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青年朱育理到苏联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学习，在听完一位叫伊娜·库里申科的女同学自我介绍后，突然想起当时中国也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英雄叫格里戈里·库里申科，这两人会不会有关系呢？
一天，朱育理找到伊娜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好奇。当伊娜听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这个名字时几乎尖叫起来：“那是我父亲。”
在这之前，伊娜并不了解父亲的具体情况，她一直以为父亲失踪了。在听完朱育理讲述库里申科的事迹后才惊奇地发现，在苏联不为人知的父亲，却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
正是这次偶然的相遇，不仅揭开了伊娜心中的谜团，也使她与中国有了更多的联系。1958年，受中国邀请伊娜和母亲塔玛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典礼。他们来到中国后，周总理亲自接待了他们。总理深情地对塔玛拉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在苏联默默无名的库里申科，是如何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的？为何他的具体情况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知道呢？
库里申科雕像
库里申科于1903年出生在沙俄统治下的乌克兰基辅附近一个农奴家庭，受尽了剥削和压迫。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农奴才得到解放。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勾结列强向红色政权发起反扑。
库里申科的父亲为了保卫革命成果，毅然告别妻子走上战场，经过三年的战争他满身是伤地回到家乡，不久别因旧伤复发离开了人世。厄运并没有结束，一年后库里申科的母亲也因为伤寒病逝。
库里申科和几个兄弟一度沦为乞丐，迫于生存只能到富农家当长工。直到遇到来自科尔申的共青团书记，由他介绍，库里申科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打工。在这里他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库里申科从小就梦想着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战士，在上世纪30年初他便应征参加了红军。由于在部队中表现优异，又由陆军转为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员。到1937年时，他已经成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
回溯历史，1937年绝对是对世界格局影响至为深远的一年。虽然学界普遍将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但从1931年开始，中国人民已经开始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肆虐。尤其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客观上加速了法西斯阵营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准备并不充分。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部队尚未完成整训，战略物资储备也不充足。在8月7日的国防联席会议上，何应钦向老蒋报告，库存弹药仅够用6个月，建议其立即向外国购买。
中日之间最悬殊的是飞机、大炮等重武器。抗战爆发前，全国仅有不到300架飞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无法应用于实战的老旧飞机和教练机。抗战前3个月中国空军几乎损失殆尽，到南京保卫战前夕仅剩20多架飞机，彻底丧失制空权。
抗战时期中国飞行员
武器到底要向哪个国家购买？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是亲欧美的，德意与中国关系不错，但他们与日本更亲密，抗战爆发后就停掉了对中国的援助。英法实行绥靖政策，不愿引火烧身。而且由于日本还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就连欧美的商船也停止了运输。
美国由于国内舆论压力实行所谓的中立政策。一开始他们宣布不向交战国出售战争物资，但却默许交战国自行前往美国购买。中国海军仅有的几艘军舰，在淞沪会战中就自沉用来堵塞长江航道了。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能继续购买，而中国买不到。
