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旅驿——清末民初文学与文化》，陈建华主编，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即出
“清末民初”作为文学史分期词语，含有数十年来学科划分及其观念的变迁，此刻在我记忆中浮现阅读和思考的轨辙，约略言之不无温故知新之效。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正典文学史有“近代”和“现代”之分，前者始自鸦片战争，后者始自“五四”运动。章培恒先生在本世纪初发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文说明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中已出现鲁迅所说的“人性的解放”的因素，具现代文学“开端”的意义。如果“近代”分期以政治、经济为基础，那么章先生的“现代”意味着回归人性和文学自身，在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可看到人性的文学如何从上古、中世到近世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历程。虽然八十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就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而章先生强调“人性的解放”，是为其文学史书写所定的精神原则。如他对徐枕亚《玉梨魂》的高度评价，打破古今、新旧、雅俗的成见，至今仍具启示性。另一端是李欧梵先生，近年来一再主张中国现代文学从晚清开始，这得追溯到他的197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书里把林纾、苏曼殊和徐志摩、郁达夫等同样看作“现代”作家，这和当时流行的“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史概念很不一样，特别是林纾臭名昭著，和新文学形同冰炭，现在我们对他的认识已大为改观。对于晚清研究，不能不提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除“谴责”之外对“狎邪”“侠义”和“科幻”等小说类型展开论述，晚清小说如惊艳还魂，令人刮目相看。另外对于“重写文学史”厥功甚伟的是范伯群先生及其研究团队，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凝聚着他们多年的辛勤耕耘，“近现代”意谓起自《海上花列传》至民国时期的“通俗”作品的研究范围。他们还编著了许多“礼拜六-鸳鸯蝴蝶派”作家评传、作品选集等，有效拓展了文学观念、空间与市场。
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
某种意义上这好似一次西风东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欧美学者不约而同关注晚清和民初文学，在八十年代初形成第一波冲击。占先机的是1980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了米列娜主编的《传统到现代：十九至二十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论文集，接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余波，主要讨论晚清“谴责小说”而旁及“狎邪”小说《九尾龟》，理论分析具结构主义东欧学派特色。次年加州大学出版社的林培瑞《鸳鸯蝴蝶：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小说》，是打破鸳鸯蝴蝶派禁忌之作，对该派的历史条件、发展和代表作家等方面叙述甚详，然如米列娜所批评，对于作品注重社会性而忽视艺术性。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柳存仁主编的英文文集《清代与民初的“二流”小说》，收入《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文明小史》与《啼笑因缘》等的翻译及论文与访谈。所谓“二流”（middlebrow）指这些小说在艺术上逊于《金瓶梅》与《红楼梦》，算不上一流，但其中夏志清《〈玉梨魂〉新论》一文颇出格，石破天惊地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的二十年中国文坛活泼有劲，产生了《玉梨魂》这一中国“感伤-艳情传统的巅峰之作”，而五四时期的白话创作显得贫乏寒伧得多。
