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诗人布罗茨基有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这两位俄国大作家在时间上的接近，是俄罗斯文学的大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窥见了上苍的秘密，在精神上攀得太高，于是上苍便派来托尔斯泰，提倡艺术摹仿现实的观点，确保陀氏的精神得不到延续，因为陀氏是独一无二的，而托翁却是可以仿效的。
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俄罗斯那条未走之路便是现代主义，就保守秘密而言，上苍在西方遭到了挫败，陀氏对卡夫卡开始的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就是一个明证。但在俄罗斯上苍却赢了，俄罗斯文学跟随托翁，从契诃夫、科罗连科、库普林、高尔基等人，直达二十世纪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被降至人类社会学的水平，而陀氏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对人类无限心灵的探索，在俄罗斯中断了。
我并不完全认同布罗茨基对托翁的评价，但这位诗人的确看到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两条道路，现代派文学意味着更注重表达思想，而不是刻画人物个性，前者正是陀氏小说的特征。当布罗茨基暗示陀氏是现代派文学的奠基者时，他其实是在指出，十九世纪属于托尔斯泰，二十世纪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在小说的主题上，托翁是在追问“人应当怎么活着”，陀氏却是在追问“人为什么活着”。
就此而言，陀氏于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成为他创作的转捩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他洞悉人类灵魂的奥秘，对人类心理活动有深刻的描绘。其文学风格对20世纪的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启发了卡夫卡、加缪、福克纳等作家。代表作有《穷人》《白夜》《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撰文 |景凯旋
人的行为不会单单依靠理性
《地下室手记》是一部完全由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所推动的小说，以下我们就把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称作“地下人”吧。地下人自称肝脏有病，但从不去看医生，他不想治病是出于气愤。从前他是一个官吏，可现在他不工作了。他待人粗暴，并以此为乐，看到别人求他办事而遭到羞辱他就特别开心。但是，他转瞬又说自己是在撒谎，他其实成不了一个真正凶狠的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爬虫。”
地下人住在彼得堡一个简陋破旧的房间里，开篇全是他的自言自语，用他的话说，他的意识过多，正常人只要具有赖以生活的意识就够了，而“过多的意识是一种病”。这过多的意识即人的任性和幻想。地下人常常为此责备自己，折磨自己，直至承认自己内心很肮脏。事实上，他是个极端自尊的人，但如果有人打他一耳光，他又会感到高兴。他瞧不起只会行动的人，在他看来，那些行动者都是没有个性的人。
他内心其实是很羡慕那些行动者的，并认为自己不过是只老鼠，受到歧视时只会躲在地下室里，尽管有强烈的报复心，也只会在想象中追忆受辱的细节，并且添枝加叶来嘲弄自己。当他真的想报复别人时，又变得犹豫起来，因为如果采取行动，对方可能毫不在意，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痛苦。这一切都是由于“过多的意识”造成的。然而，假如人只是一只动物，对外界只能做出物理的反应，那么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看到，陀氏正在将地下人的内心独白推到极致，使他看上去像个不正常的人，这自然是出于理性人的看法。多数人会毫不怀疑地信奉科学理性，地下人却不愿就此罢休。比如“二二得四”是不能反驳的，这是数学逻辑的推论，是自然法则，而地下人却要对此表示怀疑。理性的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根据，而地下人却找不到原因，他心里只有满腔怨恨，就像他牙痛时会在哼哼中得到快感，对那些嘲笑他的人不屑一顾，哪怕这样做在别人眼里是多么不可理喻。
外文版《地下室手记》封面。
请别以为地下人是又一个俄罗斯文学上的“多余人”形象，他认为自己即便想要当一个懒汉都做不到，那样的话，他身上至少还有一种肯定无疑的禀性。当时俄罗斯知识界的流行观点是西方理性主义，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宣称，人身上不存在自由意志，其行为都是遵循自然法则，人们做坏事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一旦通过启蒙认清“善”才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就会在理性和科学的引导下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水晶宫社会，人性的缺陷将不复存在。但是，地下人却认为，人的行为不会单单根据理性。