老蒋四处求援无果，而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又节节溃败，这种情况他只能去找自己一直敌视的苏联。他派手下向苏联驻华大使提交了一份包括购买350架飞机、200多辆坦克和236门火炮的协议草案，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技术人员。
很快，中苏便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10月份开始便陆续向中国运送武器。苏联为何会如此积极呢？
众所周知，日本人心中最大的敌人是苏联而非中国。在日军内部一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东北为跳板先打败苏联；一种是沿中国海岸线南下东南亚获取战争急需的物资。
这两种意见争论很大，日本高层迟迟无法下决定。苏联对此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但对于苏联来说最大的威胁并非日本，而是西线的德国。由于国力有限，苏联无法两线同时作战，只能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德国。
而西线的日本，苏联人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因此才会爽快地给中国援助。从功利性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次双赢的合作。
不过尽管苏联提供了飞机、坦克、大炮，但专业技术人员尤其是飞行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而战争又迫在眼前，苏联最终决定直接向中国派遣飞行员。
1937年10月，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成立，包括2个驱逐队、2个轻型轰炸队和1个重型轰炸队。共有飞行员256人，轰炸员120人、机械员280人、通信员86人、仪表员6人。他们于当月底起被分批派往中国。这项行动在苏联被称为“Z计划”，而中国将之称为“正义之剑”。
苏联飞行员
由于苏日之间尚未撕破脸皮，为避免刺激日本，行动极为保密，就连飞行员出发前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更不允许他们向家人提起任何信息。
12月1日，第一批伊-16战机抵达南京机场。当天南京上空爆发激烈空战，苏联飞机5次升空。尤其是在傍晚的一次空战空，击落了日机5架，俘虏了4名日军飞行员。次日，苏联轰炸机对停泊在上海的日军军舰进行了轰炸，炸沉1艘巡洋舰，炸伤6艘军舰。
南京沦陷后，苏联航空志愿队又在南昌、广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与敌激战，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1938年2月23日，志愿队对日军控制的台北松山机场进行突袭。将其一个储备着足够使用3年的航空燃油仓库炸毁，还导致松山机场瘫痪了一个多月。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由于作战半径增大，原有的轻型轰炸机已经难以满足需求，苏联便将重型远程轰炸机调往中国。苏联飞行员6个月轮换一次，库里申科担任大队长第二批出发。
在接受任务后，库里申科回家与妻女告别。当时2岁的伊娜已经入睡，库里申科不想吵醒她，只是亲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他告诉妻子塔玛拉：“我将要飞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且离家的时间，不止一两个星期。”
塔玛拉像往常一样帮库里申科收拾好行李，她期盼着丈夫早点回来。在与妻子吻别后，库里申科随手把家里一张全家合影收进了口袋。塔玛拉不禁“啊”地叫了一声，眼泪瞬间流了出来。她似乎预感到不祥，因为以前库里申科出去执行任务从来不会带照片。
库里申科摸了摸妻子的头，转身向门外等候他的汽车走去。
不久，库里申科率飞行大队抵达成都。库里申科与其他战士一样，都期盼着早日上阵杀敌。但当时他们所在的机场跑道短而窄，难以适应重型轰炸机。
抗战时期的中国
在飞行员一再要求下，国民政府发动了附近7000多名农民对机场进行了改造。尽管语言不通，这些农民每当看到飞行员时，便会跑上去将他们团团围住，拉着他们的手。用各种表情和肢体动作，向他们表达着热烈的欢迎。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库里申科便与附近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他感同身受。他曾对自己的翻译说：
说实话，我像体验着我的祖国受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每当我看到成都及附近遭受到日本飞机轰炸的建筑物和因躲避空袭而逃难的人群，心里就十分难过。日本人为什么要轰炸那些手无寸铁的老人、小孩和妇女呢？