樽本照雄在九十年代末开始编《清末民初小说篇目》，胡志德先生于2004年出版《把世界带回家：西学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国》，由是“民初”成为通用分期概念。胡著是一部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的力作，如指出朱瘦菊《歇浦潮》反映了晚清追求功利主义的思潮，揭示通俗小说与城市意识形态之间的多重面向。此年韩南先生出版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小说》，同年中文版见世，题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书中彰显十九世纪传教士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及其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关系，如剖析吴趼人的叙事手法、陈蝶仙写情小说的“浪漫之旅”，称《风月梦》为“第一部城市小说”等，新见迭出，标志着晚清民初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韩南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略举这些著述，旨在体认先驱们筚路蓝缕的足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晚清”“民初”“近现代”等分期概念琳琅满目，在当时语境里皆意味着摆脱以前“近代”“现代”的正典束缚而凸显文学特性，释放出无穷的历史叙事欲望，也是众声喧哗的隐喻。各家的不同分期方式殊途同归，重访百余年前的历史时空，为晚清民国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主要聚焦于小说，涉及主题、类型、叙事方面等，包括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有效运用当代文学理论，皆足具范式，为后来的研究铺设了阳关大道。
韩南指出，1815年米怜创刊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并刊出其小说《张远两友相论》。该杂志在马六甲出版，由商船沿中国海岸发行，说明在十九世纪初中国已进入资讯的全球流通而踏上世界文学之途。这类传教士杂志后来演变为报纸，如安德森所说小说与报纸具有建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功能，学界在呼应之际将目光移向媒介，2003 年出版了陈平原与山口守合编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与贺麦晓的《文体问题——现代中国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1911-1937》，打开媒介与文学研究的面向，由是文学研究由文本延伸至生产、流通与接受等方面，给文学史书写带来新的生机。有趣的是东西方学者几乎同时关注文学与传媒的议题，意味着全球化浪潮中形成某种国际汉学共同体。
王德威把晚清研究看作古今对话的平台，与当代中文创作呼应，如“新狎邪小说”等重现传统文类的活力，然而始料不及的是新世纪里“科幻小说”狂飙突起，一发不可收，成为世界艺坛的壮丽景观。若从语言角度看，在持续不断的“国学热”中古文回到日常生活，古典诗词穿上民族青春的衣装，“汉语”定于一尊，“拉丁化”运动寿终正寝，颠覆了胡适等人关于“白话”进化的许诺。确实，历史充满吊诡和不确定性，一再揶揄我们的乐观，却也蕴含中国调适和重建文化传统以回应全球化挑战的内在逻辑。
某种意义上接踵“晚清”而来的“民初”非同小可，“被压抑的现代性”包括为数众多的“鸳鸯蝴蝶派”，在重绘的文学地图上冒出大大小小的星座，应接不暇，其实所谓“通俗”文学基本上是城市文学，就上海而言，与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城市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至民初由“礼拜六派”奠基，文化上混杂国粹与西学，兼容文言与白话，紧贴本土资本主义机制与各类媒介，打造核心家庭与市民的都市梦幻及其日常现代性。新世纪以来随着其全球城市的崛起，李欧梵《上海摩登》、叶文心《上海繁华》、叶凯蒂《上海·爱》与戴沙迪《上海媒域》等专著纷至沓来，无不凸显“海派”文化，涉及民族、革命、性别、媒介、时尚、感情、物质等议题，给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展开广阔的前景。
