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这样年轻，活像个猫脸小男孩。”看到报纸上刊登的胡适的照片，母亲和姑姑笑得直不起腰来。
张爱玲记得母亲说过，她们同胡适在一起打过麻将。两个女人常在家念叨胡适的名字，这是张爱玲对胡适最初的印象，可年幼时，她并没有见过他。
此后，她开始阅读父亲书架上的《胡适文存》和胡适注了标点符号的《海上花列传》，可以说，从那时起，胡适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张爱玲
正因如此，1955年，当35岁的张爱玲收到胡适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亲笔信时，她简直太吃惊、太兴奋。
3年前，她从内地迁居到香港，由于被怀疑是内地派来的特务，几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
幸亏自己年少成名，借着“女作家”的名气，才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谋了一份翻译的工作。
两年后，她出版了第一篇长篇小说《秧歌》，小说出版后影响很大，《纽约时报》的书评专栏连续两次发表了评论。
至此，张爱玲认为可以拿得出手了，当即寄了一本给远在美国的胡适，这是她与胡适正式交往的开始。
胡适
胡适的回信很长，除了对她的作品给予了肯定外，还在寄回来的书上圈圈点点做了批注，张爱玲兴奋极了，很快便给胡适回了一封信。
由于对胡适太过敬重，她的朋友竟然帮她保存了这封信的底稿。几番书信来往，张爱玲与胡适之间似乎又多了一份亲近。
诚然，世人皆知张爱玲高冷孤傲，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尽管胡适在中国文坛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存在，但在她红极一时的那几年里，亦是对这位文学大师说过不怎么恭敬的话。
在香港读书时的张爱玲
在《诗与胡说》里，她写道：“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得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
犀利的语言，处处透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傲娇。
可是，短短几年时间，一向孤芳自赏、不屑见人的张爱玲，为何会一反常态，在与胡适从未谋面，也没有任何交际的情况下，主动寄书呢？
其实，在这件事上，张爱玲有着她自己的小心思。
一来，她想借此试探胡适在文学上的眼光；二来，也想试试胡适是不是世故之人。因为接下来她有一个重大的计划：前往美国。
胡适
是的，张爱玲来到香港已经三年了，在这三年时间里，她始终心不在焉，一直把香港当成一块跳板。
在这座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里，她竟找不到一丝归属感，在上海，她已经没有家了，香港也未必不是一个伤心地。
时光荏苒，岁月却未必静好，千帆过尽，她的人生捉襟见肘，在香港又饱受挫折，她太需要换个活法。
她的目标是美国，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天地，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1953年，美国颁布了难民法令，这让在黑暗中苦苦煎熬的张爱玲看到了希望。
张爱玲
难民法令规定：允许学有所长的外国人迁居美国，并可以逐步过渡为美国公民，其中远东地区指标为两千人，主要给居住在香港地区的大陆人。
毫无疑问，张爱玲符合这两个最关键的条件，她第一时间向美国领馆提出了入境申请，“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的负责人麦卡锡，为她做了担保人。
就是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张爱玲与胡适频频通信，目的不言自明，就是为自己未来在美国的发展铺平道路。
她给胡适寄书、写信，绝非一时雅兴或以文会友，她是张爱玲，她向来没这个兴趣，更不符合她彼时的心境。
张爱玲
她从小就知道胡适，为何却在35岁时才表露出自己的仰慕之情？她与胡适联系，实在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毫无疑问，张爱玲是敏感的、自尊的，当然也是脆弱的，她写给胡适的几封信看似随意为之，实则圆滑、世故。
怎样开始，怎样结束，怎样暗藏玄机，怎样点到为止又能暗示心迹，每一个字都满怀心事，处处透露着她的无奈和女人隐隐的心机。
这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女人，对生活想要从头再来的一种渴望。
那一年秋天，张爱玲如愿以偿来到美国，刚刚安顿下来，便迫不及待地同闺蜜炎樱一同去见胡适。
炎樱（左）与张爱玲
