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凭借着坚船利炮侵略我国。在当时，日薄西山、积贫积弱的清王朝根本不是新兴工业强国英国的对手，在战场上屡战屡败，遂与1842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随后，各路列强将我国当成了待宰的肥羊，开始全面入侵我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迫使其出让经济利益、割地赔款的条约纷至沓来，使我国失去了大量财富和领土。
而在各路列强中，以沙俄从我国掠去的土地最为庞大，尤其是《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轻易从东北方向割取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等于让我国失去了一个东北的土地。而在新疆方向，尽管由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失去了外西北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在沙俄进一步想侵吞伊犁的时候，清廷决定动兵反抗，最后通过武力遏制和谈判等手段重新收复了被沙俄侵占已久的伊犁地区。为何清廷面对沙俄侵略者攫取外东北和新疆的态度有所不同，个人认为原因如下：
从地缘上看，新疆对于清廷更加重要。所以，清廷在对新疆治理深度上远高于外东北。
清朝自立国之后，就奉行“满蒙一体”的战略。清廷在征服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后，又和盘踞在北疆的、由厄鲁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准噶尔汗国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清朝在蒙古构建的藩部体系和话语权（表现是对西藏的争夺上）。一旦新疆为沙俄所据，且不说新疆生活着大量的蒙古人可以被沙俄裹挟，就新疆这地理位置，南面就是西藏，蒙古人的精神支柱藏传佛教所在地；东面可以威胁青海的和硕特蒙古和内蒙古诸藩部；北面则对喀尔喀蒙古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可以说，沙俄如果吞下新疆，蒙古肯定是守不住的，一旦漠北、漠南的藩部体系动摇，就会对清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京师造成巨大的威胁，边防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事实上，清代名臣左宗棠就将这一利害关系讲的很清楚，对清廷的决策层影响重大，也正是左宗棠促使清廷定下了收复新疆的决策。
《中兴将帅别传》：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中兴将帅别传》
而外东北地区并没有蒙古势力，且除了与喀尔喀蒙古较近，与其他蒙古藩部距离非常遥远，对清廷构建的藩部体系的威胁明显较小，清廷的统治核心又是黑龙江以南的东北地区，尤其以靠近京师的盛京为重中之重。所以，清廷对外东北的重视程度远不及新疆。
这种心态的直接表现在两地的军政治理模式上，完全有天壤之别，大家或许可以看出清廷对两地的“厚此薄彼”。
先来说说新疆。众所周知，清廷对新疆采用的是“军府制”，乾隆二十七年十月，清廷正式建立伊犁将军府做为新疆的最高军政机构，鉴于其地缘上的重要性以及防御哈萨克的需要，清廷可谓是精锐四出，布防伊犁、塔尔巴哈台、吐鲁番等地，其兵种有西安驻防八旗、凉州驻防八旗、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等，约15140人，加上绿营官兵约有35000人左右。新疆历次动乱，如大小和卓之乱、玉素普之乱、七和卓之乱、张格尔之乱，清帝都非常重视，以期迅速镇压，竭尽全力维持新疆局势的稳定。
再来说说外东北。虽然外东北属于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的辖地，但是比起新疆的统治强度真是差远了，最典型的差别就是清廷在面积150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既不派驻流官，也没有任何的驻防点或者驻军，其统治外东北边民的模式大多使用了边民姓长制，就是清廷以边民原来的血缘姓氏为主，结合其居住的地域、村屯，分设姓长、乡长、穿袍人进行管理，经过黑龙江将军衙门的考核后，可以世袭。
据《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记载，乾隆十五年贡貂户有2398户
那些边民每年向清廷缴纳貂皮贡赋，清廷同时也会回赏褂、袍、袄、群、裤等衣物，称为赏乌绫（满语：财帛）。清廷为了加强在边民中的影响力，还实行了一种特殊的结亲制度，各族边民首领可以进京娶妇，由清廷配以“宗室之女”，当然，这些妇女可不是真正的宗室之女，而只是普通的民妇罢了，所谓“康熙中，以鱼皮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导之，岁时纳聘，吉林将军预购民女代宗女，乘以彩舆家之云”。但明眼人都知道，无论是边民姓长制，还是所谓的嫁“宗室之女”，其统治力度相对于内地的编旗设佐、州县制、盟旗制都不可同日而语，清代学者魏源对此制有过评论，“斯则不惟非满洲，亦非索伦等部，几同土番羁縻矣”，统治关系相当脆弱，几乎等同于羁縻。
《圣武记》
而自康熙时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来，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威胁暂时解除，原设于瑷珲的黑龙江将军衙门逐渐南移。先是在康熙二十四年以后，移驻墨尔根城。康熙三十八年，又移驻齐齐哈尔。随着统治重心的南移，自然对外东北的统治有着深刻的影响，东北沿边地区虽然设有卡伦（岗哨）和定期巡查的鄂博（界堆），但由于黑龙江将军衙门距离过远，传递信息，兵力发配皆处于不利地位。