《世界将来之伟人》，《中华小说界》1914年9月。
《飞翔的旅驿——清末民初文学与文化》主要探讨晚清民初文学与文化，仅是近十年来的部分成果，收入十五篇文章，显示一些共同趋向：文学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人文关怀和专业技艺的要求所驱动，对文本与文论的探索以古今中外为坐标、以跨学科为方法，走向广袤而崎岖的前沿高地；民初研究含有“共和”“都市”和“通俗”的多元面向；抒情传统带来新的情动源泉，与“感情史”研究交相辉映；媒介研究以报刊为方法，“新媒体”“媒介景观”与“媒介领域”等概念有助于对“延伸”中的知识转型、感情结构、权力机制等方面的辩证认知；以自反立场关注晚清民初的“内卷”性，从中释放出“新的革命性的东西”。
第一编“历史与理论”部分第一篇李欧梵先生的《晚清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课题》是根据2012年10月31日他在台湾地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的讲演记录整理而成。“新课题”包含对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现状作一番审视和反思，并提出方向性展望。同时也讲到自己如何与晚清研究结缘，简略回顾了如何从历史到文学又到文化史研究的过程。李先生最初是学思想史的，在哈佛大学师从的史华慈先生于1964年发表了《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被誉为“跨文化思想史的开山之作”，这好似给他播下了对晚清兴趣的种子。2012年他在“中研院”访问期间回到晚清文学研究，写就《林纾与哈葛德：翻译的文化政治》《历史演义小说的跨文化吊诡：林纾和司各特》以及与桥本悟合写的《从一本小说看世界：〈梦游二十一世纪〉的意义》，各篇两三万字，劲道十足，皆为跨文化研究的示范之作。
近年来李先生似是个怀着“世界主义”的本雅明式“游逛者”，这篇演讲也显出这一特色。他说“新课题”来自老问题，后现代热衷于空间讨论，却不能冷落了时间观念。他曾经写过一篇讨论晚清至“五四”的线性时间观的名文，收入纪念史华慈先生的论文集中，这次受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激发而作一种文化史随想。他把晚清看作“帝制末”和“世纪末”，含有本土与世界的双重视野，觉得“被压抑的现代性”含有“革命与回转”的现代性吊诡，而把后者视作“内耗”：“我个人认为就是传统中国文化思想。这个‘内耗’本身是有建设性的，不见得全是破坏。有时甚至产生新的革命性的东西，所以它的吊诡性就是从旧的传统里面可以找出不自觉的，或是自觉的、新的端倪。”这让人想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新天使”：他的脸朝向过去，在李先生那里却没那么“忧郁”，在越堆越高的废墟中点击烬余的“幽灵”，使之发出启示之声。如他在刘鹗的《老残游记》中遭人诅咒的三回中发现其“抒情境界远远超过它的政治寓言意义”；或通过哈葛德《所罗门王的宝藏》的解读揭示“他的帝国主义思想的背后是对于古文明的向往”，从而打开为后殖民理论所忽视的面向。
胡志德先生《清末民初 “纯”和“通俗”文学的大分歧》就范伯群先生所说的“纯文学”与“通俗”之别展开论述，指出这一区别一向存在于传统中国文学中高下和雅俗的权力结构中。自梁启超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之后，小说成为动员大众感情的主要媒介，然而小说以表现大众喜怒哀乐甚至“低俗”趣味为本务，并未遵循他的旨在规训国民的“新小说”企划，以致1915年他在《告小说家》中以“诲淫诲盗”严斥“艳情”和“侦探”小说，却彰显了改良精英们对小说的掌控危机。胡先生以五四新文学对“黑幕小说”的讨伐与《小说月报》改版为节点，揭示了知识精英如何把“鸳鸯蝴蝶派”作为敌对靶子，通过大学教育与主流媒体的机制性合谋而获得话语权，使“纯文学”与“通俗”形同楚汉。“这个具诽谤性的区分‘严肃’和‘通俗’文学的方式，自此后便一直维持着如此尖锐的二分法，并为中国文学与学术带来重大的后果。”这一“重大的后果”表现为“朝向着韦伯以‘理性’为现代化核心概念的‘理性的现代性’目标”。此论断是在辨析各种“现代性”理论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做出的。
