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河南一老头去世，骨灰中出现了多块弹片。
原来，老头就是当年在日本率700余劳工，发动震惊世界的“花岗暴动”，后又率“花冈暴动”幸存者，7次赴日，向日索赔的我国民间第一人耿谆。
人们说，耿谆老人的一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耿谆，字信庵，1915年生于河南省襄城县。祖父耿象震是清朝秀才，以开馆教学为业，父亲耿锡麒苦读经书，在城内开设“瑞麟祥茶铺”。耿谆从小受长辈教诲，刻苦攻读，颇明理义。
18岁那年，血气方刚的耿谆，激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义愤，毅然投笔从戎，立志杀敌报国。
1944年春，他已是国民党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的上尉连长，正驻守洛阳。
5月，日寇大举进犯，耿谆率部在西工西下池阻击。由于他的连队能攻善守，又被派往东关，坚守一座铁路小桥。在激战一昼夜后，因寡不敌众，我方伤亡惨重。
耿谆咬紧牙关，带领余部发起最后冲击。这时，一颗子弹穿过耿谆的腹部，他倒地被俘。
耿谆与被俘的其他官兵，先集中于洛阳西工营房，后送石家庄战俘营，再送进北京清华园战俘营。这里被囚禁的既有国民党官兵，也有八路军干部战士，还有英勇抗日的民兵、学生、工人、商人等。
1944年农历八月初，日寇从清华园战俘营中，挑出包括耿谆在内的300名身体健壮者，押上火车，运到青岛，塞进了去日本的轮船。
耿谆心如刀割，悲愤万状。难胞们那憔悴不堪的面容，那一双双怨恨的泪眼，使他目不忍睹。他冲上甲板，面对慢慢远去的祖国大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声呼号：“祖国，亲人，不忠不孝的男儿拜别了！”
他重重叩首，泪如雨下。霎时间，只听“扑通”“扑通”在身后跪倒一片。那心肝碎裂的哭喊和着汹涌的波涛，凝成一曲生离别死的悲歌。
日本的花冈，是一座小山岗，半山腰有个铜矿，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军火工业的重要原料基地之一。
因为从铜矿里流出来的水含有大量毒素，必须在花冈山脚挖一条长450米、宽4米、深2米的排水沟。
为尽快完成这个土方工程，日寇将刚来的700名中国战俘与原有的战俘合并一处共1000人，编为一个劳工大队，指定耿谆为大队长。
劳工们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的重活。繁重的苦役，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加上监工的阵阵皮鞭，劳工们被摧残得不像人样，累死、病死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耿谆把劳工中的老人和儿童抽出来分别组成“老头班”和“小孩班”，让他们服杂役；另外又偷偷指定当过八路军看护班长的刘智渠和国民党军械官刘玉林负责照料伤病员；并提议身体尚好的劳工，每人省出一点口粮，补给病弱伤残者，争取让更多的人活下去。
耿谆还冒着生命危险，为增加难胞的口粮，挺身与号称“活阎王”的日寇总监工河野正敏、伊势知得进行了大无畏的抗争。
在耿谆与刘智渠等人的组织下，难胞们不分党派职业，紧密团结，誓死不向日寇低头。但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到半年时间，死去的难友已达200余人，死亡威胁着每一个活着的人。怎么办？不能坐以待毙！
耿谆反复思谋，找来共产党员贾毅民、张开化，游击队小队长李光荣，国民党官兵刘虞卿，刘玉林、季克金、张肇国，“共产党嫌疑学生”翟树棠、张旭，搬运工刘锡财等，提出了举行暴动的建议。
他说：“我们大都是中国人民养育的军人，军人应以死报国，笑卧沙场，决不当亡国奴忍受屈辱！”大家异口同声赞成，一致表示接受耿谆的安排，同生死共命运。
接着国民党排长张金亭、八路军游击队员宫耀光、共产党员王阴堂、掌鞋工人冯铺廷等，亦纷纷向耿谆建议暴动。暴动后往何处去？这是大家最伤脑筋的问题。
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不暴动不足以洗刷耻辱，不暴动不能维护民族的尊严，坚决以必死之心不忘本性，以此正告日本强盗：中华民族不可侮！
暴动原计划在6月27日开始，后来得知那天正是被称为“小太君”的越后谷义勇值班，大家又决定改变日期。因为这个只有19岁的小监工，心地善良，对中国难胞十分同情，经常给予力所能及的照料，大家不愿意牵连这个善良的日本青年，便把暴动日期改为6月30日深夜。
经过周密安排，劳工们制定了暴动行动计划：
乘深夜监工熟睡时动手，一举把全部监工歼灭掉，然后带足干粮，各持一把圆锹，向北海道方向进发；
沿途不得骚扰居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相互间要以强助弱，和衷共济，伤病员要尽量带走，由刘智渠负责，刘当路小队负责协助护理，李光荣、锦走各率健壮劳工50人，分别袭击美军战俘营及花冈警察所，夺取武器，装备队伍；
大队副李克金率20人，布好外用，刘卿负责杀掉汉奸任凤岐；刘锡财负责控制电话机……
暴动之后，向北海道集结，若能夺取船只，就漂流海上任其所之；若不得手，则与敌背水决一死战，然后全部投海自尽，决不让一人活着落在敌人手中。
6月30日，夜幕笼罩着花冈，性命攸关的时刻来到了。
只听耿谆一声令下，上千名劳工一起动手。刘锡财这位勇敢原悍的山东大汉，首先跨进日寇寝室，一棒把电话机从墙上打落，熟睡中的日寇惊吼而起，还没来得及跑，李光荣等突击手已抢先入室，一阵猛打，室内毙敌两人、室外又追毙两人。但这时警报齐鸣，情况突变。耿谆知道出了问题，马上当机立断，放弃去北海道的计划，带领队伍绕道奔向花冈西南的狮子山。
