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不再是巨轮,而是舰队

董:您刚提到的,只要在企业内部简政放权,把决策权,把人、钱和事的权力都放到一线。现在从效率、结果、数据看,其实是提升的。

张:它不仅仅是提升,重要的是,很多新的领域,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只做冷冻设备,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东西。放开后,他自己创造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我说海尔不再是一艘巨轮,而是无数个哥伦布号,每一个链群都是一个哥伦布号,它要自己去创新。

一艘巨轮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法进化。我现在是退了。我退的时候,叫一个生态的交班吧:就是我交的,并不是一艘大轮船。我交的就是一个哥伦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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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了两年了,这两年,有很多他们做的新东西,我都不大清楚了,就是我原来都没想到的,(他们可能已经做出来了)。为什么呢?这个组织是不断地向前发展。所以,这就是一个进化的生态。

董:您不担心企业在未来,它发展的方向跟您一开始设想不一样?

张:我的理想是这个企业不应该像现在一些传统企业,包括国际上那种巨无霸的企业那样。我希望它发展成像一个联邦,再进一步,甚至它就像一个邦联,每一个部分都具有非常大的自主权,都在发展。

我们现在有些创业公司做得很好。我们有个规定,(创业者)一定要拿上一部分钱,作为你的投资。有的人就把房子抵押了把钱拿上。创业成功之后,他们有的现在准备上市,我们公司原来占有的股份让渡一部分给他,公司都不占大股。

我就是要让你充分发挥,而不是一定要把他掐住,对吧?就是让每个人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创造一个非常卓越的公司,当然很难了,更难的不是这个。更难的是,你能不能打造一个平台,让这个公司所有人都成为卓越的创客?每个人成为卓越的创客,比创造一个卓越的公司更有价值!换句话说,成为一个卓越的公司,并不等于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卓越的创客!

从《道德经》获取智慧:无为而无不为!

董:这一点很难啊!很多人,比如一个人他会游泳,他游得很好,如果教别人游泳,他恨不得规范到姿势、呼吸、换手的频率。如果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做得好,他一定会成为这个领域里非常苛刻、非常挑剔,特别喜欢指导别人的人。

您的企业管得这么好,您是怎么说服自己,做到这么简政放权的?然后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这是什么契机啊?

张:我一直对老子的《道德经》非常感兴趣,这个书我看了几十年了。这本书的核心和现代流物联网时代是吻合的。《道德经》的核心就是一个字,按照形而上的本体论来说,就是一个“无”字。

就是“无”和“有”的辩证关系,它有句话,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无”是什么?其实就是混沌。

混沌就两个特征,第一,它是动态的,第二是非线性的。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怎么可以把每个人都控制住呢?(既然控制不住,)我就放权给你,叫你充分发展。这样反而成为生生不息的一个体系。

成为世界500强之后,发展动力在哪里?

董:当时是有一个什么事情影响了您?还是说怎么突然就决定要这么做?

张:2005年9月20号我们“人单合一”,到现在将近20年。为什么提出这个呢?我们感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在哪儿?潜力在哪儿?

为什么是2005年提出来呢?那年初公布的世界500强的入门线,大概是1016亿吧。我们当时是过了1000亿,差不了多少了。我们想,再努一把力就没问题,肯定进500强。

我们想,今天要进去了,后边的发展后劲在哪里?答案是没有。因为不可能全世界的冰箱都由我来做。所以就想了,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缺乏发展动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和别人一样,患上了大企业病。所谓“大企业病”就是你决策越来越慢,离用户越来越远。

我们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要改。现在企业都是正三角:下边是员工,中间是各级领导,CEO在最上边。我们要改成倒三角:要员工直接对着用户,但问题来了,这些中层部门怎么办?所以就一步一步地改,把员工变成自主人,又变成小微组织,慢慢地再变成了现在这样。这个过程,我们持续了好多年。

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也有很多质疑。国内的管理学家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国外就没有这样的。我们甚至到哈佛大学商学院去,那些顶级教授在一块,都质疑:这个东西怎么办?没办法。但是,我们自己觉得这是个方向,必须要这么做。