胡志德著《把世界带回家：西学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国》
“大分歧”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通俗”被平反，然而其命名本身似含美学上的先天不足，胡先生通过对赵笤狂《典当》的解析，认为它比鲁迅的《孔乙己》“留给了读者更多反思空间”，且以周瘦鹃《对邻的小楼》为例指出：“事实上，还有许多被公认为‘通俗’文学典范的小说反而更符合‘纯’文学，甚至是现代主义小说的标准。”这些意见是富于前瞻性的，为了推展处于成长期的“通俗”研究，他在2017年为《译丛》（Renditions）策划了《民国都市小说》（Republican Urban Fiction）专刊，选译了周瘦鹃、朱瘦菊、张恨水等十余位作家，而总题不沿用“popular”一词不仅为了避免“通俗”的局限，也出于中西不同语境的审慎考量。
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对晚清研究具开启闸门之效。他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论不胫而走，其意义逸出了晚清研究。我在别处说过他的丰硕论著不光给“重写文学史”带来新的议程，而在文本分析、批评实践、中西理论贯通及其书写风格方面展示出一种“形式”的魅力，与从“革命话语”到“话语革命”的时代转型相一致。收入本书的《现代中国文论刍议：以“诗”“兴”“诗史”为题》也是一篇切合当下实际而提示研究方向的宏文。针对文学批评与研究中运用西方理论而存在盲目依循或单向排斥的状况，此文围绕“诗言志”“兴”与“诗史”这三个话题列举了鲁迅、王国维、梁宗岱等人的相关论述，显示前辈学人如何运用中国文论与西学进行对话的批评实践，对我们有启迪意义。的确，“诗言志”等都属于中国文论的经典话题，与西方文论皆具可比性，如文中提到“兴”与西方“再现”或“模仿”观的相通之处，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颇多论述，乃至最近国内当代文学批评也在讨论“现实主义”问题，对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王先生说“点到为止”即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他主张今天的文学批评不仅需要知道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更需要知道中国文论的前世今生，不啻为一个纵横贯通中西古今的十字坐标，我想对于任何一个立志高远的当代学人，都值得置于案头以志警策。
王德威著《被压抑的现代性》
第二编四篇文章讨论“作者与文本”。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经由侯孝贤的《海上花》、张爱玲的中英文翻译到被视作城市小说的发端，似乎见证了近数十年来文学经典化运动的急剧变迁。经典以流动为生命，文本仍有待诠释。罗萌的《谈〈海上花列传〉的空间表述：“长三书寓”与“一笠园”》处理小说兼批评中的“软肋”，即后半部对私家花园“一笠园”的描写被认为是“败笔”，以致张爱玲删去了细述“酒令”的几回。罗萌对小说中时间空间的分析具理论色彩，从巴赫金、纪德堡到德勒兹和瓜达里，始终贴近文本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层层细剥，揭示出作为城市缩影的妓院的“消费时间”与“景观性时间”的特质。这诠释的有效性或许得益于这部小说的“照相写实主义”，其之所以在晚清“狎邪”小说中夺冠，也因此之故。它较为逼真地体现了上海开埠后的城市经验——给作者“再现”冲动的生活之源，并发明“穿插藏闪”的创作手法，包括小说的连载形式，进而塑成近代报刊下的“共时性”阅读习惯。正因为“逼真”，与“一笠园”的存在共同形成了被称之为“现代”与“传统”的明显反差。不过说“败笔”的当然是出自现代性立场，但是如果全书一味写实，缺少虚实之间的张力，似会减弱诠释的焦虑。如罗文所述，“一笠园”并非“大观园”式的回归传统，也不意味着对现代的“反动”。或许，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反差被二元对立化了，作者避开喧嚣的闹市而放慢叙事节奏，却不改冷静和略带揶揄的笔调，并未背离“城市公共空间”的因果逻辑。
