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谢谢文辉兄接受访谈！看相关资料，你的第一本小说集名字叫《布衣心情》。你的老家具体在哪里？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喜欢文学？
赵文辉：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布衣心情》，1998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有幸荣获“第一届河南省文学奖——青年作家优秀作品奖”。入围消息在《大河报》公示，当时在卫辉顿河店乡政府上班的安庆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的老家叫南姚固村，隶属于辉县市，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旅游城市，南太行把它最锦绣的一段留给了我们，八里沟、宝泉和挂壁公路郭亮，一说大家都知道。南姚固村的来历县志里有记载，是元朝姚枢退隐时所建，儒学名村之一，文脉流长，读书习字之风甚热。目前，这里出了中国作协会员一名，省作协会员8名，中国书协会员一名，还成立全省唯一的村级作协。
我最早喜欢文学应该是受武侠小说的影响，初中时期喜欢读梁羽生和金庸的那些小说。当时，我还和班里一个叫李连发的同学合写了一部武侠小说《燕山双侠》，其实我俩连燕山是哪里的都不知道，全是靠想像胡编的。另外，我就是受广播剧的影响，我对路遥的《人生》听得如痴如醉，之后很长一程时间，一直在寻找生活里的刘巧珍，从不敢以高加林自拟，只想做个幸福的马栓。
上了中专以后，我接触到一些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才开始写作投稿，走上了这条路。
李勇：你发表第一篇小说是在哪一年？具体是什么情形？
赵文辉：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叫《苏门山散记》，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发表在1989年7月7日的《新乡晚报》副刊。那时我已参加工作，在一个叫“赵固轧花厂”的乡棉站当棉检员，孤独和失意促使我向文学靠拢得更近，看书，写作，记笔记，买邮票信封，忍受着棉站出纳的一张臭脸去会计室要方格稿纸，星期天骑车去60里外的县城报刊亭买杂志，这就是八小时之外的生活。一开始，我写的都是报纸副刊文，那种略微带点虚构成分的生活随笔，一直到1993年，发表在《短篇小说》第3期的小小说《小玉》，被《小小说选刊》第6期转载，我才真正有了文体意识，确定了自己的文学方向：写小说。那一年，我的小小说《小玉》和短篇小说《挡车工小丽》双双获《短篇小说》年度奖。
因此，很多时候，我把《小玉》当成自己的处女作。
李勇：我不了解你早年读书的情况，你生于1969年，20世纪80年代文学火热的年代应该是有经验和记忆的。自己走上文学道路，是不是跟这种经验和记忆也有关？
赵文辉：说到这个问题真是脸红。我的小学和初中在农村上的，除了语文课本，除了武侠小说，一本文学作品都没看过。我上的中专叫新乡供销学校，前身是新乡地区财贸干校，给供销社培养实用人才的，根本没有那种想象中的文学氛围。我上课看《小说月报》，老师逮住就把书没收了，投稿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了，错过了作家们经常提到的把信封剪个角就完事的时代。我当时看的最多的就是文学杂志，喜欢哪篇就多看几遍开始仿写，写完就按杂志上的地址往外投稿。“泥牛入海”这个词在我身上应验了，发表不出来挺着急，又投师无门，只好上文学函授：《飞天》《三月三》《短篇小说》《百花园》《中国校园文学》《女子文学》，工资花这上面不少。不过当时的编辑非常负责任，一篇小小说，能给你写几页指导意见，比原稿还长。
李勇：我看你的自述，2000年的时候您参加的河南省文学院研修班，那时候三十出头，应该是很年轻了。参加这个研修班，当时是需要什么条件？那时是不是很受鼓舞，所以接下来几年才决意做一个比较纯粹的写作者？
赵文辉：我参加河南省文学院高研班是由地市作协推荐的，发表过一定作品、年轻化、热情高，好像就这些条件吧，新乡学员最多，一共6个，冯杰、安庆、尚新娇，王春花、王保友和我。那个时候，南丁、张宇、孙荪、李佩甫、墨白等名家悉心授课，对学员爱护有加。我们之前被老师们的作品震撼过，崇拜得要命，这回“见到下蛋的鸡了”，自然激动得不得了。埋头听课之余，我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写出《学习微笑》《活鬼》《败节草》这样的小说，单位、家里的事统统抛在了脑后，皈依文学之心日盛。