胡适的住所在纽约东81街104号五楼H号，那是他当年卸任“驻美大使”后租赁的旧房子。
彼时，胡适与妻子江冬秀早已年过花甲，本该颐养天年的日子却过得清贫而落寞，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靠着为数不多的一点儿积蓄过活。
正所谓“门前冷落鞍马稀”，相较于昔日做大使时的无限风光，如今的日子可谓云泥之别。
老蒋将他困在美国，而大陆早在他拒绝邀请、登上前往美国的邮轮时，将他列为了“战犯”。
身在异国他乡，没有事业，没有朋友，儿孙又都不在身边。不得不说，这是胡适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他的心情简直灰暗到了极点。
胡适
而这一切，来美国之前的张爱玲并不知情。她在陌生人面前本就萧索，纵然心中有千言万语，表面上却一片冷淡。
那天，她和胡适面对面坐着，长时间的拘谨，让她不免觉得有些尴尬，倒是炎樱显得健谈一些，胡适夫妇都很喜欢她。
也许是怕张爱玲干坐在一旁受冷落，江冬秀特意给她们端来了两杯茶。
喝着胡夫人泡的茶，张爱玲才渐渐感觉到周围人的气息，可正是这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又带给她一种不真实的错觉。
胡适与江冬秀
这次见面的时间很短，张爱玲和炎樱只是略略坐了一会儿，和胡适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对张爱玲来说，也算达到了目的，总归是让胡适知道：我到美国来了。
反而是炎樱对这次见面十分兴奋，过了几天，她跑来对张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在美国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关于这一点，张爱玲当然是知道的，她来美国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女版的“林语堂”，可她仍是对胡适敬重有加。
也许，在张爱玲看来，林语堂那些《京华烟云》之类的小说，对她来说不在话下，可胡适的学问，她是万万做不来的。
林语堂
眼看来到美国一个月了，张爱玲并没有得到胡适任何实质的帮助，在美国的一切仍是没有头绪，求职更是不得要领。
虽说吃喝都在炎樱那里，但终非长久之计，她是如此不愿麻烦别人，哪怕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也不行。
后来，炎樱认识的一个朋友出主意，要张爱玲申请美国难民营的宿舍，不过手续上比较麻烦，她的心里也有些隐隐的担忧。
没有头绪的未知的生活，像一团缠绕在一起的废旧铁丝，勒得她喘不过气来，于是，她又一次想到了胡适。
炎樱
尽管她知道，也许他并不能给予自己实质的帮助，但她只想去找他聊一聊，其实，她当下的境况，胡适又怎会不知？
在胡适的书房中，胡夫人送上一杯茶后，就退了出去。对张爱玲来说，能坐在胡适的书房里，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慰藉。至少，他们的关系比上一次更近了一些。
那天天气很冷，房间里没有暖气，人坐一会儿便开始缩手缩脚。张爱玲的对面是一排顶到天花板的巨大书架。
书架的格子里摆满了一叠叠的文件夹，很随意，毫无章法，有很多都露出一截子纸。
张爱玲
那些纸条密密麻麻的，整理起来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心力，张爱玲一看见就感到一阵心悸，那是她万万做不来的。
张爱玲脸皮不薄，却向来不太爱说话，面对胡适，更像面对神明，不敢妄语。
那一天，两个人的神情都有些寡淡，张爱玲很害怕，害怕冷场，害怕尴尬，她心里紧张极了，好在手上握着江冬秀泡的热茶，总算有可以抓住的东西，不至于让整个人无休止地空落下去。
面对后辈，胡适倒没什么顾忌，有时候开口说几句，有时候就不说，就这么沉默着，像是在思考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想。
胡适
两个人也有谈得热烈的时候，比如说起大陆，说起上海，他们的共同语言似乎就会多一些。
感恩节那天，炎樱带着张爱玲去见一个美国朋友，那天吃的是烤鸭，张爱玲很久没有如此大快朵颐了，吃得满头大汗，加上饭店的暖气开得足，她便脱了外衣。
吃完饭，她和炎樱告辞出来，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去，外面已是灯火通明，风吹着两片落叶发出嘎啦嘎啦的声响，仿佛没人穿的破鞋，自己走上一阵子。
“这里太像上海了，深灰色的街道，晶莹剔透的霓虹灯，简直和上海一模一样……”深秋的凉风，像酒一样醉人，张爱玲不免有些醉意。
张爱玲
两个人兴致都很高，没有坐车，一路暴走，也许是烤鸭吃得太多，抑或是冷风吹得难受，回到家后，张爱玲便狂吐不止。
刚刚将胃里的食物全部吐干净，电话铃便响了，是胡适打来的，邀请她一起去吃火鸡。
张爱玲自是受宠若惊，所以才更加愧疚，“适之先生，我刚刚和炎樱吃了馆子回来，吃的是烤鸭，也许是为了照顾我们中国的胃口，可惜我刚才全吐了。”