贺麦晓教授与孙丽莹合作的《“不良小说，猥亵图画”：〈眉语〉杂志（1914-1916）的出版与查禁》对文学与杂志关系的探讨可说是他的《文体问题》一书的微型橱窗展示。随着对民初文学的关注，一批女性杂志与女性作者进入学者视野，其中《眉语》杂志由一群女性挂名编辑，且遭到官方禁止，这现象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报刊与文学研究注重媒介功能、文化整体与历史脉络，使文学史的书写版图大为扩展。这篇论文对《眉语》的编辑群体、图像、广告、市场流通以及被禁过程等方面作了平行而立体的考察。对这本杂志来说图像部分尤为吸睛，也是其遭禁的一个主因，为了获取清晰原貌与改换封面的不同版本，数据库尚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作者遍访北京、上海和美国等地的图书馆，可见这项研究的实证与专业精神。
贺麦晓著《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
民初数年中都市文艺杂志一时蜂起，多达三四十种，如《民权素》《礼拜六》《香艳杂志》等多为南社同人所创办，以立足国粹而吸取西化为共识，《眉语》算是独立门户，也具这种文化保守倾向，更排斥“革命”而回归传统，但作为一份宣言“闺秀”风雅的杂志，尤为出格的是在封面与照相内页上大量刊登裸体图画，尽管主编以道德“清白”自辩，但客观地看，从中国女体须挣脱传统的禁锢而走向社会来看，却具“冲决罗网”的意义，如果把这看作一种“内耗”的话，正含有革命性的激进内涵。
《眉语》第二号，1914年。
正如此文指出，《眉语》对于“近代印刷文化史、女性编辑史、女性文学史、裸体视觉文化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对民初女性杂志的研究成为国际性热点，如近几年季家珍的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以及她与贺麦晓、梅嘉乐主编的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等，均包括相关论文。马勤勤在此园地中耕耘不息，其《通俗翻译与“女小说家”的中西杂交——从包天笑、周瘦鹃的同名译作谈起》是作品之一。虽然这两篇《女小说家》在艺术上不算高明，而对它们作深入考察，不仅点出民初女性文学兴起的背景，也在于揭示“通俗”文学的价值所在。作者指出：“正是在‘通俗’的意义上，两篇《女小说家》才显示出文化参与的巨大张力，从而在中-西、新-旧、雅-俗、男-女、文学-文化等多重网络格局的交织冲撞中，翻转出文化权力、性别政治、市场逻辑和女性文学（小说）增长的暧昧空间。”正是把“鸳鸯蝴蝶派”放到历史场景中并对其自身开展逻辑及复杂结构作微观与宏观的探究，方显出“通俗”的“历史定位”，也在在展显了广阔的视野与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
贺麦晓、季家珍、梅嘉乐编 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王国维在哲学、史学、美学和文学方面成就卓著，对其方方面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而对其自沉昆明湖也众说纷纭，张春田的《“人间”、文学与情感政治——重思王国维的生命选择与文学文化》则聚焦于王国维的感情世界而别开生面，由各类文本的细密勾稽而铺展的王国维生命之旅中，感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此文融汇于“抒情传统”的研究潮流而提出“情感政治”的命题，强调情感与政治的纽带，且作了具体界定，为文学文化的跨界研究开辟新的面向。围绕王国维的“情之所钟”，此文进一步阐述其本雅明式的“忧郁”，甚而提出一种另类的“忧郁现代性”，将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引向反思进步史观之“暴虐”的境界。顺便提及作者在几年前编辑出版了《“晚清文学”研究读本》，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张春田编《“晚清文学”研究读本》