当时我是县里最大一家超市的副总，学习结束后觉得这份工作有碍创作，干脆写了辞职报告，去《新乡广播电视报》当了一名副刊编辑，后来《平原晚报》创立，又去那里接着编副刊。安庆也把顿河店乡党办主任辞了，去新乡作协编内刊《牧野》。尚新娇在我俩之前就把辉县房管局的正式工作辞了，来《新乡日报·晨刊》当编辑。其实做到我们所有人头里的是尉然。这家伙入学前就下岗了，还离了婚，花500元在县城租了一间房，过着“专业写作”的独居生活。读书期间，他已经写出了让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小说《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李勇：看你自述里，您做了几年纯粹的写作者之后就又回到老本行了。是不是因为尝尽了写作的甘苦？甘肯定不如苦多，不然也不会又重归老本行了。
赵文辉：李教授，不是回归老本行，是丢下创作开始开饭店，用这种方式来养家糊口。在新乡编副刊那几年，我是啥也不想，一门心思把小说写好。为了减少与外界联系，我把手机号销掉开通了一个小灵通，很少告诉别人。我姐的面包车让交警扣了联系不上这个在报社上班的兄弟，她气得把电话都摔了。就这样不管不顾、昏天地暗地写了几年，我的中短篇小说“攻克”了很多期刊。当时，我上有老下有小，微薄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经济非常拮据，一次水果都没买过，那时，我和安庆到处找房租低的房子，大热天住在顶楼，没有空调经常夹着席子去公园睡觉。尉然来访，他也跟我们一块夹着席子去路边公园凉快，到后半夜才返回出租房。
2006年年底，我开始向生活妥协，创办了一家婚礼主题酒店，用的是我的第三本小说集的名字——豫北乡下。
李勇：一边写作，一边当酒店经理；或者说一边当酒店经理，一边写作。一个人同时做两件事，确实不容易。更何况作家这个活，是需要“沉潜”的，专心致志都不一定能做好。但生存，又是我们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所谓“生命第一要义”。我看你自传里说了两次决意离开俗务，投身读书创作，这很不容易啊。文学在这个年代又带不来多少名利。所以我觉得，你的离开和回归，从根本上说应该还是对文学有一种绕不开的，或者说挥之不去的情结吧？
赵文辉：对小说真的是割舍不下，可是酒店的节奏陷进去就不好往外拔了，文学一下子和我成了陌路。整整八年，就看了几本书，写的小说更是屈指可数。因为开酒店打开了自己，跟县里和村里很多人建立了往来关系，红白喜事都要参加。每天一睁眼都有一大堆杂事在等着你，永远都处理不完，既没时间思考，也没时间厌倦。搞得我越来越心神不定，这种密不透风的日子要把我毁了。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写道：“我们的生命在琐事中浪费掉”，这话一点都不假。
作为一个生意人，对小说又不死心的家伙，我的真实感受是：挣钱是上瘾的，也是痛苦的，因为手中的笔迟迟不能开始。稠密的生活固然能带来丰富的创作素材，但是对创作也是一种阻挡和伤害。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2016年下半年，我痛下决心，把酒店股份让给一部分员工，一头扎进了家乡的深山。第二年，酒店彻底被转让给了一个同行，做得非常决绝。
李勇：有人说你开酒店和写作相得益彰，写作和生意能互相成就。真实情形是不是这样？
赵文辉：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开酒店那几年，生意好得一塌糊涂，我把赚来的钱全部买了门面房。这步棋走对了，每年的房租在豫北小县城足够一家人生活，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我的确切身份是“城关供销社下岗职工”），再不用担心吃喝问题了。这对创作当然有益。另外在开店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发现、收集原创性细节，始终相信一个好细节可以支撑一篇小说的说法。好素材总是不期而遇，增加了“餐饮人系列”小说的生动性和好看。这是有益的一面。
2018年，我再次出山，开了一家新店，就是现在这个豫北书香大酒店，疫情三年，算是没有死掉，元气可是大伤。为了打翻身仗，我一直守在店里，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量，创作又间断了。这样停停写写，写写停停，对创作是有损害的。写小说是门手艺活，停业的时间长了就会手生，每次回归，都需要很长时间恢复。作家不是一只水笼头，随时拧开就能哗哗出水。