她能听出来，电话另一端有一点遗憾。
几天后，张爱玲得到了一个好消息，美国难民营的女子宿舍同意接收她了，她很高兴，当即收拾行李搬了过去。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脚地了。
张爱玲
可是，她光顾着高兴，完全没有想到“难民营”会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可想而知，居住在那里的不是穷愁潦倒的酒鬼，就是一些絮絮叨叨、终日抱怨的疯女人。
住了一段时间后，张爱玲有些不堪忍受，却又无可奈何。费尽周折找来的房子，总不好再搬回去。
有一天，胡适到“难民营”来看望张爱玲，他不请自来，反倒令张爱玲有些手足无措，只得请他到“客厅”里坐坐。
这个“客厅”并非张爱玲独自享用，而是整个难民营共用的一个大厅，黑洞洞的，足有一个小礼堂那么大，空落落地放着一些旧沙发。
胡适
难民营的干事鼓励这里的居民每天到这里喝下午茶，可是没有人愿意去，住在这里人，谁有那个心情？
张爱玲也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她带着胡适东看看西望望，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无可奈何的笑。
“蛮好，蛮好的，你住在这里。”胡适边看边说。
张爱玲只是附和地笑着，她实在不明白，都住到难民营里来了，还好？到底好在哪里呢？
“客厅”中昏暗的光线有点沉闷，两个人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胡适一路东张西望，似乎对张爱玲的现状感到很满意，嘴上不停地自言自语：“蛮好的，真的不错。”
张爱玲（中）
张爱玲偷偷看了他一眼，他好像并不是在说敷衍的话，也许他说的“好”，不是指物质上的现状，而是指她并没有什么虚荣心。
过了一会儿，胡适要告辞了，张爱玲送他到大门外。她的外衣脱了放在“客厅”里，没来得及去拿，两个人就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说着话。
那天风很大，也有点冷，她只顾着和胡适说话，并未察觉。一阵风吹来，她不禁抱紧了胳膊。
两个人站定，互相望着，彼此都没有说话，在这寒风萧瑟的午后，他们不知道要说什么，这世间的一切，仿佛都没有了意义。
胡适
胡适走了，她看着他落寞的背影，只觉得凄凉，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后半生。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阴凉的风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这是张爱玲与胡适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告别。
转年2月，张爱玲离开了物价高昂的纽约，来到美国东北部，生存问题依然迫在眉睫。
她决定不再求职，而是仿效美国一些作家，向一些文学组织寻求帮助。好在新罕布什尔州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同意了她的申请。
在这里，她遇到了年长自己29岁的赖雅，在炎樱的见证下，两人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张爱玲与丈夫赖雅
这一切，张爱玲都写信告诉了胡适，她和胡适的通信并不多，但关于自己的重大变故，她都会告诉他。
后来，张爱玲申请到写作资助，需要担保人，张爱玲写信给胡适，他二话没说就应了下来。
1958年4月，生活上入不敷出的胡适，实在无法在美国继续生活下去，决定返回台北。
返台4年后，在“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胡适突发心脏病，倏然辞世。
“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张爱玲
1967年，张爱玲与赖雅这段维持了11年的婚姻，最后以赖雅的辞世而告终。
此后的几十年，张爱玲一直离群索居，3年搬家180次，几乎从未停止过逃离。胡适离世后，再没有人知道，那几十年，她一个人是如何生活的？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遗体被发现，这时候距她去世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她穿着一件暗红的、褪了色的旧旗袍，衣衫整齐神态安详，躺在门前一方蓝灰色地毯上，她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她的身边放着一只黑色皮包，装有遗嘱和证件。
在遗嘱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不要查看我的遗体，不要举行任何仪式，将骨灰随便抛弃在荒漠无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