在这当中,我们更多地和那些国际大牌的,提出超前理论的,但是又没落地的这些专家,做了很多接触。这书里头提到最多的就是北京大学的胡泳教授,因为他和我们接触有20多年了,他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最早翻译了很多物联网的书籍,而且物联网意识比较透彻,所以我们和他接触,对我们今天没有全力去做电商,而是来做物联网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一个,世界战略管理大师加里•哈默,他是最早提出去掉科层制的,但在美国推不起来,他和我们接触之后,发现我们这里去掉了科层制了。所以他写的那本畅销书《人本共治》,就举了海尔这个案例。还有像提出量子管理的那个丹娜·左哈尔,大家公认21世纪的管理,就是量子管理,但这个在国外叫好却没有人落实。

她到中国来了很多次,看到我们之后,她觉得她提的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落地了:第一是量子组织,第二是量子自我。量子组织是什么?按照定义就是“动态组织”。我们的链群合约完全就是动态的。而量子自我的定义就是“独立的自我”,又是一个“为他的自我”。独立的自我,你在做利润创新,为他的自我,你得和用户结合在一起,在这他也找到了,所以说这些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都知道:体验经济创始人约瑟夫·派恩,他有句名言“硬件是有形的,软件是无形的,而体验是令人难忘的”。他到我们这儿来一看说:你这个体验比我那个还要好,是一个生态的体验。

还有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教授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就两点:第一,在签订契约的时候,不可能想到今后动态会发生哪些事。因此静态签的条约,在出现动态变化的时候,没法应对;第二,签订了契约,最后分享的结果你没法把它定下来。

他们来海尔看到这个,说很好,他们自己说了一句话,“海尔这个‘人单合一’,解决了国际上大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搭便车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很多人可以趁机浑水摸鱼,滥竽充数。

还有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他30年前就提出这个理论了,他对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在国内国外人家都说挺好,但是就不能落地。他来一看,海尔把它落地了。他和我交谈之后,准备另外再写一本书——《人本生态系统》,他认为人还是第一位的。

“企业即人,管理即借力”

张:我觉得我干了40多年企业,总结起来就是九个字:“企业即人”,“管理即借力”。

我认为,企业不管有多好的资产,能够增值的就只有人,其他的都不能增值,咱们老百姓有个口头语是“死店活人开”,就是说店一开就是静态的,但是干得好不好,那就要看人的本事,有的人做就盈利,有的人做就亏损。

第二,管理即借力。管理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你是把所有力量都借用到,既包括把企业内部人员力量调动起来,也包括吸引外部力量。

所以,我非常欣赏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太上,不知有之。就是说最高明的领导,部下是不知道你的存在的。不知道你的存在,能干得很好,靠什么?就靠你的机制。

其次,亲之誉之。就是人家愿意亲近你,赞誉你。

其次,畏之。就是害怕你。现在很多领导跟我说,我一到车间,哇!员工吓得不行了,他觉得自己管理很成功,其实是很失败。已经到了老子所说的第三种了,离第四种就不远了。

第四种,再其次是什么呢?就是辱之。侮辱你,那就骂你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必须要做成生态。如果不做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与时代同行: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董:您分享的这些,大家都很激动,也很受教,大家都致敬您这样的成功企业家!我们历史上诞生的很伟大的这些人,他往往要在一个超级集中的政治体系下,或者社会状态下,才能实现很多自己的目标。

但是您把权力包括决策权、经营权都放到了一线,还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大家好像看着一个梦中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一样。现在对很多人来说,管理有个问题,就是看书一看就会,但是管理一做就废。如果看完您这本书,自己想应用到企业中,您对他们有哪些要提醒的?

张:这个倒是很大的问题,管理的书汗牛充栋,到处都是,大家看了看,不知所云,我觉得第一个,千万不要把那个管理宝典当回事儿。你可以一起看,没问题。他就是成功了,也有一句话,“成功不可复制”,甚至是写这本书的人,可能没多长时间也失败了。

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去体会,怎么体会呢?我个人的体会,就是与时代同行。我们有一句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代的企业”。

所谓“时代的企业”就是你踏上了时代的节拍,你能永远踏上时代的节拍吗?这个就不能。所以要不断地去探索这个新的机遇在哪里?但丁有一首诗《神曲》里有个《炼狱》篇里头一句话,我体会很深。引路人维吉尔说:“跟着我走,让别人说去吧”。

在马克思《资本论》当中,这句话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个维吉尔是引路人。

我们在实践中,谁是引路人?就是时代!你踏准时代节拍就可以。包括海尔,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怎么可能有海尔呢?