李勇：看你这半生，一直在“餐饮人”和写作者之间兜兜转转。而你的写作，至少目前我看到的被大家称道的作品，都是和你自己这段（种）特殊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那是你独有的生活。它也成就了你的创作。你觉得这段生活，目前来讲，还有多少内容是你想写还没有写的？
赵文辉：2006年开店至今，干这一行已经18年了。其实我接触餐饮比这还早，1999年我在县供销社办公室工作，被下派到县社二级机构——华合酒楼任经理，干了两年。那段经历，我写了一个中篇《那一年的姹紫嫣红》，是写得最早的一篇餐饮人小说。这篇小说只是对那段生活的留存，个人情感注入的少，和现在这个系列里的其他小说不一样。
有那么两年时间，我“隐居”在太行山最深处一个叫轿顶山的地方，攻读“短经典系列”，开始审视我多年的酒店生活， 时常一个人为之动情。慢慢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跳了出来。我开始用文学的眼睛、小说的语言回味整理这些往事，着手我的“餐饮人系列小说”，我想认真地写写他们——我的服务员和厨师，写写餐饮人的卑微和不易，生活的失败和挣扎，还有他们心底深藏的阳光。
目前我已完成12个中短篇，以饭店厨师、服务员和客人之间的纠葛为主，着重于人的际遇，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长江文艺》《小说月报·原创性》《莽原》等期刊，部分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下一步，我打算写写菜品和美食，写写那些懂美食的人，目前手头就有一个中篇《知味者》在构思中。之前我读过一些美食方面的书，袁枚的《 随园食单》、梁实秋的《谈吃》、冯杰的《说食画》。想法也有一些，我想写写某些人旺盛的食欲，为吃不上可口的早餐而委屈一整天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卤肉、煮面手段。
李勇：我上一个读到的搞创作的餐馆老板，是荆永鸣，一个东北作家，当年在北京开餐馆，写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像《北京候鸟》等，当年影响还颇大。读后印象很深。读你的小说，常常会想起当年读的他的那些作品。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我孤陋寡闻，这类题材，除了你们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写？
赵文辉：我知道荆永鸣，也读过他的作品，《北京时间》《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是那几年很流行的底层写作，写得很棒，可惜他英年早逝，挺让人惋惜。餐饮这个题材，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作家在写，特别是专门写这个的。偶尔涉猎餐饮的作家时常碰到，而且相当精彩，比如乔叶的《厨师课》，阿成的《私厨》，关于吃的人和事，真是写绝了，不愧是大师手笔。
李勇：写自己这种特定的餐饮生活经验，是不是也进行了一番考量和选择？有一个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任何一个题材，就像一口井，都不可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题材本身生活内容有限，作家本人，尤其是读者，也可能会疲惫。你这个阶段是否有这种危机感——如果餐饮人题材写尽了，写厌了，怎么办？
赵文辉：我这个人天赋差，少才气，是靠笨功夫创作的，喜欢跟人“比肉”，靠数量获得认可。我写作“餐饮人系列”之前一直在写“豫北乡下系列”，写了80多个小小说、30多个中短篇，河南省文学院开过一个关于中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豫北乡下》的研讨会。我喜欢这种写作方式，完成这两个系列后，我会接着写“小中专生系列”。我是20世纪80年代的小中专生，由初中直接考上的中专，这一代人命运大多坎坷。那些转户口吃皇粮的先是风光得不得了，后来没进体制内的又都下岗了，生活非常不容易，他们连局长县长家的保姆、司机都不如。中国是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特别是基层，我们那一代的大中专生下岗的同时，那些官员家的保姆、司机、通信员都纷纷获得事业编，分布在各种岗位，有些初中都没上完，档案却被“完善”了。后来不少人还进入领导岗位，局长乡长，甚至县长，他们的文凭基本上都是党校发的那种。这个很不公平。
