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占领旅顺，胡作非为，我党一干部坚决抵制，后来怎样了

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对旅大问题作了如下规定：

“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

这一条款就是让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我国东北霸占的旅大港口。

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

苏联作为回报，承诺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由其接管东北。

该条约在旅大问题上，虽然规定旅顺港中苏共同使用，旅大地区的防务委托苏联政府，旅大地区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苏军在旅大地区却实施了全面的军事管制。

抗战胜利后，我党着眼未来，派了10万大军和1万名干部到东北工作，其中时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被分配到苏军占领下的旅大，担任地委副书记。

刘顺元当时还不知道《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内容，因而也不会知道苏联竟会继承沙俄的衣钵。

作为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刘顺元一向对苏联怀有特殊的崇敬仰慕之情，然而初到旅大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对苏军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忧虑和困惑。

苏军1945年8月22日空降占领旅大时，曾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

但苏军纪律出乎意料的败坏，猥亵甚至强奸妇女，劫夺公私财物，拆走工厂精密机器等等，时有发生。以致不久即引起了旅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感。

刘顺元初到旅大后，耳闻目睹了苏军纪律败坏的种种劣迹，甚感纳闷和忧虑，曾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并提出建议，但收效甚微。

苏军为了在表面上将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中方管理，在其策划和操纵下，于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

苏军竟指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劣迹的大连商会会长迟子祥任主任，刘顺元担任了副主任。这一机构名义上由中方掌管，实际上仍为苏军牢牢控制。

苏军还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中共旅大地委进行公开独立的活动。

苏军的这些专横举措，使到旅大不久的刘顺元很为困惑和不满。

为阻止国民党接管大连的行政权，苏联在1947年3月以后，决定抓紧在旅大地区建立一个听命于苏联的由中方人员任行政长官的关东行政公署。

为此，苏共中央政治局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前来旅大主持筹组工作，刘顺元参与了筹组工作的全过程。

在筹组工作中，苏军专横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

矛盾的焦点是行政官员的人选问题。

苏军坚持由在日占时期当过多年汉奸的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由其推荐的人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关东银行行长。

如果中共旅大地委同意如此安排，苏军可同意刘顺元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并由中共干部继续掌管旅大公安总局、法院和检察院…

这个方案就是将旅大的行政权、财政金融权交给对苏军俯首贴耳的大汉奸迟子祥，中共旅大地委的责任只是帮助苏军维持社会治安。

苏军指定日据时期的大汉奸迟子祥任公署主席，遭到普遍反对。刘顺元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向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

这位苏军中将专横地表示，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强令中共旅大地委必须保证迟子祥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

鉴于苏军如此专横武断，刘顺元提请中共旅大地委将与苏军的争议，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南满分局。

当时这两个领导机关忙于组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要战役，无暇顾及此事，只是笼统地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政方针还是以苏为主。”

这样中共旅大地委和刘顺元只好站在屈从的位置，勉强同意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

关东行政公署建立后，仍然要听命于旅大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民政局。

遇事还是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叫到苏军司令部听训话。

对关东行政公署的日常工作，苏军司令部事无大小都要过问，重要会议都要派人监督。还给所有行政机关派上军代表进行监控。

凡此种种，中方官员稍有不逊或抵制，便会扣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甚至由克格勃加以逮捕、枪决。

刘顺元对这一切虽有争议和不满，但还是忍耐着，因为当时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

可到后来，旅大地区接连发生了几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中方权益的事件，刘顺元在忍无可忍时进行了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