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孙甘露凭借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对于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来说，孙甘露这个名字都显得太过陌生了些。
作为80年代成为“先锋”的成名作家，在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甘露仿佛在文坛“消失”了一样，他不发表小说，也很少有其他作品。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孙甘露”这个名字即将走入文学史的故纸堆里的时候，一部《千里江山图》横空出世，拿下了茅盾文学奖这一最高文学殊荣。
而这部与读者和市场久别重逢之作，也呈现出了和他以往创作截然不同的文学质地。
那么，是什么促就了孙甘露的转变？
从《访问梦境》到《千里江山图》是否存在一条连贯的写作线索？
《千里江山图》是否意味着孙甘露对过去的某种“弃绝”或者“背叛”？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孙甘露，感受一种有关文学创作的别样可能。
1959年7月10日，孙甘露出生在上海三角地附近一家公立医院。
他的父亲孙庆孚是一名军人，母亲贺步霞则是一名小学老师，父母二人皆为山东人，1949年跟随解放军部队南下来到上海，而后定居于此。
所以孙甘露既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移民。
他从小在家和父母说北方话，出门便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切换对孙甘露来说自如而轻松。
受到父母工作的影响，孙甘露在上海经历过数次随军搬迁，一家人的足迹遍及漕河泾、吴淞、高桥、田林新村、虹桥……这意味着孙甘露很难有固定的玩伴和长久的友谊，孤独之余他选择了投入书籍的怀抱。
童年孙甘露
“六十年代末，对我来说是孤寂的，我随着父母在上海各处挑住处并且短暂居住的经历，愈发加剧了种种不确定感。战争在远方，也在不远处，就在你的床边。孤寂和忧虑令你向什么屈服？向少年时代的玩伴？向小圈子？这些东西只是使你更加孤寂。
好吧，终于向书籍、向幻想寻求慰藉，它们把你摆渡至胡志明小道，或者西贡，更远的巴黎（它最初就是这么进入我的视野），乃至美国。”
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孙甘露陆续接触到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中国古典名著和俄罗斯文学，“十年浩劫”时期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书自然并不丰富，但阅读还是给予了孙甘露寂寥而动荡的少年时代无限的精神滋养。
和大多数作家一样，中学时期孙甘露就显露出了他的文学天赋。
不过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在孙甘露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夸奖的同时，他对课文中心思想的总结，却总是和那个“标准答案”大相径庭。
青年孙甘露
以今天后设的眼光来看，这种失衡当然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未来小说家的非凡想象力与模板化的应试教育系统之间的错位，但当时的少年孙甘露所感受到的更多是不安和挫败。
“我对写作这个事情始终在一个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两极中间摇摆，就觉得好像我是能写的，但是对作品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从中学毕业后孙甘露在邮政技校又读了两年，随后被分配到邮局工作。
成为邮递员之后，孙甘露每天骑着摩托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在城市中流动的工作经验让他对上海的城市文明和社会变迁进行了切近的观察和思考。
青年孙甘露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邮递员时期对城市肌理的熟稔，为后来孙甘露关于《千里江山图》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六十年代很多年轻人都离开了，从街道上观察好像被抽空过一样，人口密度被稀释了。但等到返城以后，忽然之间就开始又大量涌入人群，街上熙熙攘攘。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来体会。这个是让我受益终生的，现在回想那几年的经历，我觉得也许就是为了写《千里江山图》做的准备吧。”
幼年培植起来的阅读习惯在孙甘露工作后依然得到延续，若干年后的他依然记得20多岁的自己在下午公休时间，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阅读加缪的情景。
孙甘露
另一方面，做读者做久了难免会生出动笔的欲望。
早在1973年读中学的时候孙甘露就尝试过写作，但写出来的东西却并不令人满意，作家本人的评价是“不堪卒读”。