当然，写小中专生这个系列，我也不会仅仅为了表达这种愤慨。这样的话，格局太小了，我想挖掘这些小中专生身上宝贵的东西，那些金子般的思想品质。
李勇：这些创作系列目前得到哪些支持？我的意思是有来自作协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或者赞助？
赵文辉：目前没有得到过赞助，支持是有的，2023年年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一期作家活动周”，我以一个开饭馆的基层作家代表身份参加，见到刘震云、莫言等大师，聆听教诲，受益匪浅。我很珍惜这次机会，也很感谢省作协的推荐。
李勇：文辉兄作为一个一直在地方（非省城），靠自我勤奋和努力“起家”的写作者，应该是深味地方写作者的艰辛和不易了。在地方或基层，你觉得一个写作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赵文辉：在基层，爱好文学的人也不少，我们县作协有80多个会员，文学活动也很频繁，但是能出作品的还是少数。自娱自乐的不少，参加活动好像就为了发朋友圈和抖音，收获点赞。大家发表作品也多是副刊文，文本意识浅薄，多数写的是文字不是文学，是故事不是小说。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想提高是有难度的，稍微放松，就会躺平。我时常提醒自己：做一个地方名作家的作家，不是好作家。我很庆幸安庆距我不远，交往频繁，他的小说写得很棒，很稳，《加油站》《扎民出门》上过全国小说排行榜，入围过鲁迅文学奖。长期以来，安庆一直是我的坐标，我在追赶他。
李勇：你在“隐居”期间，用一年半时间读了100多本文学书籍，做了60本笔记。能谈谈你的阅读范围吗？哪些作家影响了你？
赵文辉：前面说过，我有八年时间没有看书写作，为了讨生活，为了钱（年轻时一心想做精神贵族，非但没有“贵”起来，还堕落成一个看见钞票就走不动的人）。后来我决心重返文学后，是打算从阅读开始的，有一段时间非常热衷向名家索求书单，墨白、乔叶、李浩……求教过好多位老师。
但是我发现自己有了阅读障碍，什么都看不进，捧起书看几页就打瞌睡。小说脑袋也锈住，拿起笔啥都不会写了。每年都把各种版本的中短篇和散文年选买齐，还带到了饭店，却没有一本能从头看到尾。直到有一天突然与“短经典”邂逅，一下子扎进去就再没出来。
我读的第一本“短经典”是科伦•麦凯恩的《黑河钓事》，第二本是罗恩•拉什的《炽焰燃烧》，第三本是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它们像一道道新鲜香甜的菜肴，唤醒我的阅读味蕾。“短经典”和世界名著不一样，你不用仰头看它，也不用担心它的厚度，大多数小说集都很薄，一周甚至两天就能看完。这些作家很大一批都是国外的当代作家，书写的也是当下的生活，真诚而生气勃勃，另外就是中国作家想写不敢写的那部分，被日渐束缚的那些，令人震撼很有看头的那一部分，这里有。
读到《父亲的眼泪》时我惊呆了，厄普代克对生活有这么高超的描写能力。我读书有个习惯，手里没离开过笔，遇到好的句子值得玩味的地方就划下一道道横线。这本书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几乎被我划了四分之一。还有托宾、福特、罗恩•拉什、特雷弗、科塔萨尔……一大堆让我瞬间就喜欢上的作家。我热爱一个作家的方式就是大段大段摘抄他的作品，抄一遍不过瘾，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抄一遍，《南方高速》我看过三遍也摘抄三遍。我对书中的好句子有一个特别的叫法：“肥句”，这是我在做读书笔记时生发的一个词语。关于经典，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的作品。“短经典”系列里，有不少作品当之无愧。
我是个“狠人”，把能买到的“短经典系列”都买了，有通读的雄心，就像以前购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一样。2015年，我接触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经典”，到2016年11月22日为止，当时这个系列一共27本书，除《孤独的池塘》《爱，始于冬季》《走在蓝色的田野上》3本未买到，买到的除了《回忆扑克牌》《狂野之夜》看不进去之外，其他22本全部看完，一周一本，最快一周两本。我总觉得不完美，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找到那三本书，高价买了下来。