库里申科还承担着培训中国飞行员的任务。他一遍又一遍地向中国学员讲述飞机的性能、特点、操纵方法，亲身示范，带着学员一遍又一遍地试飞。此前，中国飞行员由欧美教官训练，养成了不爱护战机的坏习惯。喜欢摆样子、玩花样，降落的时候也漫不经心。库里申科对此毫不留情地批评：
飞机，是国家的宝贵财产。损坏一架就少一架，损坏一个零件，也要到万里之外去补充！对欧美教官来说，中国多损失一架飞机，他们的军火商就要多卖出一架飞机。而苏联没有军火商，多损失一架飞机，就少了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
库里申科严格的教学和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很快赢得了中国飞行员由衷的敬佩。
在训练完飞行员后，库里申科开始执行轰炸任务。日军攻占武汉后，将汉口一座赛马场改建成航空基地，部署了300多架飞机，取名“W基地”。这里也是中国空军的重点打击目标。
1939年10月3日，库里申科接到命令率9架重型轰炸机轰炸敌人机场。凑巧的是，当天上午10点左右，日军曾起飞20多架战机担负警戒任务，直至中午11点半左右燃油耗尽才降落，这让他们无法立即起飞迎战。
而且当天日军又派了6架新型飞机到汉口，日本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司令塚原二四三少将正集合该部几乎所有军官在机场边的临时战斗指挥部举行欢迎仪式。
12点40左右，库里申科率队抵达目标上空，日军飞机无法起飞拦截，只能靠高射炮防御。苏联飞机投下炸弹后，机场顿时火光冲天。库里申科在投弹时电路突然出现故障，导致他未能将炸弹投到机场正中央，而是投向了机场东北角。
但这一下歪打正着，命中了日军的指挥所。塚原二四三手臂当场被炸断，另炸死日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130多人，伤300多人，停靠在机场上的60多架飞机也被炸毁。而苏联航空队毫发无伤，全部顺利返航。
世界各大媒体都对这次振奋人心的轰炸进行了报道，他们无不对“中国空军”高超的技术感到惊奇，甚至吹嘘这是美国或英国飞行教官们所教学生的“考试答卷”，也有媒体猜测可能是“教官本人的杰作”。没有人想到，这是苏联飞行员所为。
日军被轰炸后立即决定进行报复，他们接连数日派出飞机企图对重庆进行轰炸。中国空军和苏联航空志愿队共同起飞迎敌，几场战斗后日军3架飞机被击落，数架飞机被击伤。
1939年10月14日，苏联航空志愿队再次出动20架轰炸机对汉口日军基地进行轰炸。中午11时30左右，苏联飞机投下炸弹后陆续返航。据战后资料统计，这次轰炸共炸毁日机30多架、弹药库一座、卡车五六十辆、汽油桶数百个。
轰炸时，志愿队并未遭日机拦截。但在返航途中库里申科率领的编队与日军9架战斗机遭遇，双方进行了30多分钟的激烈空战，共击落3架敌机。而志愿队一架轰炸机也在遭到重创后坠落，3名机组人员跳伞后有2人中弹牺牲。
库里申科驾驶的轰炸机也因油箱和左发动机中弹无奈退出战斗，他沿着扬子江飞到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了平衡急速下坠。库里申科本来有机会跳伞，但江两岸布满了民房，跳伞后飞机将失去控制极有可能危及两岸的老百姓。
千钧一发间，他毅然选择与飞机共存亡，沉着地操纵飞机慢慢贴近江面，最终坠入江水中。两名机组人员爬出机舱后被附近的群众救起，而库里申科由于连日来的训练和作战体力消耗过大，爬出机舱后无力游到岸边，却被无情的江水吞噬。
库里申科的妻子和女儿
万县政府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沿江民众打捞飞机，寻找落水的飞行员。直到11月3日，人们才在下游的猫儿沱附近找到库里申科的遗体。此后万县政府为库里申科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当天几乎万人空巷，大家纷纷走向街头，向守卫国家蓝空的英雄表达敬意。
出于保密原因，官方并未公布库里申科的名字，而是在他的墓碑上刻着“古大队长之墓”6个字。
1941年6月，欧洲形势愈发紧张，为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将航空志愿队分批调回国内。据有关史料统计，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共击毁日机达446架，毁伤各类日舰100多艘。尤其是对汉口的两次轰炸，被日本战史称为在中国遭受的最重损失。
期间，苏联航空志愿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共有211人牺牲在中国战场。
库里申科牺牲后，她的妻子塔玛拉收到了一张阵亡通知单。出于保密原因，她只知道丈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具体如何牺牲，牺牲在哪，安葬在哪？则一无所知。
年幼的伊娜总是好奇地问妈妈：“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而我没有？”避免她年幼的心灵遭受创伤，妈妈总是告诉她：“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执行任务。”随着伊娜长大，渐渐懂得了父亲一直不出现意味着什么。只是她们都不知道库里申科的下落，只能把他当作失踪了一样。
