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来得有些仓促。楚庄王熊侣未及好好享受霸主的风光，就辞世而去。
那是公元前591年的秋天，北方的两个大国晋国和齐国正在酝酿一场大战。当然那与楚国无关，熊侣也无缘得知大战的结局。他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楚国进入了“后庄王”的时代。
熊侣在位二十三年，他的一生为后人津津乐道，不仅仅因为他的赫赫武功，还因为许多近于传说的故事，那些真伪莫辨的故事让他在后人的想象中变得立体和丰满。除了“一鸣惊人”之外，类似故事中最经典的当属“庄王葬马”和“绝缨之会”。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说，熊侣曾经有过一匹心爱的马，就像当年卫懿公好鹤一样，熊侣对这匹马宠爱有加，让它穿华衣美服，住富丽堂皇的屋子，睡的是设有帷幔的床榻，吃的是精心制作的枣干。结果这匹养尊处优的马得了肥胖症，一命呜呼。熊侣很难过，令臣子们为马治丧，要求以大夫的规格。众臣觉得太过分了，纷纷进谏，就像“一鸣惊人”中那个相似的桥段一样，熊侣说：谁再进谏，我就把他杀了。一个被称作优孟的歌舞艺人，大概也颇受熊侣喜欢，闻之入殿大哭，哀痛万分。熊侣很惊讶：你哭什么？优孟说：此马乃我王心爱之物，以我楚国之强大富足，怎能以区区大夫之礼葬之？此礼太薄，请以人君之礼葬之，如此，诸侯们听说了，就知道我王贱人而贵马了。熊侣听完，幡然醒悟，令人把那匹死马送到了主管宫中膳食的太官那里。
“绝缨之会”，见于西汉刘向所著的《说苑·复恩》篇，此文提及，公元前600年的某一天，熊侣召集群臣饮酒，日暮酒酣之际，灯烛忽然熄灭。有人趁乱揩油，拉了拉熊侣宠姬的衣角，宠姬很警觉，一把拽断了那人的帽缨（帽上的带子），然后将此事告诉了熊侣，哭求熊侣查出那人是谁。熊侣却对众人宣布说：今日痛饮，各位干脆都把帽缨拽断吧，否则怎么算得狂欢？于是百余号人统通断了帽缨，而后烛火才又燃起。三年之后，楚与晋大战于邲，有楚将名曰唐狡，勇猛异常，身先士卒，五度冲锋，终于击溃晋军。战后，熊侣惊讶地问那人为何如此奋不顾身，那人坦承，自己就是那个揩油不成被拽断帽缨的人，置生死于度外，勇猛杀敌，只为报恩。
此类故事，还有很多，它们传递出一个共同的信息：熊侣有度量，能容人，又能用人，而且不管起初多么浑噩，最终总能听取谏议，把国家带上正途。
他的成功，有赖于楚国百余年的物质积淀，更是其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所致。从某些角度来说，他甚至比齐桓公姜小白、晋文公重耳更加“完美”。因为姜小白晚年昏聩，死后留下一个超级烂摊子，所谓晚节不保；而重耳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基本是靠了赵衰等人的辅佐，他个人的领导能力居于次要地位。
楚庄王像
熊侣是一个令中原华夏族群颇感困惑的人。
一方面，他是“蛮夷戎狄”的代表，是信奉武力至上、秉持兼并主义的挞伐者，是华夏世界最大的敌人。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对“礼”“义”的崇奉，比如灭陈设为楚县，听了申叔时的劝谏，旋即使陈复国；克郑之后，即退军与郑达成合约；邲之役大败晋军，但穷寇不追，拒绝筑京观，且释“武”为“止戈”；围宋九月，即将灭宋之时，听一言而退兵结盟……比许多把“礼”“义”挂在嘴边却只是说说而已的中原诸侯更令人尊敬。纵然熊侣这些举动中掺杂着复杂的政治权衡，终究流露出些许君子之风，因此，后世最讲“礼”的孔子也对其赞赏有加。
事实上，熊侣称霸中原，还有一个更为久远的影响——随着楚国与华夏世界更加深入的交往，楚国正在主动或被动地褪去身上蛮夷戎狄的巨大标签，缓慢但却坚决地与华夏世界融为一体。