接下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解析100个短篇。平时看完一部小说集，我会在目录处做标记，用对号、叉号和半对号来表示我的评判。我打对号的就算入围了，可是达到解析水准的篇目太多，一时间让我很踟蹰，最后不得不采用皇帝佬儿们的办法，使用了翻牌手段才确定下来。我是这样解析小说的：第一步写出故事梗概，第二步列出人物简表，第三步分析结构，第四步找出它的过人之处，第五步写启发，第六步是通过百度搜寻别人对这篇小说或作家的评论。解析的过程中，我对作家的文风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他们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了新的认识，总之，我就是怀着虔诚的心来学习的，他们都是我的恩师，无法回报的恩师。
我就这样打开视野，用“短经典”这条引线延伸出去，开始疯狂地购书。因为《孤独的池塘》，我买来整套的萨冈作品；因为《动物寓言集》，我买来科塔萨尔的《被占的宅子》《跳房子》《南方高速》；因为《父亲的眼泪》，我买来《鸽羽》《兔子跑吧》……因为“短经典”买来“中经典”，读到《杀手保健》，作者诺冬自称有书写癖好，每天不写上四个小时便会坐立不安，整天不踏实，她的抽屉总有一部书稿在等着出版商的到来。我一激动，就把她的其他小说都买了。
到此为止，我的阅读障碍彻底被治愈，“短经典”真是一剂良药！
李勇：在乔叶和冯杰的作品里，“豫北”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意象。这个地方南面黄河、北临太行，有着独特的人文地理，以及历史。你怎么评价你们这个共同的故乡？
赵文辉：我喜欢乔叶的小说是从她的短篇《取暖》开始的，小说里面那种要出大事的紧张感一下子就把人抓住了。当时我在《平原晚报》编副刊，拿着刊有《取暖》的《小说月报》去印刷厂校对报纸，一个老编辑手里也有一本同期杂志，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这篇小说。之后，乔叶的《打火机》《锈锄头》相继问世，发一篇转载一篇，直到《最慢的是活着》荣获鲁迅文学奖，我一直是她的追随者。2013年8月10 日，我在给乔叶的电子邮件里写道：“乔叶好，可否推荐几本书给我，在豫北小镇接触的文学氛围太寡了。文辉叨扰！”两天后接到回复：“呵呵，我最近在看《沉默的十月》《修补匠》《文学回忆录》《草竖琴》。觉得都不错。推荐你看奈保尔的书《印度三部曲》，都很好。”沿着她的阅读路线，我肯定会有意外发现，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还很想去她的出生地杨庄看看。后来我买齐了乔叶的小说，开始拆卸她的中短篇，做了两本笔记，取名《乔叶研究》。
冯杰是我在河南省文学院高研班的同学，又是我们新乡人，接触比较多。他对豫北大地的感情都融入血液里了，故乡成了他一生的心灵基因，他用诗歌和散文表达还不够，又使用了丹青。冯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性作家，是我们中原的汪曾祺，望尘莫及。
刘震云、乔叶、冯杰、安庆，都是豫北大地孕育出来的作家，各具特色，我喜欢他们，也期望用作品加入他们的行列。乔叶在陈仓给她做的访谈里写到：“我们那里有个很好的基层作家叫赵文辉，他有一本小说集叫《豫北乡下》，我给这本书写过序。其中写道：提笔写下‘豫北乡下’这几个字，我不禁恍然。其实，哪里用得着我的拙手？有现成的序已经在这里了。这序，早在我们动笔之前的几千年就开始铺展，开始弥漫，直至浸入我们作品的字里行间，并延伸到纸外所有的空白。这序的作者所执之笔浩大如椽，它所用之纸，更是季节更替无垠无边。——没错，这序的作者，就是我和文辉兄共同拥有的豫北大地。对于我们所有生养于此的文学之子来说，豫北大地真的就是一帧浩荡深邃的长序。不，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个能量无穷的大母亲，分娩和养育了一切篇章。”
乔叶说得很好，很慰贴，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李勇：你是由小小说转向中短篇的，能谈谈它们之间的相连和冲突吗？我曾经和一位杂志主编交流，他对于小小说写作很有见解，认为小小说其实可以好好酝酿，经营成格局、气象、规模都更大的作品。大作品要慢慢涵养，要憋住，要养气；那种小灵感、小机巧、小冲动，则会“泄气”。你怎么看？