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无数英雄，而库里申科牺牲在异国他乡，显得有些无足轻重，这让他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伊娜在大学里遇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才让这个尘封的故事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库里申科墓地
尽管库里申科在苏联不为人知，但中国人民从未忘记他。解放后，中国重新为库里申科修建了纪念陵园。从1958年库里申科的遗骸迁葬后，就有一位叫谭忠惠的妇女志愿为英雄守墓，每天打扫英雄的墓地。老人去世后，她的儿子魏映祥又接过了这份工作。
2009年，库里申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铭记英雄，才不负他们的牺牲。中国有两句很现实的话，一是“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就是人一旦有钱有权，周边自然会出现很多想要沾光的亲戚朋友，大部分发迹的人出于颜面也会进行一些照顾，自古以来莫不如是。
毛泽东在成为新中国的国家主席后，想要从他这里搞点特权、谋个一官半职的人也不少，像主席的妻弟杨开智、表哥文运昌、堂弟毛泽嵘等等。
面对这样的请求，毛主席基本上都拒绝了，他通常会告诉这些人：我是国家主席，要为大多数人谋求福利，不能只顾自家。你们是我的亲属，不能想着搞特殊！我给你们提供了便利就会被说闲话。你们没事不要来北京，来了也不应当让我来推荐入职。
不过毛主席也曾破例过，建国初期他收到了一封表哥王季范寄来的求职信，很快就邀请王季范赴京。
在王季范再次表达自己想为国家做点事时，主席笑着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哪会没有事做，我已经替你盘算了一件事——政务院参事，为建设国家出谋划策。
看起来主席这一次似乎是动了特权，但了解过王季范的生平后就会发现，他的确有能力担任这个职务，举贤不应避亲！
王季范188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他的母亲与毛主席的母亲是亲姐妹，所以他是主席的表兄，他比主席大九岁，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主席称他为“九哥”。
他从小熟读经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主席幼年时常住在外婆家，王季范经常在学问上教导主席，所以两人的感情很好。从王季范这里，毛主席首次接触到了新文化，这也影响到了主席的人生。
1910年，毛主席想要去附近的新式学堂东山学校继续读书，但父亲毛顺生不同意。
毛顺生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但也具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读书没必要认识那么多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一些算数就够了，其他的用不到”，“多读书固然好，但读书太花钱，很划不来”。
他决定先让儿子去米店当学徒历练几年，到时再接管自己的田产和小生意。这与毛主席的期望完全不同，所以父子俩爆发过争吵，可中国老式父辈，又岂是儿子能用几句话改变心意的？
眼见没有办法，毛主席便找到一众亲戚为自己说情，王季范就是说服毛顺生的关键助力。
王季范当时在长沙读书，很有见识，整个家族都高看他一等，当他听说了表弟的事之后，就劝说姨夫毛顺生：“现在这个时代不读书就没有用了”。同时王季范还慷慨承诺要资助表弟读书。
毛顺生经众亲戚这样一说，最终才答应让儿子去上学。这对于毛主席来说，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
1911年，王季范从长沙优级师范毕业，没多久就去了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数学教员。三年后，毛泽东所在的第四师范并入了第一师范，正好成了他的学生，两人从此不仅是表兄弟，还是师生！
当年毛主席求学时，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因为父亲本就不太赞同他读书，所以每次只会给他极少的钱，这些钱交了学费就所剩无几了。
然而毛主席特别喜欢读书，每个月都会购买一些书籍，加上他心地善良，常常会救济班上贫困的同学，父亲给的那点钱根本就不够用。因此每当他急用钱时，都会找九哥王季范借，王季范对表弟的请求就没拒绝过。
1915年上期，湖南省议会发布规定：从秋季开始，每个学员要多缴纳10元学杂费。这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学校里有人就反映，这是校长张干为讨好政府而提出。于是，湖南一师掀起了“驱张运动”。