我们只是踏准了,或者说那个时代给我们创造了机会而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时代的机遇。

说远一点,其实佛教的核心理论就是缘起性空。因缘而起,自性为空。企业成功是因为抓住了机缘才能成功。你本身有什么?你本身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瞬间的事,对吧?就是因为你在时代的变迁上,你找不着路了嘛。踏不上节拍了。

“三子”智慧:让海尔发展壮大

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小时候在书上听的话,当时就当成背书和考试去用,多年以后,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结合很多优秀企业家们所分享的经验,我们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大家对海尔的故事都特别熟悉,也特别好奇。我们希望再聊一聊更早的故事,就是05年之前那段时间的海尔,当时对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我到海尔去的时候,海尔是个什么状态?海尔当时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且只有几百人。是一个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小企业。那时候不管叫谁到这个企业去,都没有去的。

我是1984这一年当中去的第四个厂长,其他人到那就走了。我去的时候,所有车间没有一叶玻璃,没有窗扇。为什么呢?窗扇卸下来取火用了。窗户是空的,用塑料纸封上。

我接手工厂几百人,摆在我面前是52份请调报告,就是所有稍微有门路的都要离开。当然,要经过工厂批准了。另外一个就是没钱发工资。它不是国企,国企是可以到银行贷款的。它是集体企业,所以要出去借钱,开工资。

我一开始搞劳动纪律标准,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车间大小便,这哪叫个工厂,是吧。那时候,这个工厂已经很差很差的了,所以说没有想到干到什么样,干到多么大多么大,这个根本没想。想的只有一条:让大家吃上饭就行,仅此而已。

但是你总归要把这个厂运转起来,我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大抵是借用了“三子”:一开始是用的“孔子”,后来市场竞争用的是“孙子”,现在我们用的是“老子”。

为什么要用孔子的儒家学说呢?因为儒家学说强调服从,强调纪律,强调团队精神。我们想,怎么样让大家先对企业树立信心呢?我就用了孔子在《论语》当中的一句话:就是“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你带头干,别人会不干吗?所以,我们工人干8小时,我们几个创始人每天工作是十几个小时,平均是14个小时,没有节假日,那工人没什么话说,大家都跟着一块干。

但是这样干还不行,大家还要知道应该怎么干。我们应用《礼记·大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既然你今天能做好,你明天、天天就能做好。做好之后,你应该每天做比昨天更好。我们由此产生了“日清工作法”,当时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就是八个字:“日事日毕,日清日高”。

“日事日毕”就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必须做完,不能拖到明天。“日清日高”就是今天做的事,你清理完了之后,比昨天有没有提高?我们当时给他算了一个账,如果每天都提高1%,70天就是提高一倍,就是翻一番。

董:这个跟丰田管理有点像,就是微进步、微调整,每天都有提升,然后东西就会越做越好。

张:对,就是改善,不断地改善。这个做了之后,企业就开始好了,而且有市场竞争力了。做好了之后,我们更多采用了《孙子兵法》,这里头有很多市场竞争的东西,但是我们用他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就是有的兵进攻的速度并不是太快,想投机取巧是快不了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大家都说“兵贵神速”,他怎么说“兵贵拙速”呢?“拙”“笨拙”的“拙”,并不是说慢速。这个“拙”就是说你要把很多基础工作做好,最后才能出现《孙子兵法》里说的另一句话,就是:“始如处女,后如脱兔”。

这个在我们这里真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加入WTO之后,国家要求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唯一一个不贴牌的,所有出口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的牌子。

那时候有美国经销商到青岛来找我,说,“我们测试了一下你们的冰箱,(当时说的都是小冰箱,100升以下的了)我们测得,你们的冰箱是最好的,你们如果打我们的牌子,我们可以把你们的销量提高很多,而且价格也给你提高”。

我说“那对我们现在当然是个好事,但是以后,那永远不可能再有海尔这个品牌了”。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看起来比别人慢得多,但到最后就不一样,我变成这个全球化。现在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一共有138家工厂。

而且我们兼并的像美国通用电器(GEA)、日本三洋(Sanyo)、新西兰斐雪派克(Fisher & Paykel),还有意大利的卡迪(Candy),我们是国际兼并上唯一没派人去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国际化,使我们很了解当地的市场,也知道怎么样和当地融合。

到现在,我们工作就用老子的(智慧)。因为老子说的道家的话,我们现在时代就是一个乌卡时代(VUCA),这乌卡时代说的就是一个混沌时代。

怎么来解决这个混沌?我们就用老子“无为而无不治”的思想,就是领导者不要去发号施令。领导者只创造机制,让每个人发挥作用,你不去发号施令,别人反而可能会做得更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