赵文辉：我非常赞同这位主编的意见。小小说和短篇小说一样，是一种能以少胜多、非常有力量的文体：衡量一个人的作品不在字数多少，如果你写了一篇又强烈又含蓄的短篇小说或小小说，人家读了就像读了一部长篇小说似的，那么这个作品就能长久。如何使自己的文字更有力量，首先要在语言上下功夫，尽管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还是日复一日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发现和尝试，进行自我训练。卡佛对语言的力量提出过要求，他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他还说：“写一句表面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小小说和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的魅力，就是意境深远，它们的空白可以由读者的想象力来填充。优秀的作者会把一片有意义的花瓣吹到读者手中，不必去伐倒一整片森林。正如法国女作家伊莱娜在评论契诃夫时曾经打的比方：“短篇小说好比是一座陌生房屋前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刹那之间，旋即关闭。”这是短篇小说的限制和难度，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小小说也是这样。随着读者的口味逐渐世故、多变和现实，总结性的结尾越来越少。短篇小说越来越推崇开放式结尾，提出主题而不解决，预示高潮但又回避。以前，我们相信的好小说标准，要有一个完整而吸引人的情节，结尾要有力，所谓“寸铁杀人”，几乎被时下的短篇小说全盘否定。小小说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还是喜欢有头有尾的小说，短篇这种结尾方式在小小说根本行不通。
李勇：其实，不管是小小说，还是大小说，今天都是一样的处境：边缘化。这是文学，确切地说是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在今天的现实处境。你觉得，在这种环境下，支撑你一直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赵文辉：我也怀疑过自己，呕心沥血的“餐饮人系列小说”究竟有多大意义？年过半百了还是这么平庸，在中短篇上不知道还有希望没有？
然而，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2016年5月我第一次接触卡佛的小说，一拿起就放不下，收在“短经典”里的这本集子的名字是《我打电话的地方》。接下来，我把所有能买到的他的小说都买到了，还有“守望者访谈丛书”里面的那本《雷蒙德•卡佛访谈录》，阅读中一次次哽咽，为他的坎坷和早逝唏嘘不己。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在打印部制做了一打又一打3×5的卡片，用来摘抄“肥句中的肥句”，张贴在书房和办公室的墙壁上；这几年，我的创作也不由自主在模仿他，最接近卡佛风格的是发表在《长江文艺》2023年第4期上的短篇《喷嚏》，再现了2002年我对失去工作的恐惧，是卡佛短篇《保鲜》的翻版。我在解析完《圣母的馈赠》一文后喟叹不已，留下这样的感叹：“这篇小说的意境和情绪非常独特，一个遁世者或归隐者的心路历程，如此抓人，看完深深惭愧。自己的文字功力，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小说。最后自己对自己喊话：像文中的修行者那样去修行吧，老赵！”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像迷恋卡佛一样迷恋起威廉·特雷弗，把他四本短篇小说集《雨后》《山区光棍》《第三者》《出轨》买来，一一研读，他的文风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指引。隔一段时间，我会拿出几篇温习一下，就像突然想吃我们新乡的红焖羊肉和世魁牛肉一样，馋得不得了。
阅读的过程中又遇到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她的经历很励志，我对年龄的担忧也被解决了。天津的尹学芸老师，我正在解析她的全部作品。
到这个年龄，矫情和多虑都不需要了，一句话：写就是了。
感谢李教授的访谈，对基层作家的的关注。
（原文载《南腔北调》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