去当咕哩(搬运工)。——《羊城后视镜》
尽管不论在哪个地区，彩牌楼在红白事上都会搭建，但终究还是侧重喜庆场合。民国的彩牌楼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就基本没落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开始缓慢恢复。
民国时期在彩牌楼适用的节庆上增加了一个特色，就是“国庆牌楼”，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庆贺国庆而设的彩牌楼。这种使用习惯在新中国成立后，牌楼兴盛的区域如广州依然被延续。
（1949年澳门民众自发搭建的国庆牌楼）
（广州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周年建立的牌楼）
（1950年澳门议事亭前地搭建的建国一周年牌楼）
（1950年广州庆祝解放一周年牌楼，《老广州》）
（1950年澳门搭建的国庆牌楼）
这其中最有代表的却是当时还未回归的澳门，澳门从1949年开始自发为新中国搭建国庆牌楼，且不是一处一地，而是在许多地点都有。除了跨街牌楼，还有建筑外立面的装饰，形式十分多样。
澳门的国庆跨街牌楼初期风格有两种，一种是延续中西合璧的风格，此时这类艺术风格反而变成了某种传统，另一种则是相对简约高大的门框式设计。很快，中西合璧风格就消失了，仿造的建筑改为了更有特色的天安门。
（1962年位于澳门新马路与十月初五街交界的天安门牌楼）
（1962年澳门议事亭前地的天安门牌楼）
（1968年澳门议事亭前地天安门牌楼下的演出）
门框式设计则变得比较多样，高耸的部分一般会添加当时的宣传画或标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宣传内容大多与澳门无关的，而是对祖国的一种响应。这些国庆牌楼的旧照，如果不是街道两侧的建筑或者地方特色的小装饰，几乎很难让人辨认这就是在澳门。
（1957年澳门国庆牌楼）
（1962年澳门海傍的国庆牌楼）
（1962年澳门国际酒店附近的国庆牌楼）
（澳门国庆牌楼上的宣传画面）
但随着庆典装置的多样化，彩楼在70、80年代逐渐走向消亡，成为一种被忘却的记忆。可能也是消亡得比较早，且生产性需求并不大，目前所见与此相关的非遗项目级别都不高。而所延续的彩牌楼风格也缺乏出彩之初，更像是城市本就拥有的诸多临时装饰改了一种外观设计，且大多改成复古建筑风格，缺乏彩牌楼后续发展出的各种特色。
（闽南彩楼）
（相隔九十年的平和九峰镇“结彩楼”）
彩牌楼遗留的资料也比较零散，名称不统一，或者与其他重名，比较梳理成体系的且延续时间较靠后的也只有澳门国庆牌坊。目前已经出版过至少两版书，举办过多场回顾展了，然而在21世纪的几次重启中，或许是因为有所限制或者想要有所区分，可明显看出相隔近半个世纪后工艺与设计的断层。
（重启的澳门议事亭前地的天安门牌楼）
（不同时期的议事亭前地天安门牌楼）
今年为了庆祝75周年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25周年，澳门国庆牌楼回顾展在前不久再次启动了，到不了现场的可以在“澳门记忆”（www.macaumemory.mo） 这个网站上看，位置和对比都梳理得非常清晰。
（相关新闻截图）
（澳门国庆牌楼的分布图）
（澳门国庆牌楼回顾展旧照）
之前和朋友聊起彩牌楼的时候，还顺便翻到了一张出售中的1968年宁波国庆牌楼旧照，问起老妈她说小时候的确有这样的庆典装置。彩牌楼的延续，尤其是国庆牌楼的延续与使用，远比我从资料中零星抠出来的要多要广，只不过缺乏一个专门梳理。当然不仅仅只是彩牌楼，许多事情都是如此。
（1968年宁波国庆牌楼）
（澳门国庆牌楼的图片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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