现代人信奉自然规律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人的行为自然将根据这些规律，通过数学方法，像对数表那样计算出来，一直算到108000项，并一一载入历书；或者更妙的是，一些良师益友式的出版物将应运而生，就像当今的百科辞典一样，对所有的一切都作了如此精确的计算和记叙，以至世上不复有任何人的行为，不复有任何冒险行动了。”对于地下人来说，那些鼓吹利益即道德，相信理性可以使人行善的人，违背了一个显明的事实，那就是现代即使不是变得更残忍，也是变得更恶劣了。
电影《地下室手记》（1995）海报。
一个人的心灵是自由的
理性设计会压制人的本性，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布罗茨基的意思了，所谓陀氏窥见了上苍的秘密，这秘密就是人类心灵的非理性。人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人往往会有各种荒诞不经的幻想，做出不可理喻的事，从而证明自己是人，拥有“永恒的不良习性”。但是，“当唯有二二得四盛行于世的时候，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可言呢？”毕竟人所追求的全部目的是生活，不是二二得四的规律。
人类“喜欢追求目的，却并不喜欢达到目的”。这句话对人性的洞察，要比托尔斯泰的道德教诲更加深刻。在地下人看来，“对于真正的苦难，即破坏和混乱，人是永远也不会拒绝的。”这就是复杂的人性。贪婪、虚荣、自大、谄媚、伪善、嫉妒、势利，这些人的本性导致了生活的痛苦。水晶宫是没有痛苦的，因为痛苦就意味着世界的不完美，可没有人性缺陷的世界，就不是人的世界了。
为了证明人是情感的动物，人的自由意志既可为善，亦可作恶，地下人开始回忆往事。他是个极度敏感的人，总觉得自己长得又丑又蠢，同事似乎老是用厌恶的眼光看他，而他同样在心里蔑视他们，因为他们全都工作勤勉，向往富贵，只有他憎恶公务，感到自己在机关里不过是个懦夫和奴才。“我是独自一个，而他们却是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就是他的敌人，他除了在地下室读书，胡思乱想外，跟谁都不来往。
他盼望发生一个故事。终于有一天，他路过一家小饭馆，看到里面有人在打台球，于是便走进去，无意中挡住了一个军官的路，军官抓住他的肩膀，若无其事地将他挪到一边，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地下人怀着羞愧回到家里，幻想军官在冲突中将他扔出窗外。这以后，他怀着愤恨悄悄跟踪那个军官，拟写了一封要求决斗的信。这封信没有寄出去，他几度试图在涅瓦大街上故意与军官相撞，但最后一刻还是让开了（据传记作家弗兰克说，这段描写其实是戏仿《怎么办》的第二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7年。
地下人为此感到痛苦万分，他想象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英雄，征服世界，然后含着泪水拥抱所有的人。他开始去同学家做客，在别人客厅里却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对所有的人都怀恨在心，因为他们都瞧不起他，“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对现实生活毫无所知，我敢发誓，正是这一点最使我感到气愤。”当他参加一个同学去外省赴任的送别宴会时，他和所有的人都吵了起来，并向其中一个人发起决斗，结果大家越发不理睬他，丢下他就离开了。
他坐上马车去追那伙人，头脑里全是疯狂的念头，他感到遭受了侮辱，既想要复仇，又觉得荒唐。等他来到一家隐蔽的妓院时，大家都不在那里，只有一个年轻女子。他已经喝得烂醉，对着那个姑娘大发议论。此刻他所有的知识都用上了，他开导她不应该糟蹋自己的青春，受尽凌辱，患上痨病，慢慢地死去。一个人的心灵是自由的，应当去恋爱，去结婚，哪怕这意味着要过穷困的日子。他的宏篇大论终于引起姑娘伤心，送他出来时，把一封男人的旧情书递给他看。
接下来几天，他幻想着姑娘会来找他，向他表白爱情，但又怕她来找他，发现他的穷困潦倒。那个姑娘真的上门了。他俩都感到窘迫，默然相对。地下人几乎失去了理智，为了报复她的不请自来，他冲她大喊大叫，说他那个晚上不过是在嘲弄她，因为有人侮辱了他，他就拿她出气。
“我恨你，因为我那时对你撒了谎。因为我只不过是耍嘴皮子开开心，听凭脑子胡思乱想一阵子。而实际上，我要告诉你，我需要的是什么呢？要你们统统完蛋，正是这样！我需要安静。为了求得安静，不致有人来打扰我，我马上可以只收一个戈比把整个世界卖掉。是让整个世界毁灭，还是让我不喝茶？我说，为了让我永远能喝茶，宁可让世界毁灭。”
休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我宁愿毁灭全世界，也不愿划伤我的手指，这与理性并不冲突。”不过，地下人在表达这一思想时却不像休谟那样冷静，而是近乎狂怒，像是在反驳自己。出乎意料的是，姑娘听到他的狂喊后，猛地扑到他面前，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地下人也禁不住号啕大哭：“人家不让我……我不能做一个……善良的人！”他扑倒在沙发里痛哭。
但是，很快他就感到了羞愧，“眼下我们的角色完全颠倒过来了，如今她成了英雄，而我却变成了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他抬起头来，“反正迟早总得抬起头来的。”他心里萌发起占有的情感，两眼闪射出灼热光芒。姑娘先是感到惊惧，但顿时就明白过来，拥抱了他。不过，一刻钟后，她就坐在地板上，脑袋耷拉在床前。这一回她全明白了，他只是在对她进行报复，不可能爱她。姑娘从地上爬起来，一声不响地离开，将他递给她的五卢布扔在桌上，走了。