《黑龙江志稿》
最典型的就是库页岛，早在乾隆五十四年，沙的利用清廷在岛上没有驻军这一情况，立即向库页岛派遣远征军驱赶岛上居民，并修筑政厅教堂、监狱等设施。而日本江户幕府也派人去岛上勘测，俄日之间在库页岛长期争斗，也不知道清廷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做任何反应，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对这事两眼一抹黑的缘故。《吉林地志》就如实写道：清咸丰前，库页岛已潜属日本势力范围。可见，在鸦片战争以前，清廷对外东北的统治就有失控趋势。
《库页岛志略》
清廷长期的封禁政策以及地理环境因素，让清廷对外东北统治乏力。
有清一代，清廷对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严格控制内地人口向东北迁徙，从而造成东北地区空虚局面，尤其是和俄国接壤的地区，更是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据《柳边纪略》记载，康熙朝后期，宁古塔军民皆“散住东西南土城内，合计不过四三百家”。如此稀少的人口，对当地的军事集结和军力部署自然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清政府又高频率将黑龙江、吉林的边民参加内地的战争以及驻防（参加新疆驻防的索伦兵就是从东北调过去的），“国家大征伐，辄出虎符选壮军锋”，而这些官兵大多战死沙场，“其获庆生还者，十不得一”，无疑让中俄边境的东北人口指数雪上加霜，边防只能更加虚弱，更加无法抵御沙俄自北而南的入侵。
《黑龙江志稿》
从自然环境上看，对于清朝这样的农业帝国来说，外东北与黑龙江以南、关内比起来，其耕种条件非常不理想，且地表植被也非常多，不是放牧的最佳区域。所谓“自洪荒以来，迄为射猎时代，未进于农业，利在丰草长林、鸟兽腓字，农猎两业并不处”，从当地索伦兵巡查的情况，整个一个未开发的状态，如图。
《龙沙纪略》
但新疆不一样，尽管有大片区域是荒漠，但是在伊犁河谷、乌鲁木齐、南疆各处都有大片草原和沙漠绿洲可以屯垦、放牧。乾隆四十年，兵屯土地已经高达28万多亩，户屯已经有70多万亩，有良好农业屯垦条件，意味着能供养更多人口并驻守军队。而外东北未经开发，又处在清廷建立的松辽转运体系的末端，后勤困难，没有军队驻扎，边防就形同虚设了。
时代不同，事疏事异
外东北150万平方公里的割让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此时的清廷本来力量就很薄弱，再加上被太平天国运动整的焦头烂额，根本无力顾及本就统治力低下的外东北地区，这些不利因素，让杀俄得以趁火打劫。包括外西北也是趁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割走的。
而在俄国想进一步蚕食伊犁地区的时候，清廷已经平定了阿古柏之乱，左宗棠、刘锦棠也统率了一支以湘军为核心的百战之师，最高统帅左宗棠“舁棺以行”，表达了收复伊犁的坚强决心，并数次击败了俄国人策划的边境挑衅行动，让俄国人有所忌惮，“俄人纵我叛回及嗾布鲁特、安集延逆酋三次犯边，官军皆大败之”。
《中兴将帅别传》
而清廷的谈判代表曾纪泽在谈判中据理力争，竭力维护我国对伊犁的主权。参加中俄谈判的俄方代表若米尼不得不承认：“战争对于我们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又无益的。”
《保卫新疆之战》
从国际形势上来说，也对沙俄非常不利。1878年，俄国虽然在与土耳其的作战勉强获胜，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惨重且损失巨大。随后在夏季的柏林会议上，沙俄又处于下风。综合国内局势，沙俄不想再与清朝开战，遂放弃了对伊犁的殖民统治。1882年，伊犁将军金顺带兵进驻伊犁。被沙俄侵占10年之久的伊犁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附记：外西北的失去令人感到遗憾、愤恨。
清廷在全有新疆之后，在新疆设立卡伦以卫边防，按照《清史稿》记载，卡伦共有三类：一是为“常设卡伦”，二为“添设卡伦”，三为“移设卡伦”。这三种卡伦有一定的区别，常设卡伦是固定卡伦；移设卡伦一般是指随着季节变化在不同地点交互设立的卡伦；添设卡伦是临时安设，过后即撤的卡伦。这三种卡伦固定与移动相结合，构成了清廷在西北的巡防体系，三种卡伦所覆盖的土地自然是在清政府的管辖之内。
但由于移设卡伦和添设卡伦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三者惟常设卡伦为永远驻守之地”，移设卡伦、添设卡伦“皆值气候和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集不等，沙漠浩荡，悉为俄人所攘夺”。而狡猾、残忍的沙俄在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利用清廷的软弱与无知以及领土主权认知的差别，坚持以“常驻卡伦为界”，做为双方的划界基础，而外西北区域在常设卡伦之外，清廷割让与沙俄，使我国领土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清史稿》
综上所述，清政府放弃外东北而力保新疆，既有重视程度的不同，也有治理能力上的局限，更有积贫积弱的无奈，也告诉了我们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不受宰割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