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潘汉年会见76号头子李士群，谈了什么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出身寒门，幼年在家乡读过私塾，后到上海求学，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

1927年到1928年间，曾在苏联学习。回国后即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1932年他被国民党特工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逮捕后自首叛变，旋即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

同时令其参与编辑《社会新闻》杂志作掩护，又让他参与CC策划的“留俄同学会”的活动，以引诱留俄归来的学生为国民党服务。

李士群为人利欲熏心，凶狠狡诈，叛变革命充当国民党特务后又企图重新钻进革命营垒充当反革命内线，窃取革命情报向其上司邀功请赏。

他隐瞒叛变事实，要求中共允许他归队。

中共情报机关似已察觉其罪恶图谋，为考验他的诚意，令他参与执行消灭叛徒丁默邨的任务。

也许是同病相怜猩猩惜惺惺之故，李士群不仅没有执行中共情报机关的指示，反而向丁通风报信。

然后又与丁密谋“李代桃僵”之计，趁机将其顶头上司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除掉。

事发后，调查科严厉追查，李士群涉嫌被捕入狱，并且备受种种酷刑。后因证据不足，又因李士群老婆叶吉卿在外面进行了大量营救活动，调查科终于将李放出。

此后，李被继续留在调查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李士群脱离“中统”投奔了日本侵略者，充当汉奸。

经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丰一介绍，李士群到上海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手下去做情报工作。

由于他在日本人策划帮助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了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和影佐祯昭的赏识。

不久，即在他们的支持下与已经投敌的丁默邨合伙在上海建立了战时沦陷区最大的特务机关“特工总部”。

因最后选定在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为总部所在地，人们就以“七十六号”作为“特工总部”的代称。

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之后，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李士群、丁默邨又与汪伪合流，除继续经营“特工总部”外，又担任了汪伪政权的的许多要职。

李士群因其心狠手辣、干练圆滑而官运亨通。两三年之间，从一个小小的情报员，爬到“特工总部”主任的宝座，又爬上了汪伪警政部长、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省长等显要职位。

不过，李士群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汉奸大特务之后，并未就此死心塌地，准备在这条黑道上一直走下去，走到底。

经过十多年政治风浪的剧烈震荡和官场的升降浮沉，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有了进一步的经验积淀。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在政治上投机取巧实行多边的在日、汪、蒋以及中共之间走政治钢丝的策略。

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策略。但他就像一个已经屡遭挫折输怕的赌徙，再也不敢把赌注全部只押在一个点子上，惟恐一次就把老本全部输光输尽。

他在苏联留过学，又在中共党内熏陶过数年，马列皮毛和社会发展科学知识从实用观点出发也多少掌握了一些。今后的中国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他也不能不有所考虑。

因此，他在投靠了日本人，充当了大汉奸，帮助日伪干着许许多多坏事的同时，又向蒋介石政府暗送秋波，在和“军统”大打出手一阵之后，又密电向军统表白：

“今后决定停止捕杀渝方人员，望彼此谅解”云云。

对于中共，他也不想把路走绝。他看到中共在抗战爆发后的迅速发展壮大，看到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于是他也不失时机地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传递信息：希望中共能够派人和他取得联系，他将尽可能为中共、为抗战作一些有益的事。

李士群的所有这些动作，当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留退路，留后路，所谓“狡兔三窟”是也。

中共方面对于李士群的叛徒性格以及他的“三窟”之计当然也并非没有明察。

然而政治斗争的策略和侦察情报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普遍的规律，都促使中共方面不能不重视李士群这个人物的特殊经历及其可能被利用的价值。

当潘汉年坐镇香港统一谋划和部署敌后情报工作时，李士群向中共所传递的信息被他及时抓住了。

他向中央社会部报告了李士群的这一新动向和自己准备采取派人去和李士群联络的工作计划。

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央社会部的同意。于是，潘汉年开始做起了李士群这一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