张干得知消息后非常生气，下令要把毛泽东等带头闹事的17个学生全部开除。
当时正在一师担任学监和数学教员的王季范知道事情闹大了，他不想毛泽东就此离开学校，然而就他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于是他找到了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等校内几位有威望的教员一同商量对策。
这些教员一致认为毛泽东他们并没有错，所以集体提出罢教向张干施加压力。最终张干只得撤销对毛泽东等人的开除处分。
这又是毛主席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多亏了王季范的出面奔走，使毛主席可以继续学业。
毛主席投身革命后，曾多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追捕，而王季范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和名声，数次帮助表弟脱险。只不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两兄弟就有数十年没有再见。
1928年，王季范离开一师担任长郡中学校长，当时长郡因为前任校长的懈怠，已经日益荒芜，是用了近十年的时间重振了校风。
九一八之后，王季范经常告诫长郡学子要爱国，希望他们能肩负着建设祖国未来的重任。一次孙中山纪念周的集会上，他针对社会上的“恐日”逻论，写下两行大字：站在宝库上哭穷，睡在武库上害怕。
鼓励学生们不要畏惧，“睡狮要醒过来，明耻教战、厉兵秣马，定可迎头痛击来犯之敌。”很多学生在他的感召下，投入了抗日大业。
1937年，王季范受邀去河南教育所担任秘书长，只不过他无法适应当地的天气，三个月后即返湘，此后担任过广益中学校长、育才代校长、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校长。
1944年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在日军的轰炸下被毁，王季范便从长沙迁往湘乡，租用了几间民房继续讲学。如此赤诚的育人之心，实在令人佩服！
当时湖南教育界也有门户之见，王季范就是优师系中的为首之人，誉满三湘！
新中国成立后，王季范得知自己的学生兼表弟毛泽东成为了国家主席，心里十分高兴，但他极有风骨，并不想借此机会来谋私利。只是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个治国重点，以供参考。
同时也修书一封，谈及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袁吉六很早就去世了，如今他的老伴孑然一身，连吃饭都吃了问题。
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也非常感动，一来恩师袁吉六当时对毛泽东极好，他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而师娘也与恩师有一样的风骨，知道毛泽东成为主席后也没有请求接济。二来王季范的信不是为国家、就是为他人，从来没有为自己争取什么，如此情操怎能让人不佩服？
于是毛主席写信给湖南省政府，要求给袁吉六遗孀一些照顾，同时也邀请王季范入京一叙。
来到北京后，毛主席对王季范礼遇有加，每当有湖南老乡相聚，毛主席都会邀请王季范一起参加，并且毛主席介绍王季范时非常隆重，直言：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我。
在北京的时间长了，王季范心中开始变得不安，觉得如此虚度不如再为国家做点什么，于是就去中南海找到毛主席，开门见山说：润之，我应命来北京，是想替国家做点事。你交点事给做，我心里会踏实一些。
“莫急”。主席笑了笑后接着就说出了本文开头那段话，让王季范担任政务院参事，为国家出谋划策。
见被安排了如此重要的职务，王季范连忙摆手拒绝，说自己没有能力无法胜任。毛主席却说他搞了几十年教育，在整个湖南都很有名，见多识广又有威望，这是完全可以的。
为避免表哥再次推辞，毛主席坚定地说：你之前给我提过三个治国重点，不是有‘用贤才’一条吗？古人都知道‘内举不避亲，外养不避任’，我们要建设的新中国，就更要。你是我的表兄，但更是贤才，我就是请你出来工作嘛！王季范这才同意。
的确，王季范本身就是贤达，他几十年孜孜不倦教书育人，名望、能力都有，如果因为是亲戚的关系就不用，那就是埋没了人才！
此后他还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国家提出过很多重要建议，周总理对他亦多有夸赞。
1972年7月，王季范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毛泽东特意送了花圈，缎带上写着：“九哥千古！”
王季范与毛主席不仅仅是兄弟、师生，更是同志、革命至友，透过这段特殊的感情，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不一样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