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王阳明
古往今来，但凡做学问的大家，皆强调学以致用，主张在实际中发挥学问的作用。儒家圣贤孔子周游列国，欲以其学说劝谏各诸展治国之道，虽受时势的阻碍未能成功，但在之后的太平盛世则成为古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塑造了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文化根基和国民性格。北大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对孔子的治学之道提出了独到的见察、他认为，一个人求学问就是为子经世致用、即使刚开始时有;不了解，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去做，这样才能学得真学问。
何谓“经世致用”?“经世”就是要考察我们生活的社会，知社会的问题，同时也要在社会中去寻找知识。“致用”就是要把学的知识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并通过学习知识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那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再度兴起。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借经书的“微言大义”来宣扬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对警醒国人、救国图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行的本体并不是先知后行或者将知与行分为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来做。他认为，圣人的学说只有一个功夫，那就是认识和实践不可以分成两件事，也就是他所说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察精觉处即是知”。真正做到知与行的合一，就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实践来检验知识的正确与否，在实践的过程中更深刻地理解所学知识的内涵，如此才能将所学知识经世致用。
晚清名臣曾国藩也特别注重“经世致用”，他强调要将书上的学问要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曾国藩带兵十分注重筹饷工作，是因为兵书上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因此，湘军的饷银是当时最高的。如此一来，士兵自然愿意加入曾国藩的队伍。兵书上也说治军要“上下同心”，曾国藩就注重对主兵们信念的培养，他把“湘军”打造成了一支上下齐的军队。曾国藩的手下大多是流落民间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得到7曾国藩不遗余力的提拔和重用，因此形成了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军”政治集团。
曾国藩强调的经世致用正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然而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却未能领会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意思，与王阳明的另两位弟子黄绾、顾应祥反复辩论，始终未能得出明确的答案，于是向王阳明请教。
徐爱说:“比如现在的人都知道要孝顺父亲、尊敬兄长，然而却又不能做到的，这就是说，"知道应该怎样’和'真正做到’分明是两件事。”
王阳明说:“你说的这种情况已经被人的私欲所阻碍，已经不是知行的本体了。圣贤教育世人知与行，正是要恢复知行的本体不是只教人们如何知、如何行就算了。
因此,《大学》里提到了一个真正反映知行本体的例子给世人看，即'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看见美色属于知，喜欢美色属于行;人在看见美色时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喜欢之心，而不是见了之后又有个想法去喜欢。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闻到恶臭时自己就已经厌恶了，并不是闻到之后又另有个想法去厌恶。比如鼻塞的人，即使看到恶臭的东西在自己面前，但由于鼻子闻不到，也就不会太厌恶，这也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在实践中认识到臭味儿……”
如果学问不能用来指导自己，我们就很难取得任何进步，这样的学习义有何意义呢?由此可知，我们学习知识，不能只知学习不知联系实际。要做到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倘若埋头苦读若干年却不知道学来有何用，便容易失去继续求学的动力，无法树立人生的目标，难以明确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