地下人追出去，大雪纷纷扬扬，街上空无一人。他为什么要追她，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更好吗？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他总感到问心有愧，于是要在这篇手记中暴露自己的卑劣。他知道，这篇小说中没有英雄，只有反面人物，因而将会给人不愉快的印象，由于“我们大家脱离生活，都各有各的缺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如此。我们脱离生活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有时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感到某种厌恶。”
在向“我们大家”发出的挑战中，地下人捍卫了真实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年。
“哪儿没有爱，
哪儿也就没有理性”
熟悉陀氏生平的读者或许有所了解，陀氏从彼得堡起程前往西伯利亚，经过朋友家，看到客厅里灯火辉煌时，曾禁不住热泪盈眶，在监狱里他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渴望着高墙外的自由。但如果我们不了解他出狱后的思想变化，他对西方理性的失望，就不会明白这篇小说的意图，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尼采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都宣称地下人是自己。
这些作家和思想家都跟随陀氏，反对现代理性主义。纪德曾敏锐地指出，陀氏作品中的人物有一个特点：“一种情感突然转变为对立的情感。”从癫狂到悲伤，地下人的情绪常常矛盾而错乱，但都是出自他的直觉。一方面，他似乎受到理性的影响，奉行利己主义，即使世界毁灭也绝不影响自己喝茶；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情感才是人的本性，他拒绝治疗牙痛就是在反抗自然法则，并借嘲弄自己来嘲弄理性。他对待妓女的态度由同情转恨，同样不是在谴责知识人的虚伪，或者恶棍的卑劣，而是表明，在“活生生的生活”中，人的心灵往往是不受理性支配的。
在所有对陀氏思想的探讨中，舍斯托夫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陀氏具有双重视觉，总能看到“我们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在陀氏看来：“哪儿没有爱，哪儿也就没有理性。”而理性将利益视作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动机，导致价值贬值。陀氏想要突破自然法则，正是为了走出“我们大家”注定生活于其中的地下室（柏拉图叫做“洞穴”），而“所有的人”都把地下室看作是唯一的现实，即一个由理性规定的世界。
可以想见陀氏的世纪孤独，他的第二视觉发现了现代人堕落的秘密，那就是理性放逐了心灵，这使陀氏感到脚下的土地在塌陷。按照康德哲学，经验世界是由理性原则所规定的，陀氏则认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永恒的原则，并试图与理性的自明性相对抗，充足理由律是不存在的，二二得四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对他来说，逻辑上是正确的东西未必就是绝对真理。但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看不到任何希望，地下人才感到如此屈辱和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1879年。
在常人眼里，地下人的言行完全是癫狂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了癫狂。感性的人往往是情商低的人，陀氏和他的地下人就是如此。可是，我们不应忘记，陀氏的真正意图是反对当时从西方传来的流行观念，即可以从自然法则推导出历史法则，并听凭其摆布。地下人向我们指出，人的最高利益不是服从理性原则，而是行使自由意志，不能为了福祉、安宁牺牲人的自由和个性。通过地下人近似癫狂的言行，陀氏揭示了人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冲突，无论这决定论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
陀氏对于建构理性的质疑，预见到了后来的乌托邦灾难。这是一个患有癫痫病的阴郁作家从上苍得来的启示，他在十九世纪就已意识到，理性社会要求的一致性将摧毁他所珍视的“活生生的生活”，哪怕这生活充满悲伤和不幸。完全由科学理性统治的世界是可怕的，它无视陀氏所说的“活的灵魂”（见《罪与罚》），这质疑也包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人工智能时代。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类就将不成其为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关乎人为什么活着的基本问题，它必然会导向人类存在的形而上根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在其墓碑上刻着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景凯旋；编辑：张进；校对：杨利 。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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