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霖
王德福博士的大作即将出版，嘱我为之写序，内心惶恐，因为不管是从资历还是从学识都怕难以为之锦上添花。幸得德福博士的信任，再三让我放手大胆去写，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德福博士既是我的师兄，也是多年一起穿梭于城市田野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战友”。阅读书中很多有生命力的概念和解释体系，脑海中就会浮现当时田野现场讨论的场景。这部书稿是王德福博士近十年来持续深耕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成果结晶，也是一部理解中国式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经验与方向的力作。
何谓中国式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中国式社区”的理解。社区这一概念本身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出版的著作《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该书后来由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翻译为英文《Community and Society》，对应的中文译为《共同体与社会》。中文的社区、共同体概念对应的都是英文的Community。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带来了社区建设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也标志了社区这一学术概念正式被吸纳成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建制的部分。社区这一词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在创新性地被吸纳成为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部分后，便具有了独特的内涵和生命轨迹。
纵览社区建设运动推进20余年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从理论出发的社区治理研究，这类研究多以西方的共同体理论、维权与公民社会理论、民主与自治理论等为参照系，来透视中国社区治理经验，进而指导和推动中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二是从实践出发的社区治理研究，这类研究旨在理解我国社区治理实践本身的经验逻辑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尝试对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体制和机制进行本土理论化的提炼。前一类社区治理研究可以说是近二十年学界研究的主流，但目前已进入研究的瓶颈期，陷入学术研究表面繁荣的内卷化状态。后一类社区治理研究尚是学界研究的细流，力量虽小却饱含生命力与希望。德福博士的著作则是典型的从实践出发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路径。在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之下，《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指出“坚持以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作为学术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下一个二十年，从实践出发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路径将有极大可能从涓涓细流发展为学界研究的主流。
围绕中国式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问题的理解，在我看来德福博士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做出了原创性的探索：
其一，空间的维度。他将中国式小区的特征概括为由集合式建筑空间和高密度居住空间形成的社会空间单元。这个与西方国家城市住宅空间形态做比较时就会更为凸显，他在书中也提到美国和日本的2011年的数据，独栋独立式住宅的比例分别高达70%和90%以上。这与我2018年12月在英国伦敦和2019年4月在日本东京、京都、大阪、奈良等多个城市漫步时的印象一致，这些城市住宅以低矮的独栋或联排建筑居多，极少有中国式大规模中高层封闭式小区。中国式小区空间的特点值得讨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空间的公私边界与性质。我发现英国伦敦城市住宅空间形态公-私边界清晰，对应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边界，就能理解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下的公民社会理论的经验基础了。而中国式城市住宅空间形态则是公共-半公半私-私人的三元互动关系。二是空间的密度与规模，规模本身就是西方民主政治机制中的核心要素。
其二，社会的维度。理解中国式社区的内涵，离不开对中国城市陌生人社会关系与行为逻辑的结构化提炼。相较于传统村庄熟人社会内部信息对称而言，只要访谈若干关键人物，就能迅速对村庄社会整体进行结构化提炼，而城市社区作为陌生人社会的基础底色就是信息不对称，干群之间、邻里之间彼此都不甚熟悉，这也加剧了田野调查的难度。因此，学界目前关于我国都市社会性质本身的研究总体上比较薄弱，缺乏本土化概念和理论的建构。德福博士的著作已经开始有意识去推进对我国城市陌生人社会关系与行为逻辑的理解，如提出的高密度陌生化小区下的复杂邻里、积极分子、消极分子等概念都很有启发性。
其三，治理的维度。中国式城市住宅的空间性质和社会性质，是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基础。我国社区治理的内容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以社区两委为核心的社区治理组织性质的争论，以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的探讨。社区建设运动以来先后经历了几轮社区治理改革创新也都是围绕此问题展开的。社区在西方社会更多是一个文化性概念，而在中国社会却成为一个治理性概念。始于2020年初，终于2022年末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我国社区始终是严防严控的第一道防线，凸显了中国社区治理的特色与优势。德福博士著作中提出的“主辅结构”“简约治理”“混合型动员”“人格自治”等便是尝试对中国特色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运转逻辑的本土化理论提炼。二是住宅小区内以物业管理与业主自治为核心的社会治理领域。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物业管理纠纷目前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痛点，业主自治常常陷入失灵的后果。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自治与物业管理制度引入到中国的时间还比较短，制度发育还不够成熟，却又涉及到中国城市住房未来能否“养老”的问题，利益重大，立足本土经验的研究迫在眉睫。德福博士对城市物业管理和业主自治为何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做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组织催化合作”的破解路径。
经过近十年的开拓与积累，我们已经从以上三个维度对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展开了一定的原创性探索研究。面对汹涌的数字化浪潮，数字媒介技术也在快速应用于城市社区中，那么这会对城市陌生人邻里社会的交往与互动带来什么影响？又会对城市社区治理和业主自治带来什么样的增量？如社区居民微信群、业主微信群、楼栋微信群等多层次微信群的成立，将城市陌生邻里虚拟组织起来，是否会再造了一种新的城市网络邻里形态？电子在线投票技术的应用，是否会改变业委会选举和业主自治的机制？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运转的底层架构，也已经基础设施化了，研究需要对技术再造的新的城市邻里社会形态和治理形态进行回应。因此，未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需要增加技术的维度，分析技术-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
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经验不断更新，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呼啸着走向田野，在田野的灵感中推进对中国式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论化提炼，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远期目标而尽力。
张雪霖
2024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