敌人调兵遣将，倾巢而出，把劳工围困在山上。耿谆镇静异常，站在山坡制高点处高呼：“同胞们！难友们！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我们要战死在山冈，不求生还！同胞们！为中国人民报仇的时刻到了！”
在这莽莽苍苍的密林里，一场残酷的肉搏战开始了。劳工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去，转眼之间，耿谆周围只剩下二三士人。
他仰天长叹：“我愧对骨肉同胞啊！”随即想掏出藏在绑腿的匕首自尽，没想到，匕首已在激战中丢失，便解下绑腿向一棵松枝上扔去，大队副李克金急忙上前阻拦，耿谆怒目圆睁，痛心疾首地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军人，怎能死在敌人的屠刀下！”说罢，将脖颈套入绳环……
待耿谆慢慢睁开双眼，苏醒过来时，方知自己自杀未遂，已被日寇囚禁在铁牢之中。不久，花风宪兵军事法庭升庭，由宪兵司令亲自审问。
敌：你在中国军队是什么阶级？耿：上尉连长
敌：在什么地方被俘？耿；洛阳战场。
敌：你是怎样被俘的？耿：腹部受伤。
敌：你为什么要暴动？耿：为死去的中国人报仇
敌：你都指定了哪些人杀我监工、看守？耿：是我下达的杀人命令，一切由我负责！
敌：杀人是要抵命的。耿：仅在花冈一处，我同胞变你们虐待致死的就有200人，这该由谁来抵命？
耿谆慷慨陈辞，大义凛然。审讯历时12天。最后，耿谆与刘虞卿、李光荣、刘玉林、张金亭、宫耀光、刘锡财，李重深等11人，又被带上了镣铐，押送回秋田县监狱，隔离囚禁。
在狱中，每餐只有一个小小的米团。耿谆饿得头昏眼花，还要应付审讯，每次都被打得昏死过去，但他至死不向敌人屈服。敌人无奈，由秋田县法院宣布判处耿谆死刑，其他人分别被判处无期或15年、5年徒刑。
死刑虽然宣判了，却迟迟没有执行，因为耿谆的举止谈吐，使敌人怀疑他是高级军官，或是中国政府派到日本专搞破坏活动的高级间谍，一时不敢贸然处死。
谆在狱中受尽磨难，但也有些意想不到的事。一天狱门容然打开，进来一个日本青年，掏出纸写下“日本战败”四个字，展示给耿谆后匆匆离去。
几天后，这个青年又给耿该写了“世界和平”四个字。耿谆问他姓名，他匆匆写下了小长光”三个字就走了。
耿谆后来打听到，原来这青年是“水大学生反战派的代表人物，8年前因行刺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未遂，被判处15年徒刑，正在这所监狱中服杂役。
不久，我留日学生王胜之等3人也冒着风险到狱中探望。这些正直人士的深情厚谊，给耿谆极大鼓舞，他顽强地坚持着，等待着胜利的那一天。
日本投降后，耿谆等人被移居到一幢宽敞的楼房里，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1946年4月，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把刘智渠等14人与耿谆会合在一起，由进驻秋田县的美国军队护送，到达东京中野区刑务所居住。
国际法庭中国科，正式代表耿谆向国际法庭公诉日本虐待战俘罪行。日犯河野正敏等人被提审，耿谆等26人相继出庭作证。
1946年11月耿谆因脑痛病复发，经法庭批准还乡休养，乘便随中国代表团回国。1948年，《中央日报》报道了耿谆等人在日本花冈举行暴动的事迹。
解放后，耿谆在自已的家乡河南襄城长期务农。30多年来，他和祖国人民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但他胸怀豁达，以国家利益为重，勤奋自励，热爱劳动，对祖国的耿耿忠心，不减当年。
后来，耿谆担任了襄城县政协副主席、民革许昌市委员、许昌市政协常委、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
自1987年起，耿谆率领“花冈暴动”幸存者及遗属，7次远赴日本提出诉讼，要求鹿岛公司谢罪、赔偿。
但鹿岛公司拒不认罪，2000年11月29日，花冈诉讼经历一审败诉后以和解告终，而耿谆认为诉讼目的没有实现，“和解条款”不能接受，遂在2003年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和解对耿谆无效，拒绝领取可耻的鹿岛坚称“不含赔偿、补偿性质”而捐出的所谓发放金，并严词谴责鹿岛公司。
后来，耿谆率领中国劳工发动花冈暴动的史实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天津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中展示，被誉为抗日老英雄的耿谆老人用自己亲历的苦难经常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受到同胞深深的爱戴。
2005年，耿谆受邀请到香港、北京参加“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被授予国家表彰抗日老战士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12年8月27日，耿谆在河南襄城家中去世，享年97岁，自此走完了我国民间向日索赔第一人铮铮铁骨的一生。
而在耿谆老人的骨灰中，出现了多块弹片。
最后用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结束本文：
“国破民遭殃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自强不息，为祖国、为人民多奉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只有国家富强了，才不会被欺负，人民才会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