1979年，孙甘露再次提笔，结果仍然是“不堪卒读”。直到1985年，孙甘露才迎来写作上——也是整个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1985，那个当代文学史上新潮滚滚的一年。
1985年前后，随着“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蓬勃兴起，内地文坛可谓热闹非凡。不但有因《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的莫言、以《山上的小屋》一鸣惊人的残雪，还有刘索拉、徐星、残雪、马原等青年作家在《人民文学》这样的国家刊物上集中亮相。
1985年，为扶植和培养文学新人，上海作协举办了青年作家讲习班，26岁的邮递员孙甘露成为其中一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同学还有在沪西工人文化宫上班的金宇澄。
讲习班结课之际，每个学员需要上交一部自己的原创作品，孙甘露写下了一篇《访问梦境》。
批评家李陀在偶然读到这篇作品后十分欣赏，在他的助力下，《访问梦境》于《上海文学》1986年9月号发表，孙甘露的文学之路就此启程。
《上海文学》
不过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访问梦境》所引发的众声喧哗大大超出了一个岌岌无名的文学新人本应微薄的影响力，理由要归结于这篇小说特别不像“小说”。
传统小说理论强调小说有三要素：人物、环境、故事情节。而在《访问梦境》中，这一切都以模糊而暧昧的姿态出现。
用评论家吴亮的话说：“《访问梦境》彻底放弃了小说惯有的主题要求和基本的凝聚方式，沦为一堆词的集合，一堆无对应的毫无还原可能的词语梦想”。
这对长期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圭臬的当代文坛来说，几乎构成了一种冒犯。不仅普通读者直呼看不懂，许多业内人士也表示不满，甚至当时刊发这篇文章的编辑也因此受到了责难。
（《访问梦境》节选）
不过，孙甘露本人似乎对外部的声音无动于衷，在后来一次访谈中，他如此说道：
“曾经有人说我的东西不是小说。对我来说，是不是小说无所谓，我并不很在乎。如果他们认为我的东西是小说，就把它收到小说集里去，如果他们认为不是，那么就不收。我曾经看到一篇评论说，这样的作品称不上是好小说，甚至称不上是小说，我觉得这两句话没有什么逻辑关系。”
所以，即便遭受了诸多非议，在后续的创作过程中孙甘露也并没有刻意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请女人猜谜》《信使之函》《呼吸》等作品依然延续了一种诗意的、梦呓般的小说风格。
也正是这一系列“不像小说的小说”，奠定了孙甘露在当代文学史上先锋派作家的典范地位，也被视为“在先锋试验中走得最远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一向以刻薄犀利著称的作家王朔曾毫无保留地赞美孙甘露的小说：“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作家王朔
如此高度的褒奖，足以见得孙甘露在语言方面的精巧和考究。
不过，孙甘露不是一个勤奋的，或者说高产的作家。
在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地保持高强度的写作，甚至在2007年长篇小说《呼吸》出版后再无小说作品问世，读者能够见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散文、随笔、诗歌之类。
他的更多精力花在了时尚杂志《上海壹周》的策划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等众多头衔下繁杂的机关工作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爱马仕2008秋冬男装系列发布秀上，孙甘露还以嘉宾模特的身份走过秀。
孙甘露
作为一度炙手可热的小说家，孙甘露在其他领域的热闹阵仗，和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沉寂”之态，不禁让人怀疑是否就这样止步于八十年代所到达的高峰之处？
直到2022年长篇小说新作《千里江山图》的问世，把孙甘露这样一位似乎被文学史封存了的作家再度推到了读者面前。
“这一次，孙甘露立地成佛般扔下了所有过往装备，所有过往的情和爱，他的新男主用截然不同的速度行走江山，逆流而上。这是孙甘露履历里的新人，忧郁的先锋派小说诗人突然变成了动词的巨人”。
上面这段话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毛尖教授对《千里江山图》的评价。
“立地成佛般扔下了所有过往”“截然不同”“履历里的新人”……无不强调着这部小说对先锋派作家孙甘露的转型意义。
熟悉孙甘露创作的读者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就这部《千里江山图》而言，无论是它的历史指向还是那谍战小说的叙事外壳都与孙甘露之前的作品大相径庭。