齐桓、晋文的功绩是“尊王攘夷”，力图将夷狄拒之门外，保证夏不被夷摧残；熊侣的功绩则是促进了夷、夏的融合，从文明的角度，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连通起来。三位霸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使命，而融合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熊侣死后，其子熊审嗣位，是为楚共王。熊审虽年幼，不过十岁，但他的父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楚国内部也基本安定，所以楚国霸业不仅没有随霸主而去，反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公元前589年六月，晋国出师伐齐，鲁、卫两国也加入其中，听从晋国调遣。
卫国附晋，由来已久，但鲁国在五年前楚人围宋时，尚且站在楚国一边，为何此时反倒附晋了呢？原来，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国曾遣使入楚，请求楚国发兵助鲁伐齐，恰值楚庄王熊侣辞世，楚国未发兵，让鲁国十分不满。同年十月，在位十八年的鲁宣公姬倭也死了，其子姬黑肱即鲁成公嗣位后，立即背楚亲晋，派大夫臧孙许赴晋，与晋景公姬孺盟于赤棘（晋地，所在不详）。
《左传·宣公十八年》书影
鲁国附晋，令楚国十分恼火。于是，在晋、卫、鲁、曹联军败齐之后，同年冬天，楚国以令尹子重为帅，出师讨伐鲁、卫。此役，楚尽起全国之兵，甚至连楚王的护卫军也全部出动，再加上蔡、许、郑三国之兵，浩浩荡荡杀向北方。
卫国不堪一击，宣布投降，楚联军旋即东向，攻入鲁国的蜀地（在今山东省泰安市西），此地距鲁都曲阜不过百余里，数日可达。鲁成公姬黑肱心中恐慌，令臧孙许前往请和，后者却拒绝前往，他说：楚军那么远跑来，很快就会主动撤走的，我就不去领受退楚的虚名了。
等到楚军行至阳桥（鲁地，在今山东省泰安市西北），姬黑肱再也不敢等下去了，另派仲孙蔑（即孟献子）前去请和。他唯恐楚人不答应，遂献上木工、缝纫工、纺织工各百人，另以弟弟公衡为质。
楚人答应了。
是年十一月，挟降卫、服鲁之威，楚令尹子重召集诸侯大会于蜀。这是整个春秋时代规模极大的一次会盟，参加者共计十二个国家，除了楚、鲁、宋、陈、卫、郑等重要诸侯之外，尚有曹、邾、薛、鄫等弹丸小国，而且，东方大国齐国和遥远西方的秦国也都派人参加。也就是说，除了晋国，当时国际上有头有脸的大小国家悉数到会。
这是一次令晋国咬牙切齿的会盟。
晋国虽然愤恨，却不敢直面楚人的威胁。当楚国大军接连讨伐它的盟友卫国和鲁国时，晋国选择了沉默和躲避。于是，当盟友们在蜀地会盟坛上向楚国表示臣服时，晋国只能怀着愤怒、痛恨，或者还有一丝耻辱，筹划着“反攻倒算”的时机。
春秋时代的盟书，出土于山西侯马
蜀地之盟，虽然有人说诸侯是迫于楚国威压而来，因而会盟是缺乏诚意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盟辞不过都是空话，但是纵观整个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会盟数百上千次，有多少会盟可称真诚？又有几句盟词没有沦为空言？吁求众神监督执行的神圣盟约，要求国君遵循内心的道德律令，要求人的真诚和对惩罚的恐惧，残酷的现实世界中，实力却是唯一的标准。因此，很多时候，盟誓归盟誓，是否遵从则是另一个问题——你有实力，自然众人追随，你实力不济，他们就会转而追随更有实力者。
在利益面前，昂首的总是实力，低头的总是道德。
诸侯来会，正式承认楚国的霸业，无论自愿还是被迫，都是源于楚国的实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蜀之盟是楚人家谱上的巅峰时刻，它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威慑，迫使众多诸侯俯首臣服，势力范围南达江汉，北抵黄河以北，东至海滨，西极关中平原，广袤辽远，盛极一时，虽齐桓、晋文莫可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