第三编的四篇论文属于方兴未艾的翻译与跨文化研究，颇能体现本书的标题——“飞翔的旅驿”。把“翻译”比作文学与文化的“旅行”司空见惯，而这几篇的全球想象让人翩翩欲飞。黄雪蕾的《跨文化行旅，跨媒介翻译：从〈林恩东镇〉（East Lynne）到〈空谷兰〉，1861-1935》很有代表性，一变对本土翻译文本追本溯源的做法，而以《林恩东镇》为出发点，其东亚之旅展示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化”进程。这无疑给晚清研究打开更为广阔的时空。迄今我们所知道的近代“知识转型”，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传教士的知识传播，主要是有关科技、政经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而《林恩东镇》的传播则凸显大众与日常生活层面的感情之流，在各地激起涟漪，形成如李海燕所说的“感情共同体”。在维多利亚时代“耸动小说”十分流行，以伤感和煽情为特征，折射出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和家庭变动，故事中女主与火车相撞仿佛是女性与现代性遭遇的悲剧性隐喻。这类小说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澜汍荡漾，至二十年代初周瘦鹃的《留声机片》仍风靡一时。今天提起维多利亚小说，莫不以《简·爱》或奥斯丁小说为经典，然而这类“耸动小说”及其洒狗血手法被视作恶俗的标记。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对晚清民初的上海的影响至为深刻，对其“忧郁现代性”值得大力探究，李先生说到，林纾所翻译的大多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畅销小说，还提到潘少瑜及其“维多利亚读书会”在专注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我们看鸳蝴派小说，至二十年代仍有不少写都市中产阶层和家庭的，有一类是描写“理想家庭”的，有人认为延续了晚清的“乌托邦”类型，现在也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空谷兰》插图，《时报》1910年4月25日。
这些文章另辟新的主题，对西方理论做到融会贯通，注重历史实证，对文本的旅行轨迹作巨细无遗的追踪与演绎，如果套用黄雪蕾文中的“媒介景观”的概念，同样都需要搜集和处理各类文本，文学的、历史的、图像的等等，也必然与各种媒介连在一起，因此跨文化研究也是跨媒介研究。李佳奇的《侈言与迻译：郭嵩焘〈使西纪程〉的西文史料稽考》也别出心裁。近代史上郭嵩焘颇受瞩目，他是清廷派遣的首任驻英公使，其《使西纪程》开启了旅外使节日记的文类；因他在日记中赞扬西方文明而遭到保守势力攻击，该书被禁毁。中外学者对郭嵩焘及其《使西纪程》的探讨都限于中文语境，而李佳奇则朝外看，发现外媒的一片热闹景观，发现当时《使西纪程》有不同英译本，分别在伦敦、香港和上海出版，在各地报纸引发批评和争论。李文的意义不止于指出在日记毁版问题上中外之间的不同观点，还在于开发了一种国际视野，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景观。相对于翻译研究中侧重“西学东渐”的主流史学叙事作者提出“东学西译”的研究方法。这也运用在他对郭嵩焘的后继者刘锡鸿和曾纪泽的研究中。
在使“现代性的想象”赋形生动方面，颜健富的《非洲路途，中国视角——论〈斐洲游记〉对于施登莱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的重构》也可谓“异想天开”，呈现了一幅十九世纪中国人在非洲探险的奇幻图景。正如西方传教士踏上中土一样，欧美人士立温斯敦与施登莱等人到非洲冒险与探勘，都属于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活动，但晚清译者把施登莱的《穿透黑暗大陆》翻译成《斐洲游记》时，在反转剧情上尽奇思妙想之能事，经过一番“主体”的拆除与置换，变成了一本中国人的非洲游记，对世界满怀探幽寻胜之趣，其间借用了旅外使臣的观光经历和历代游记的抒情修辞。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鼓吹新国民的“冒险”精神，其实《斐洲游记》已启此新机。远的来说，仿佛是古代王朝的民俗采风传统的回响。就地域角度来看翻译研究，向来重视欧美日方面的书写，颜健富开辟非洲研究路线，乃摆脱思维套路之故。尽管《斐洲游记》属于虚构，却建构了崭新的民族形象及其走向世界的愿景。作者的非洲研究系列已结集成书，题为“穿梭黑暗大陆：晚清文人对于非洲探险文本的译介与想象”，刚出版。
颜健富著《穿梭黑暗大陆：晚清文人对于非洲探险文本的译介与想象》