然而事实上，孙甘露20年前就有了想以《千里江山图》这个题目来写一部小说冲动，只不过那时候除了题目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模糊的。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直到2020年左右，孙甘露偶然了解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非常秘密的一个转移行动——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这一路上的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成为了《千里江山图》就此获得了它的肉身。
《千里江山图》以1933年设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为背景，描写了上海特别行动小组在实施“千里江山图计划”时克服各种困难危险，勇敢完成任务的故事。（来自百度百科）
在讲述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的时候，孙甘露在小说文体方面做出巨大调整。
正如毛尖所说的那样——“忧郁的先锋派小说诗人突然变成了动词的巨人”。
《千里江山图》的语言一反孙甘露之前诗化小说的华丽精美，而是以短句和动词为主，力求简洁与明晰。
孙甘露手稿
与此同时，粘稠、细致的情绪铺陈在《千里江山图》也是缺席的，故事情节依托于大量的人物对白和行动展开，标志着一种及物的、克制的、简洁的美学风格的形成。
与此同时不过，这样一部看似剔除了种种感性因素，“可读性”又非常高的小说却关涉着一个十分理想主义的主题。
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孙甘露如此说道：
《千里江山图》是关于理想和牺牲的，也是关于秘密和情感、遗忘和记忆。它源自那个令人难忘的时代，也源自我的出生地上海。我时常会想，我有机会在此生活、工作，已经是莫大的犒赏。
写作引领我们反思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令我们想象我们未曾拥有的。两者彼此审视，相互交融，令我们体会到，一生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就像历史学家常说的那样，荣耀很快就会消失，而那些为理想付出生命的人，才是值得后人永久地记忆。
《千里江山图》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可以说，《千里江山图》最核心的东西在于它所讲述的革命年代的信仰和热血。为了准确表现当年的历史面貌，孙甘露在史料文献的查阅方面做了不少功课，学习党史军史，请教相关专家，没有半点马虎。
这不仅仅是一个专业作家对自身创作的负责，同时也是对革命历史和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的鞠躬致敬。
在这个理想主义远去的年代，《千里江山图》以谍战小说的类型化面目出现，却最终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读者得以回顾百年前的风雨飘零，反思我们的来路和去处，或许这正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
行文至此，大概说明了什么促就了孙甘露的转变。
就选题而言，其中既有一幅画引发的朦胧的写作冲动，也有来自革命历史事件的启迪。而小说文体方面的转变逻辑则十分简单，用孙甘露的话说“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它的描写对象有关，我要写严肃的红色题材，写实主义的手法便自然而然出现”。
在有关《千里江山图》的研讨会上，孙甘露说：“我60岁以后，思想上确实发生很大转变。”究竟是怎样的转变，作家没有展开说明。
孙甘露
但在写作上从私人呓语到家国历史的“大转身”，似乎可以说明一些内容。
年岁的积累让一个作家从自我走向吾国吾民，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何况那宏大的历史图景里，还有他父辈的身影。
那么从《访问梦境》到《千里江山图》是否存在一条连贯的写作线索？《千里江山图》是否又意味着孙甘露对过去的某种“弃绝”或者“背叛”呢？
我想，一个小说家的自我革新既称不上必要的美德，也不能视为对过往的“背叛”，而只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事情。
为读者签名
正如张新颖教授所说：
“形象这个东西，是一时一地建立起来的，即便得以流传久远（譬如写入文学史），也无法据此推断这个人的此前 、此后，甚至当时。
当然有不少人终生致力于一种形象，这是一种自觉； 有人有这样的自觉，另外还有人有别样的自觉。 别样的自觉就是，形象，或者身份，就是形象或身份，哪怕极好极高的，也别被它限制住，限制住人的丰富和变化。 ”
在外人看来，孙甘露沉寂二十年后的《千里江山图》是一次彻底“大转身”，但对他自己来说，或许只是选择了另一种形式而已。
孙甘露早年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们不要冲着文坛的喧哗而写作，而应该冲着人世间的喧哗而写作”，在这一点上，他大概没有变过。
审核丨编辑：翟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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