崔文东的《晚清外国英雄传记、文学流动与思想转型：以明治日本汉文志士传的晚清改编为例》是有关晚清传记文类的跨国翻译的研究，也具开拓性。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极力鼓吹小说对大众的感染作用，说如果把华盛顿、拿破仑、释迦和孔子写成小说的主人翁，读者也会“化身”为这些伟人，这要把小说当传记看了。确实，晚清时期关于世界伟人的传记广泛流传，其榜样的力量不下于小说。而在康、梁等改良派的心目中则另有崇拜的英雄，他们恨不能“化身”为日本的“幕末志士”，企望重演一幕“尊王攘夷”的历史壮剧。晚清思想中有一股鼓吹“侠”风的潜流，由崔文东的比对梳理，我们得知这在改良派乃是一道隐秘的精神链锁，渊源于明治汉学家的“志士”传记，而经过一番地缘文化移花接木的改造。由是可知近代中国思想已卷入全球文化与媒介的网络，而以传记文类为视角是个富于挑战的选择。
最后一编的四篇文章有关视觉文化，分别以肖像画、照相、电影与图像作为研究对象，对于跨文化与跨媒介研究各具特色。如王宏超的《郭嵩焘伦敦画像事件考：图像的政治与文化相遇中的他者套式》所述，郭嵩焘的肖像也成为一个国际性事件，却直接断送了他的仕途，跟《使西纪程》的前科也有关系。关于肖像的中西不同观念，王文在巫鸿的基础上解说“套式”，在文论里则与西方的“再现”“模仿”观相关，上面王德威的论文已提到过。此文多方搜证，考释精详，从画像政治、再现套式、官场风波到夫人外交，把整个画像事件的里里外外交代得殊为清楚，充满有趣的细节。
古德曼（Walter Goodman）所作郭嵩焘肖像
吴盛青最近出版了《光影诗学：中国抒情传统与现代媒介文化》（Photo Poetics: Chinese Lyricism and Modern Media Culture）一书，本集收入《重层的自我影像：抒情传统与现代媒介》是书中一章。晚清时期摄影术的传入使人们不仅对“真实”世界，也对自我的认知发生变化，此文在中国抒情传统中探讨“自题小照”，浓描细写了现代主体铸塑的集体工程，较过去关心形似与否远为多样复杂，呈现种种自我的疏离、分裂和对诘——全球化流动中不确定现代性的主体形态。本雅明说照相技术不能复制艺术品的“灵氛”（aura），但有趣的是，通过“纸上镜像”的文字写真捕捉了“自传性时刻”的心灵真实，也是独一无二的，如电影所创造的“作者风格”一样，似给自我披上了现代的“灵氛”，而抒情传统在古今演变中走向现代，文心粲然，千姿百态。
吴盛青著《光影诗学：中国抒情传统与现代媒介文化》
近年来对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关系的研究成为国际显学，付永春的《影业红娘：二十世纪早期中美电影工业的中间人》着眼于两者之间的“中间人”，如来华创立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依什尔和萨弗为人所知，而此文从域外资源弄清他们的身份及活动情况。又如郑正秋提到过的“林奇”，据此文考证即“灵契”，方知他对中国早期电影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研究另辟新径，具前沿意义，在作者新近出版的《中国早期电影跨国产业》（The Early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 Industry）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考述。
付永春著《中国早期电影跨国产业》
我自己近来的兴趣是探讨民初文学文化的“共和”精神。拙文《民国初年新媒体与社会文化力量的崛起》好似演绎图像学的“展示”（display） 概念，对民初数年里的杂志封面、照片插页和报纸广告作一番甄选、编排与解说，旨在说明一种蓬勃向上的都市媒介景观。由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国民气象，一洗晚清的“亡国奴”心态，尽管时局纷乱、专制肆虐，一批草根性文人与大众、媒介合谋，显示文学、美术、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活力前所未有，朝着国粹与西化、教化与娱乐的方向，为一种都市新文化奠定了基础，其中女权意识的崛起是一大亮点，如为数不少的女子驾驶飞行器图象征地表达了女性自信与家国美好生活的未来愿景。
这些论文从各种角度传递历史的发现与启示。各类文学与视觉文本，如小说、日记、诗歌、传记、游记与肖像、照相与图像等，进入十九世纪全球性流通场域。作者们犹如数码时代的知识考古者，通过网络资料库的键盘点击或图书馆藏的卷帙翻阅，发现这些世纪遗忘与封尘的历史残骸，唤醒其生灵与记忆，并诉诸潜思冥想、感同身受的体验，凭借跨民族、跨文化、跨媒介的理论和视野，以精制的学术叙事展现在我们面前。